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不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凌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靜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薄肚f子·大宗師》
“大宗師”其名何來？莊子固然沒有解釋，但是后世韓愈的《師說》卻說得明白，“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者也?！币虼耍按笞趲煛北阌辛恕皞鞯朗跇I(yè)解惑者”師法的宗祖之意。這樣一來，中國后世公認的教師鼻祖先不要忙著下定義了，以那些上古傳說中的燧人氏教給人們鉆燧取火、有巢氏教給人們筑巢而居、神農氏教給人們辨識草木而論，真正的大宗師正是那些中華文明薪火相傳之初的先賢們。
從“師”字的意義延伸，可見《莊子》與《老子》之間的聯(lián)系又是一脈相承的，《莊子·大宗師》篇中有“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一句，作為上一篇的解讀輔助，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后代們如果僅有繼承而不能將之發(fā)揚光大，那么我們今天豈不是還在鉆燧取火、筑巢而居么？
順著這個話頭反過來重溫《老子》的上一篇，老子說的“持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中的“道”，就不僅是科學認識到了天地宇宙這么簡單。莊子如果沒有在繼承這個“道”的基礎上將之發(fā)揚光大，后人也就不可能每每將他與老子二人并稱為“老莊”了。這也就是莊子提出的“大宗師”稱謂固然有所指，但這種叫法足以稱之為“首創(chuàng)”而被人津津樂道的原因所在。
由于時間的久遠，我們雖然不能客觀地認識到老子其人如何？莊子其人如何？但是通過他們傳世的文章，在字里行間躍然紙上的又是文字背后作者各自不同的鮮明個人風格。
正如《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記載孔子適周求問于老子后的感想那樣，《道德經》文字后面讓人們去想象的老子，總是給人以深不可測如騰云之龍一般的深邃莫測之感，而《莊子》的文字背后所讓人們想象的莊子，又給人以奇思雄辯、逍遙自在的灑脫之感，正是文如其人的。
同為傳道者，風格的迥異背后不能說完全是個性使然，更要看到其中隱性存在并發(fā)揮著不可忽視作用的深深時代烙印。
今天看來，文明不是范意的文化，文明的內核中更有理性對于私欲的收束所產生的秩序效應，這也就是“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區(qū)別所在，這也就是“現(xiàn)代文明社會”和“封建落后社會”理應有所不同之處。
從文明的這一點特性角度出發(fā)，結合春秋戰(zhàn)國的歷史來說，在《老子》和《莊子》的文字背后結合時代的深深烙印所體現(xiàn)出來的那些鮮明的風格差異，正是周王朝的政權隨著它文明一同衰落的側面證明。
正因為老子當時以周朝禮制為代表的具有理性收束私欲作用的秩序性文明開始衰落，才可以想象得到就此催生出了《老子》，才可想象得到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為仁”的學說，教導弟子們學習禮法，尊崇六藝，做一個君子之人…… 既是基于贊同老子對于人道方面“仁”字理解上的認同，又是用推崇周王朝禮制的方式去制止天下紛爭、恢復理性秩序的政治實踐。因其取之于“道”，故而雖被后人稱之為“儒學”，卻也正是“同道中人”。因此，孔子在當時遭遇到像許多人嘲笑泓水之戰(zhàn)失敗的宋襄公迂腐那樣的冷遇白眼，又是當時周文明衰敗而不可振作的縮影。
從老子和孔子的文風來看，這一篇中的“古之善為道者”是什么樣子，他們的文字語言風貌大概就是什么樣子，又是文如其人，“精妙玄通、深不可識、 敦兮其若樸 ”的。而且今天的人們又可以透過這樣的文如其人而遙想當時的社會風貌——文明雖開始衰敗難振，但還是比后面的戰(zhàn)國時期拘泥守成，體現(xiàn)出了相當程度上的一定之規(guī)。
到了莊子所處的戰(zhàn)國時代，私欲的膨脹比之春秋時代更甚，而且更隨著周王室的衰微而呈現(xiàn)出文明秩序收束力的極大削弱效應，以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各種胡亂作為充斥于記錄當時社會的史冊之中，以三家分晉為又一個分水嶺，醉心于權力爭奪的行為更加公開化，赤裸裸的野心爭斗貫穿于整個這一段歷史當中，一個禮崩樂壞為爭奪權力戰(zhàn)亂不已而無所不用其極的大動蕩時代不可逆轉地降臨了。
