核心提示：以這些虧欠協(xié)餉為擔保向外商借錢，由應協(xié)省份負責外債的償付，要求清廷命令應協(xié)省份的關道出擔保票，通過總海關稅務司飭令各省關稅務司加蓋督撫印，使協(xié)撥省份加蓋關防的海關印票代替了難具約束力的中央催解……其中的灰色地帶是巨大的，誰也無法知道胡雪巖在外國銀行和政府間來回操辦此事的具體細節(jié)。
本文摘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第408期，作者：朱文軼，原題：《胡雪巖發(fā)跡和軍火生意》
1874年，清同治14年，胡雪巖創(chuàng)建杭州胡慶余堂。這是胡雪巖從金融涉足實業(yè)的第一步。
1874年，胡雪巖已經很富有了。他當時擁有的土地可能不下1萬畝，他的“阜康錢莊”在京城僅列東四牌樓的“四大恒”恒利、恒和、恒興、恒源四家錢莊之后，分支機構達到20多處，資產在2000萬兩以上。這一年胡雪巖給左宗棠辦的最重要的一筆差，不僅給他帶來了豐厚的收益，也讓他與左的結盟更為牢靠。二人在隨后的歲月里持續(xù)著這樣互惠而有效率的合作。4年后，光緒四年春天，左宗棠的西征戰(zhàn)事一結束，他被晉升二等侯，緊接著就向光緒皇帝要求給他的盟友以政治獎賞了。
這是左宗棠第三次為胡雪巖請賞，前兩次分別是在同治五年十一月和同治十二年四月，胡光墉的官銜由認識左宗棠之前的“運使銜江西補用道”，提為“福建補用道，賞加按察使銜”（1864年）、“布政使銜（從二品）”（1866年）。1878年4月14日，左宗棠會陜西巡撫譚鐘麟，聯(lián)銜出奏“破格獎敘道員胡光墉”，歷數(shù)他的功勞，計9款之多。
這一年，對左胡二人確實都至關重要。
在19世紀70年代以后，清王朝面臨著嚴重的邊疆危機。1867年，原浩罕汗國的軍官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所謂“哲德沙爾汗國”，投靠俄國。1870年，俄軍占領伊犁。西北邊疆出現(xiàn)了嚴重的領土危機。1873年，左宗棠攻占肅州，最終鎮(zhèn)壓了回民的造反，長達20多年的內戰(zhàn)結束。他建議清政府乘勝出兵西北，收復新疆。但1874年日本繼兩年前宣布琉球為其“內藩”之后于該年5月直接出兵登陸臺灣，又直接引起另一個同樣重要的防御問題：“海防”。這一年，清廷內部出現(xiàn)了“塞防”和“海防”兩派觀點的激烈交鋒，兩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左宗棠和李鴻章。
左宗棠于1874年11月上奏清廷，直接道出了海防對于西征協(xié)餉的影響：“甘餉日形支細，出關各軍待用孔殷”，而“自福建籌辦臺防，沿海各省均以洋防為急，紛議停緩協(xié)餉”。1875年3月6日他又致信總理衙門：“現(xiàn)在用兵乏餉，指沿海各省協(xié)濟為大宗，甘肅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籌辦海防，急于自顧，紛請停緩協(xié)濟，則西北有必用之兵，東南無可指之餉，大局何以能支？”左進一步指出，如果沙俄不能逞志西北，那么其他各國就不至于構釁東南，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應當并重，而收復新疆則有燃眉之急。
左宗棠的論點顯然更迎合當時朝廷的期望，但國庫空虛的財政狀況決定了清政府不可能同時打兩場戰(zhàn)爭，塞防、海防之爭的背后是清政府有限的財政資源優(yōu)先分配給朝中哪一方政治勢力的問題。西征軍人數(shù)2萬余，萬里行軍，費用浩大，西征軍餉由西征糧臺統(tǒng)籌外，還有伊犁軍餉、塔里巴哈臺軍餉、烏魯木齊軍餉。張曜的嵩武軍14營，每月應支凈糧料43.695萬斤，正雜餉銀3。728萬余兩；宋慶的毅軍馬步隊及長夫共9136余名，月需凈糧料49.31萬余斤，正雜餉銀4.1萬～4.2萬余兩；金順一軍馬步20營，人數(shù)達1萬以上，月餉、糧料又不知凡幾。隨著西征戰(zhàn)事的展開，兵員不斷增加。糧料的運輸更是一筆極大的開支，每百斤自肅州至安西的運價高達11.7兩，此外還有大量軍衣、軍械的添置以及欠餉的補發(fā)等等。另外，內戰(zhàn)剛剛平息后的險象環(huán)生的內陸局勢，也是朝廷上下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一個是大量遣撤清軍、失敗的起義士兵的安置難以解決，社會治安問題日益突出，內陸異常窘困的形式下保證西征大軍前線糧餉極為艱難。財政上能否保證就成為全盤關鍵。
左宗棠充滿煽動性的政治觀點能否兌現(xiàn)更需要現(xiàn)實可行性的支持，他顯然必須自籌到相當大一部分西征軍費。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這已經反映出這場論爭中清政府的傾向。
