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為文化形態(tài)與作為共同體的文明：定義
文明的沖突和融合時下已經成為一個極受關注的話題?？墒侵v文明的沖突和融合，首先應當注意“文明”一詞有兩個基本含義：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文明和作為文化共同體的文明。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人們對“文明”一詞的兩種用法不加區(qū)分，或者說，這兩種含義既有區(qū)別，又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如果有人講“文明的沖突”，他不僅指的是不同價值觀或生命樣式的沖突，而且更可能指的是稟有這些價值觀或生命樣式的不同人類群體之間的沖突。例如，當亨廷頓大講“文明的沖突”甚或“文明戰(zhàn)爭”時，他顯然不是講的某些特定生命形態(tài)之間的沖突或戰(zhàn)爭。亨廷頓對這些生命形態(tài)所特有的一些風俗習慣的沖突并非十分感興趣。他所感興趣的，是稟有這些生命形態(tài)的歷史文化共同體和地緣-利益共同體之間正在發(fā)生或可能發(fā)生的沖突。當他預言未來將發(fā)生“文明大戰(zhàn)”時，他所指的更不可能是別的什么，而只可能是作為歷史文化共同體的人類集團間的全球性戰(zhàn)爭。
因而，“文明”既指某種特定的文化形態(tài)或生命樣式，也指認同于該文化形態(tài)或生命樣式的人類集團或地緣-歷史共同體。然而文明的這兩種含義并非一目了然，而是十分復雜的；也并不是非此即彼，非是即非，并不是黑白了然，涇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命形態(tài)或文化形態(tài)意義上的“文明”雖意味著基本價值觀、文化要素、歷史記憶和生活空間的共享，但這種形態(tài)上的一致性并非必然意味著政治認同上的一致性。例如從歷史上到現(xiàn)時大部分時間，穆斯林和西方人雖然各自享有其共同的宗教－文化形態(tài)，但在政治上卻是四分五裂的，或者說作為整體的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只是文化意義上的共同體，而非具有統(tǒng)一意志并能表達這種意志的政治行為體（當然，歐盟提供了一個反證；但目前歐洲各國主權意識太強，行為體意義上的政治聯(lián)合決不會一蹴而就，伊斯蘭國家政治統(tǒng)一的前景就更暗淡了）。這就是為什么要梳理出一個共同體意義上的文明的原因。
文化形態(tài)意義上的文明是一種思維和信仰形式、一種存在模式、一種生活樣式。通常它包容函攝了多種文化要素、多個民族、多種語言。共同的地域范圍和相似的自然條件也是它的重要內涵。形態(tài)意義上的文明是一個長時段的動態(tài)結構，[1]一個綿亙上千年乃至數(shù)千年的時空連續(xù)體。這種意義上的文明是人類發(fā)展到城市（而非村鎮(zhèn)甚或城鎮(zhèn)）階段的產物，一般說來擁有發(fā)達的價值體系、發(fā)達的象征體系、發(fā)達的書寫體系和相對穩(wěn)定的空間范圍；還擁有復雜的經濟組織、社會組織、政治組織、軍事組織、法律制度、文學、藝術、科學，以及與這一切各各對應的物質表現(xiàn)形式。形態(tài)意義上的文明不僅建基在相同的價值觀、心理習慣和行為模式上，也建基在一種為該文明中全體人民所共享的、能夠一定程度喚起他們的激情或情感共鳴的象征體系、歷史記憶、空間特征（如山川河流）上。這種意義上的文明能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為不同人類個體和群體提供文化凝聚力。
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文明或不僅在很大程度上與共同體相分離，而且能夠播衍，甚至能夠整體性移植。如果一個共同體所享有的文化要素不能播衍到另一個共同體并為其所用，便談不上人類文明的總體演進，甚至根本不可能有文明。一個文明的形態(tài)要素或“文化”決非是現(xiàn)代知識產權，被“原創(chuàng)”了這種文化的人類群體所獨享、所壟斷。文化要素只要有內在價值，在適當?shù)臈l件下總會被原本并不享有這種文化的人類群體所無償?shù)乩?，盡管這種利用一般說來并非照單全收，而是有很強的選擇性。