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孟頫書體，還有一個較分明的特點，就是根據用場的不同，對所施書體及風格面貌也加以區(qū)別，似乎是在有意效法'鐘繇三體'。如書札多自然酣暢，詩文題跋多流美蘊藉．碑版多端莊工穩(wěn)。隨著其審美的改變，每一種書體也在探索中變化發(fā)展。
以碑版為例，《玄妙觀重修三門記》《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二碑，除可以看出隋唐人的筆意外，還有明顯的六朝北碑的影響。鮮于樞、詹景鳳、文嘉都說過趙孟頫曾學過北魏沈馥的《定鼎碑》，看來是有根據的。至大以后寫的碑，又帶有李邕（北海）書意，這是為了加強大字的遒勁挺拔而吸收了李書沉雄剛健的特點。但絕不為一家所囿，其結體工穩(wěn)、端莊雍容、疏密適宜、風神散朗處，正是力避李書過分奇崛欹側的毛病。
同樣，趙孟頫為了字的挺拔開張，也吸收了柳公權書的一些結構特點，卻避免了柳書某些劍拔弩張、剖筋露骨的缺陷，寫得從容隨和。而其姿媚圓活，還明顯地受到蘇靈芝書的影響。但從其用筆結字到風格神韻可以看出，他的審美意識，仍然未離'二王'風規(guī)。這一點，也貫穿了他的學書主張。趙孟頫一直號召人們學王，他認為王羲之書'圓轉如珠，瘦不露筋'，是'盡善盡美者'，非常符合他崇尚的虛和婉朗、靈動秀逸的中和之美。獻之書同樣'字畫神逸，墨彩飛動'，以韻致稱勝。他肯定了王書是新體、是正宗，代表了書法發(fā)展的方向。當然，任何一種藝術主張和風格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并受藝術本身發(fā)展規(guī)律的制約。
趙孟頫生活于宋末元初，他的學書主張是對宋人'尚意'書風流弊反思的結果。所以他認為右軍書的妙處是'瀟灑更清真'。右軍的字勢雄強，也是出于'天然'的＂雄秀之氣'，而非過分的造勢作態(tài)和人為的鼓努逞強。趙孟頫力矯南宋書風流弊，對宋人書的偏頗認識得很深刻。趙子昂完全有能力寫米書那樣沉著痛快、雄逸而見鋒棱的字，但他后來終于放棄走這一條路，完全是為了扭轉一代書風的頹勢。
趙孟頫主要靠身體力行取得的藝術成就來示現易轍師晉唐的正確，所以他將全部精力都用于書法藝術本身的精益求精上，將托古改制的主張貫徹始終，而不計較個人名利在對書法藝術的本質認識上，趙孟頫的態(tài)度也是極其嚴肅認真的。他明確指出學書自朱熹為書學'漢賊'的記載出現以來，書品和人品就經常被人牽強地聯(lián)系在一起，并成為無端詆毀或人為抬高一些書法家甚至是非書法家的字的理由。這個源于對事物范疇本質區(qū)別的認識上的錯誤，直至今天還有影響：以趙孟頫的出身經歷和性格，能指出這個問題，說明他是忠于藝術并有相當的勇氣的。
基于這種實事求是的書學觀點，所以趙孟頫論學書之道，絕無故弄玄虛或大言欺人之談，對同時代書家也能持謙虛謹慎的態(tài)度。他悉知其用筆之法，乃為有益'，而反對、鄙視那種'朝學執(zhí)筆，暮已自夸其能'的人。他認為'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這既是他個人的經驗之談，也抓住了構成書法之美的最基本的客觀因素，向人們指出了掌握這門藝術的切實方法其中，又無不貫穿著他的審美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