盡管這場左、李之爭的表面始終沒有浮現(xiàn)出胡光墉的身影，但左宗棠之所以敢于如此打保票，因為他在十余年的交往里對胡光墉的能力已經深信不疑，他把籌錢之事信任地交給了后者。
“西征借款”和胡雪巖的回扣
協(xié)餉制度是清代整個財政體系運行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是中央政府調度全國財政資源的基本制度。協(xié)餉所涉款項稱為協(xié)款，是指在省際之間協(xié)濟運行的。協(xié)款的流動，由中央政府指令調撥，調撥的依據(jù)是上年冬季各省督撫對本年度應支傣餉的估算，即所謂“冬估”。冬估所列支出通常為常列開支，經戶部審核無偽劣支出后，便由戶部分春秋兩次撥款。各省督撫、藩司根據(jù)春秋撥冊，調度本省內部財源，扣存批準動支的款項，稱為“存留”；征存有余的部分，即須報解，稱為“起運”。起運款項依戶部指令或解交中央，或協(xié)濟地方貧瘠、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彭雨新研究這一制度時說：“協(xié)餉制度下極為復雜的春秋撥，猶如一盤棋局，任隨天才的棋手前后左右移動周圍的棋子，無不得心應手，這只是大一統(tǒng)國家的財政統(tǒng)籌，是起運存留體制的活用?！?/font>
但財政大量虧空下情形則全然不同。甘肅新疆協(xié)餉歷來是清朝財政支出的一個大頭，在道光年間，甘新協(xié)餉每年達404萬或415萬兩，幾乎占國家財政支出的十分之一，除留抵外，每年實撥銀300多萬兩。而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和賠款耗費了清政府大量庫銀，左宗棠西征前，協(xié)餉制度幾乎名存實亡了。到咸豐年間，甘新協(xié)餉屢次裁減核扣，大幅度下降，減至302萬兩。同治初年，每年實撥到新疆的經費僅44萬兩，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應撥甘新協(xié)餉中，兩江60萬兩，浙江144萬兩，廣東84萬兩，由于年年拖欠，成了一大筆空有其名的財源。光緒元年（1875）底，各省關積欠協(xié)餉已達2740萬兩，相當于3年的應協(xié)款額，直接影響了西征計劃的順利實施。
左宗棠想出的辦法是舉借外債：以這些虧欠協(xié)餉為擔保向外商借錢，由應協(xié)省份負責外債的償付，要求清廷命令應協(xié)省份的關道出擔保票，通過總海關稅務司飭令各省關稅務司加蓋督撫印，使協(xié)撥省份加蓋關防的海關印票代替了難具約束力的中央催解。這即解決了西征的經費問題，又可以以“暗借中央之命與協(xié)撥省份爭奪餉源”為旗幟對付反對“西征”的東南督撫。而四次“西征借款”、所有和外商接洽借款事宜全部由時任上海采運局道員的胡光墉具體經辦，借款共計1595萬兩。
其中的灰色地帶是巨大的，誰也無法知道胡雪巖在外國銀行和政府間來回操辦此事的具體細節(jié)，即便他嚴格秉公辦事，作為胡政治投資的回報，左宗棠也會主動在每筆業(yè)務里留出相應的好處給他的這位朋友。
1877年的第二次借款出現(xiàn)四個不同的利息。匯豐銀行索取利息是年息一分（10%），左宗棠向清政府呈報時，含糊其辭改為月息一分，這樣年息就變成了一分二厘（12%），其后又以德商泰來洋行“包認實銀”為詞，每月加息銀二厘五毫，折合年息，就是一分五厘（15%），遇閏年則達年息一分六厘二毫五（16.25%），比銀行承攬的利息，高出50%。而在匯豐銀行承做的三筆西征貸款中，銀行本身實際上不是貸出款項的債主，只是債券的經銷人，它從清政府那里承攬的每一筆借款都立即在市場上公開銷售。等到債券拿到市場公開發(fā)行時，銀行付出的利息，卻是年息八厘（8%），并且還是九八折扣。從中國政府實際付出的利息到外國銀行實際發(fā)行的利息相差整整100%。銀行得到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在1879年上半年的股東大會上，匯豐銀行的董事長說：在損益計算書里，“從1877年中國借款中所得的好處是很可觀的”。經手人的好處自然不用說。左宗棠之所以把年息一分改為月息一分，顯然是對胡光墉的酬勞。至于所謂“包認實銀”的加息，則是由于借款以英幣計算，考慮先令價值無常，異日歸還增累，因此加息2厘5毫，包認德商承認。這顯然是胡光墉的迂回中飽手法。