有價值的文化要素總是會擴散開來的，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通則。當然，知識蘊含權力。文化要素的傳播往往伴隨著傳播它們的種族載體對接受它們的人們的征服、壓迫、剝削和奴役，如“希臘化”時代希臘文明播散時希臘人與在西亞和北非地區(qū)人民的關系所示?？墒俏幕⒎强偸钦莆赵趶娬呤种?。征服者之在文化上被征服，是一而再、再而三發(fā)生的文明史現(xiàn)象。如所周知，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總是以弱者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同化入侵的軍事強者和政治壓迫者。西亞和北非在“希臘化”以后，那里的敘利亞形態(tài)的文明以基督教的形式全盤移植到地中海核心地帶，使那里強勢的希臘羅馬文明發(fā)生質變，也可以視為一個柔弱勝剛強的例子。
形態(tài)意義上的文明既然是由多種構成要素構成的，那么，當一個文明與另一個文明發(fā)生互動時，該文明在葆有其原有品質的前提下，其構成要素與另一個文明的構成要素之間一定會發(fā)生相互滲透、相互融攝乃至相互整合。在這一過程中，一些要素被淡化，另一些要素被強化，還有一些要素則可能被完全拋棄；與此同時，一些新的要素被吸收進來，并嫁接到舊有要素上，從而產生一種迥異于原有品質的新的文化形態(tài)。這里，最現(xiàn)成的例子是印度文明以佛教為載體進入中國后，大大改變了中國文明的總體品質，使之變得更老到更精致；佛教本身經過與中國固有文化要素的長期互動，最終形成了一種新形態(tài)的宗教----即中國化的禪宗佛教，而禪宗佛教又逐漸輾轉傳衍到東亞其他地區(qū)，后來更遠播到北美、西歐和大洋洲。西亞地中海地區(qū)也許能提供一個更好的例子。當敘利亞文明（即一般所說的猶太宗教-文化）自西亞進入地中海地區(qū)后，與那里原有的希臘羅馬文明發(fā)生了全面、深刻的磨合，最終形成了一個典型的混血文明----基督教文明。這已不是一個文明的某些構成要素發(fā)生了改變，或其局部屬性發(fā)生了較大變化，而是該文明在整體上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或品質性的變化，一種不可逆轉的質變。這意味著，通常所謂的“文明”既非純凈的茅臺酒，也非純凈的白蘭地，而更像是一種雞尾酒。職是之故，從文化形態(tài)的角度看問題，根本不存在“純凈”的文明這種東西，正如根本不存在“純凈”的種族一樣。
怎么強調也不為過分的是，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文明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和生成性。這種意義上的文明會興衰漲落，甚至消融在歷史的長河中，但如果它仍然具有活力，便應當是發(fā)展而非停滯的、多樣而非單質的、開放而非封閉的、包容而非排他的。文化形態(tài)意義上的文明在其自主性的發(fā)展中，在與其他文明的互動過程中，總會努力守持其種種本原性的品質或歷史文化規(guī)定性，同時又不斷創(chuàng)造性地重構自我。就是說，一個健康精進、自強不息的文明一定是一個既能葆守其文化根性，又總是能敞開自己，吐故納新，“與時俱進”的文明，一個在不斷揚棄原有質素的過程中“日日新”、“又日新”的文明。
二、文化形態(tài)與共同體的辯證關系
不言而喻的是，作為共同體的文明與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文明多少是吻合的，或者說，后者為前者提供身份認同的基礎。它們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沒有這種二位一體的關系，兩種意義上的文明都不能成立。但兩者之間的吻合并非總是百分之百地一致。事實上，作為共同體的文明與作為形態(tài)的文明既很大程度地相互重合，也很大程度地相互分離。