就是這樣的時代中，法家、縱橫家、兵家開始陸續(xù)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占據主角位置，其它的諸子學說日漸式微而不見用。莊子在這樣的時代下，即便是秉持跟老子一脈相承的“古之道”，又怎么能夠不隨著時代背景的變化而變化呢？
故而，《老子》含蓄深沉，《莊子》雄辯而文采飛揚，都與時代的背景情況息息相關。當《莊子》將老子的道學和個人的理解熔于一爐后，道家的思想自莊子之后又為之一變，變得思想上更加恣肆汪洋，不受一定之規(guī)的拘泥，而且以“逍遙”為主打品牌，變相地行釜底抽薪、化解私欲紛爭之道，終于成為后世老子道學的另一派——“逍遙派”的一代宗師。這也就是在莊子接過老子的衣缽之后，他那個時代的思想解放程度遠比老子時代為高，但是文明本身的秩序性遠比老子的時代弱小的使然。
以此再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庇质腔饧姞幍囊粍板羞b之藥”，其重點就在于“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顯然跟這一篇“古之善為道者”的做派上明顯是迥異的，但在中心思想上卻又是殊途而同歸的——持守真正的古道，就是比堯舜還要久遠的淳樸之道。
對此，《莊子·大宗師》的后面段落也給出了答案：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求教孔子的理論依據為何？】
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薄韭久?，罪人?！?/p>
子貢曰：“敢問其方？”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yǎng)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p>
子貢曰：“敢問畸人？”【畸人，奇異的人，與他人很不相同的“怪人”?！?/p>
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p>
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不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凌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靜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那樣的時代下，老子這一篇告訴人們“善為道者”的思想及行為準則，處處充滿著大智若愚、行事謹慎、端莊簡樸、曠達安靜、自謙不驕的風范。這樣的風范對于難挽頹勢卻驕奢淫逸的周王來說自然是有著積極作用的，但又是莊子那個時代下照此行事被普遍認為是“迂腐”的。
在戰(zhàn)國時代的社會激變之下，通用的行事思想都是極端地追求實用而沒有任何有效的法度作為約束，因此雖然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但是有蘇秦這樣的人憑口舌之利掛六國相印；雖然莊子嘲諷“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但是姜齊還是不可避免地變?yōu)榱颂稞R。莊子在這樣的時代下如何“為無為”呢？
于是莊子便以雄辯的語言和文字、“顛覆性”的觀點、極具個性的風格去重新闡發(fā)《老子》的思想，而不是像孔子之后的弟子們那樣繼續(xù)拘泥于推行固守禮法的文明秩序，顯然從長遠來看就此得罪了后世的儒生們，故而也算是另外一種的“造化弄人”。
今天看來，不論孔子有沒有說過“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這樣的話，都可視為盡力拯救文明秩序的衛(wèi)道者、傳道者、授業(yè)者、解惑者，他不可能像莊子那樣顯得更具批判性，便是他推行的“禮制教化”和時代背景的交織作用使然。
因此《老子》這一篇既可以當做探索孔子思想成因的另外一個途徑，又最值得與時俱進加以肯定的便是這一句：“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p>
剩下的在今天看來非為不可取，而是應該結合時代個性的精彩紛呈而隨性自然，積極建設和充滿陽光的人生只要符合不自生的大道就更加值得肯定，故而“持古之道”，不可拘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