回扣不只來自于一方。從第一筆西征借款始，急于輸出資本的西方各國之間的爭奪已經很激烈。尤其在匯豐銀行貸款高收益的誘惑下，法、俄都急于加入這個陣營。當左宗棠在1876年計劃向匯豐引進第三筆西征借款之時，正值中英“馬嘉理事件”交涉之際。英國外交官馬嘉理在云南被當?shù)夭柯渌鶜ⅲ⒎椒Q滇案未結之先，不準英國商人對中國貸款。急等用錢的左宗棠讓胡光墉向其他各國拱手告貸。胡和德國、沙俄、美國都有過頻繁的接觸。但最終還是由匯豐出貸500萬兩。這500萬兩債券在1878年初剛剛進入市場，立刻被搶購一空，香港認購的數(shù)量，據(jù)說竟達到分配額的17倍，而分配到倫敦銷售的債券，在進入市場的幾天以內，因為爭購激烈就出現(xiàn)升水。
經手“西征借款”的肥差當然會惹人注意。最后一次西征借款達成協(xié)議后，年利高達九厘七毫五絲，中國駐英使館的英國雇員告訴曾國藩之子、時任清朝駐英國大使的曾紀澤說，英國承借這種款項，通常不過取息三厘半，重則四厘。曾紀澤把這個發(fā)現(xiàn)和對胡氏為左借款的指責寫在了光緒五年的使西日記里：“十二月初，葛德立言及胡雪巖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報一分五厘。奸商謀利，病民蠹國，雖籍沒其資財，科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而復委任之，良可慨已?！?/font>
除洋債之外，左宗棠還舉借了為數(shù)不少的內債。1878年1月2日，西征軍攻下和闐，西北邊陲之亂基本平定后，左宗棠著手部署善后問題時資金再度告急，他于1878年9月12日函商上海胡光墉，囑其向華商議借巨款。不久根據(jù)胡光墉復函所稱，左上奏清廷，說胡光墉在上海召集浙杭一帶商人創(chuàng)設乾泰公司募股認購債票，擬議以5000兩為一股，“一切照洋款成案”向華商籌借巨款350萬兩，然“雖允以一百七十五萬兩出借，而心尚猶豫，未能釋然”。這種以發(fā)行國內公債形式舉借內款在甲午年以后確為清政府經常采用且行之有效的，但在當時，由于華商的遲疑不決，因而僅募得半數(shù)，共175萬兩。
在胡雪巖的多方活動下，光緒元年到三年，借款340萬兩，四年至六年406萬兩，七年至八年100萬兩，總計達846萬兩。在左宗棠西征所借的全部債務里，外債占18.38%，內債占14.85%，內外債共占左宗棠所掌管的西征軍費收入32.85%。
“西征”收功，胡雪巖和左宗棠幾乎同時實現(xiàn)了事業(yè)的巔峰。而來自各方對于胡雪巖的爭議和攻擊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左宗棠在19世紀60年代所上奏折中就始終替胡雪巖處處維護：“道員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從前在浙歷辦軍糧軍火，實為緩急可恃。咸豐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運糧，兼?zhèn)渥铀?，力圖援應，載至錢塘江，為重圍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猶有遺憾。臣入浙以后，受任益專，卒得其力。實屬深明大義不可多得之員。唯切直太過，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誠，招忌之故。”
在光緒四年的奏折上，左宗棠說：“至臣軍餉項，全賴東南各省關協(xié)接濟，而催領頻仍，轉運艱險，多系胡光墉一手經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籌維，借湊預解，洋款遲到，即籌借華商巨款補之，臣軍倚賴尤深，人所共見。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績，實與前敵將領無殊……茲就胡光墉呈報捐賑各款，合計銀錢米價棉衣及水陸運解腳價，估計已在二十萬內外，而捐助陜甘賑款，為數(shù)尤多，又歷年指解陜甘各軍營應驗膏丹丸及道地藥材，凡西北備覓不出者，無不應時而至，總計亦成巨款。其好義之誠用情之摯如此?！弊笞谔乃龊r奉母命捐銀賑濟的實績，為胡老太太博得了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巖在杭州城元寶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門樓。
胡雪巖的園宅富麗豪華，在費行簡（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傳》中記載：“所置松石、花木，備極奇珍，姬妾成群，筑十三樓以貯之?！?a target="_blan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