在共同體意義上，一個文明可結構性地吸納另一個文明的要素而不改變其同一性，甚至可以汲取多個種文明的要素而不喪失其歷史主體性，仍然葆有其獨特的文化性格。從古至今，各偉大的文明無不如此。這里，印度文明應當最具有典型性。印度不僅在1947年以前便已結構性地擁有印度教、伊斯蘭和西方三大文明的要素，而且直至目前，其穆斯林人口也在一億二千萬以上，與巴基斯坦穆斯林人口大致相當，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穆斯林大國。即便如此，印度文明卻并沒有因此喪失其印度特性。這一點，只要到印度任何地方看一看，或跟任何印度人----本土的也好，海外的也好----接觸一下，便不難看出。就大量攝取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要素以豐富自己而言，現(xiàn)代日本與印度是相似的。就大量攝取印度佛教文化要素和西方文明要素以豐富自己而言，中國與印度也是相似的。
相反的情形是，多個文明或亞文明也可能享有一種共同或相似的文化－宗教形態(tài)。例如歐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在文化形態(tài)上均屬于西方文明，或者說是西方文明的亞文明；[2]西方文明與“東正教文明”都稟有三位一體樣式的基督教及相應文化，即都屬于三位一體樣式的基督教文明。不僅如此，所有這些文明都結構性地繼承了希臘羅馬文明的成份?？墒且远砹_斯為核心、其他東正教國家為外圍的東正教文明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的文化近親，但由于地緣、民族和歷史的緣故，它們一般被視為一個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共同體。同樣的，作為共同體，現(xiàn)代中國文明和現(xiàn)代日本文明都享有共同的中國文明基因，但這兩個文明由于地緣、種族和歷史的緣故而被視為不同的歷史文化共同體，所以往往也被視為不同的文明。使情況變得更復雜的是，西方、拜占廷、俄羅斯、整個伊斯蘭世界，以及當前仍活躍在世界各地的猶太教徒和主要活動在亞美尼亞、埃塞俄比亞和埃及的基督一性論教派和歷史上曾活躍過的基督教聶斯托里派（即景教，曾經在西亞、中亞至中國一大片地區(qū)傳教），都屬于一個可謂“敘利亞”樣式的超級文明，[3]都繼承了希臘羅馬文明的遺產；它們雖然是文化意義上的親戚，卻因地緣、種族和歷史的緣故而早已形成了不同的歷史文化共同體，其中較大者如西方、伊斯蘭、俄羅斯都被堂而皇之地視為不同的文明。
一個文明發(fā)展到近現(xiàn)代，在形態(tài)上可以成為像中國、印度、美國、歐盟或東正教俄羅斯那樣的超大的文化共同體，可在其初期歷史上，卻可能只是一些分散的部落。這些部落之間很可能存在血緣聯(lián)系。它們所講的語言或方言也具有親緣性，例如漢藏語系的各種語言如漢語、藏語、泰語或緬甸語，印歐語系的各種語言如日爾曼語、斯拉夫語或某種伊朗－印度語。這些部落之間可能有沖突不斷。它們之間可能存在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合作，但它們可能連部落聯(lián)盟也算不上。后來形成了部落聯(lián)盟，再后來又形成了雛型國家。
地緣文化共同體意義上的人類群體可以是一個文明的“原創(chuàng)”者，例如歷史初期中國人的祖先、古埃及人、蘇美爾人；也可以沒有什么“原創(chuàng)”，而采用拿來主義的方略，例如基督教化了的日爾曼人（種族意義上的西方人的祖先）、伊斯蘭化了的阿拉伯人、東正教化了的俄羅斯人和中國化了的日本人。這些民族所代表的文明或文化，均為繼承已然存在了上千年甚或更久的先進文明的已有成果而發(fā)展起來的新文明。對于西方、伊斯蘭和俄羅斯（即東正教）文明來說，其歷史更悠久因而更先進的文化親體當然是敘利亞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墒菙⒗麃單拿骱拖ＥD羅馬文明也并非純粹“原創(chuàng)”的文明，而也有自己的文化親體，即最早進入歷史舞臺的埃及、蘇美爾、克里特、巴比倫、赫梯等文明。也就是說，敘利亞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是在這些更早文明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日本文明的文化親體是中國文明。因了日本這一地緣連續(xù)體經濟、社會和文化發(fā)展的內在需要，歷史更悠久、更先進的中國文明自公元8世紀后整體性地移植到了日本列島，大大提升了那里的生產力水平和文化水平（無可否認，中國文明傳播到日本后，日本人對之進行了為我所用的選擇和再創(chuàng)造）。文明可以分為子體文明和親體文明，前者在后者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這一事實意味著，形態(tài)意義上的文明不僅能以要素的形式傳播，而且能整體性移植。
經歷了最初的生長階段后，一個文明可能會成長為一個龐大的帝國，例如阿黑門尼德波斯帝國、帕提亞波斯帝國、亞歷山大的希臘帝國、羅馬帝國、秦帝國、漢帝國、忽必列治下的元帝國、孔雀王朝（印度）、笈多王朝（印度）、阿拉伯哈里發(fā)帝國等等。這種意義上的文明也可以是多個王朝的更替，例如波斯人和希臘人入侵之前的埃及文明，以及1911年以前的中國文明。一個共同體意義上的文明可能在其大部分值得書寫的歷史上僅僅表現(xiàn)為一個帝國，或者說僅僅只是一個帝國便無更為卓越的表現(xiàn)，如阿黑美尼德波斯帝國。共同體意義上的文明可以是一個享有共同地域、歷史和文化的多個民族國家的集合，如西方文明的母體歐洲文明（如所周知，歐洲眾多民族國不僅已實現(xiàn)了完全意義上的經濟一體化，而且正處在一個走向政治統(tǒng)一的過程中；這一過程的實質在于：各民族國家日益淡化自己的主權，或者說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和在越來越多的方面把先前享有的主權讓渡給一個超民族、超國家的政府性組織----歐洲聯(lián)盟），也可以是一個涵括多個民族而非民族國、有著豐富歷史蘊涵的超大民族國，或一個裝扮成國家的文明，如中國和印度。
共同體意義上的文明還可以是一個從親體文明中分裂出來的時間不長，卻已迅速發(fā)展成為一個多種族、多文化甚至多語言的大型政治、經濟和文化共同體，如西方文明的衍生體美國文明（盡管美國人中講西班牙語［以及其他語言］的人口越來越多；語言承載著文化，故有亨廷頓的這一擔憂：幾十年后的美國國將不國，以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為核心的講英語的白人種族將被講西班牙語的非白人種族所取代）。共同體意義上的文明還可能是這么一種人類群體，它在其大部分歷史上“散居”或寄居在其他文明區(qū)域（此即Diaspora），不享有主權，卻具有深厚的歷史記憶和強大的文化凝聚力，如猶太文明（應特別注意的是，歷史上猶太人不僅“流散”到歐洲、美洲、俄羅斯和伊斯蘭文明之廣大區(qū)域，也有相當數(shù)量的人口遷徙到這幾個文明以外的非洲東北部、印度甚至中國）。
與文明的任何一種不完整的表現(xiàn)形式----由部落聯(lián)盟而雛型國家，由王國而帝國和大帝國，由大帝國而超大型現(xiàn)代民族國家（如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印度），由現(xiàn)代民族國而超大型的民族國聯(lián)盟（如歐盟各國）----相比，文明本身的壽命要長得多。因為文明可能是所有這些發(fā)展階段的總和，或至少是這些發(fā)展階段中的某些之和。換句話說，文明比之其任何不完整的表現(xiàn)形式，部落聯(lián)盟也好，雛型國家也好，大帝國也好，超大型現(xiàn)代民族國家也好，都更為完整。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印度、俄羅斯這三個人口和疆域規(guī)模均非常巨大的文明都經歷了由部落聯(lián)盟而雛型國家、由王國而帝國和大帝國、由大帝國而超大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等多個發(fā)展階段（盡管這并非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好事），而其他主要的文明如西方、伊斯蘭和拉丁美洲文明以及美國文明則并非如此。
比之形態(tài)意義上的文明，共同體意義上的文明更穩(wěn)定。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文明雖稟有一些變化甚小、甚慢的本原性品質，但總是在發(fā)生變化，而認同于某特定文化形態(tài)的人類共同體，即享有共同文化要素的種族實體卻不怎么發(fā)生變化，或變化要小得多，一如在西方文明現(xiàn)代挑戰(zhàn)面前，各非西方文明或文明區(qū)域（如東南亞）的應戰(zhàn)所表明的那樣。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文明和日本文明大規(guī)模、結構性地吸納了西方文明諸多要素，從文化形態(tài)上看不啻是脫胎換骨，但從種族構成上看，這兩個文明幾乎沒有發(fā)生任何變化。
當然，文明或文明中的文化要素可以成為一個相對落后的人類群體迅速提升和發(fā)展的關鍵因素。阿拉伯人在伊斯蘭化之前的歷史上已活躍了上千年，卻并沒有突出的表現(xiàn)，但在伊斯蘭教化之后，他們的文化素質和社會整合度大大提高、疆域大大擴展、人口大大增長、力量大大增強（盡管這里的人口增長也應一定程度地歸因于不同民族間的通婚），可是在種族同一性上，伊斯蘭化之后的阿拉伯人與之前的阿拉伯人基本上沒有區(qū)別。相似的例證也來自俄羅斯文明。東正教及相應文化整體性移植到東斯拉夫人中間之前，東斯拉夫人的一支俄羅斯人只不過是一些分散的部落，至多仍只是部落聯(lián)盟，國家尚處在萌芽狀態(tài)之中。東正教及相應文化的移入不僅大大加速了這些部落或部落聯(lián)盟的國家形成過程，而且像阿拉伯人接受伊斯蘭教及相應文化之后那樣，也使它們的文化素質和社會整合程度大大提高、人口大大增長、疆域大大擴展、力量大大增強?？墒菑姆N族構成上看，東正教化之后的俄羅斯人與之前的東斯拉夫人并沒有什么實質上的不同。日爾曼人之接受基督教文化、日本人之接受中國文化、朝鮮人和越南人之接受中國文化，以及奧斯曼土耳其人之接受伊斯蘭教的情形與阿拉伯人伊斯蘭化和俄羅斯人東正教化的情形十分相似。
以上例子表明，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文明不僅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共同體相分離，而且能夠擴散、播布，甚至整體性遷徙或移植。甚至可以說，一個共同體的文化成果如果不能播衍到另一個共同體并為其所用，便談不上人類文明的總體演進，甚至根本不可能開出我們所認知的文明。文化要素的擴散既是文明演進的條件，也是文明演進的內涵和形式。
在某些情況下，文化形態(tài)意義上的共同體既分享著共同的價值觀、風俗習慣、生活空間和歷史記憶，也有著大體上一致的政治認同，也就是說，它們同時也是政治意義上的共同體。這方面的例子有歷史上大部分時期乃至現(xiàn)當代的中國文明、日本文明，以及以俄羅斯為主體的東正教文明。在另一些情況下，這樣的共同體僅僅指分享共同的文化基因，但政治認同并非一致甚至是四分五裂的宗教－文化共同體，例如歷史上至今的伊斯蘭、西方和拉丁美洲文明。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被視為“文明”的文化共同體在政治上可以分為幾十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甚至好幾個亞文明（亦為一個文明內最大的政治行為體），盡管偶爾也會出現(xiàn)一種統(tǒng)一大帝國的局面，亦即政治忠誠與文化認同基本一致的局面。
以印度國家為核心、周邊小國家為外圍的印度文明的情況較為特殊。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南亞世界分裂為無數(shù)小王國和土邦一類的政治行為體，政治上大體統(tǒng)一的情形雖然也出現(xiàn)過，如在阿育王時期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莫臥爾王朝時期，但同中國或俄羅斯相比，這種統(tǒng)一的時間都很短，統(tǒng)一的程度明顯不足，統(tǒng)一的范圍也較小。然而，現(xiàn)代印度雖然按語言、民族或宗教劃分為多個行政邦，印度人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不僅已經建立了統(tǒng)一的印度國家，而且出現(xiàn)了以印度為核心的南亞整合趨勢----印度已正式兼并了錫金，不丹很快也將放棄其主權國家地位。由于印度在幅員、人口、經濟和軍事實力上遠遠超出了周邊任何一個國家，也超出了其他各國之和，故從長遠看，印度文明的政治整合將進一步加強（巴基斯坦能否加入這種整合或如何加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是一個變數(shù)，盡管長期以來印巴兩國間的緊張關系近來大大緩和，兩國關系目前處在1970年代以來的最好狀態(tài)）。[4]在印度國家范圍內，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一致性與印度和周邊小國關系相比，要高得多，盡管一直存在宗教、民族和種姓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