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7年9月秋收起義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經(jīng)歷了“三落三起”，毛澤東面對每一次打擊和挫折，是如何反應的、如何選擇的，他在低谷時的思維和行為是什么，他是怎樣“忍”和“等”的？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軍，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三灣改編中首創(chuàng)“支部建在連上”制度。然而，毛澤東向井岡山進軍的正確路線，卻被共產(chǎn)國際代表羅米納茲視為“臨陣脫逃”。1927年11月，“左”傾盲動主義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黨中央，對毛澤東作出了錯誤的“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處分決定。
1928年3月，中國共產(chǎn)黨湘南特委代表來到井岡山，貫徹中央的“左”傾盲動政策，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并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以他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的師委。這樣，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只能擔任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還強令革命軍離開井岡山，這是毛澤東領導地位經(jīng)歷的第一次低谷。但他的革命意志沒有一點動搖，開始積極地履行新的職務，他向指戰(zhàn)員講話：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是中國有句俗話，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將隊伍開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動。毛澤東服從命令，把隊伍帶到湖南酃縣中村（井岡山邊沿地區(qū)），進行部隊整頓，搞土改試點。此時傳來兩個好消息：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文件，澄清了將毛澤東“開除黨籍”的誤傳，毛澤東又可以在部隊中發(fā)揮領導作用了；另一件得知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在發(fā)動湘南暴動后遭遇強大敵軍追擊，正向井岡山方向撤退。毛澤東立刻派袁文才、王佐率第二團前往接應，自己親率第一團阻擊國民黨追擊部隊，并派何長工去尋找朱德部隊。4月24日前后，兩支部隊在寧岡礱市會合，部隊合編成工農(nóng)革命軍第四軍。 同年9月，毛澤東、朱德率部隊重新返回井岡山，并對黨組織進行了整頓，使黨組織更加純潔，戰(zhàn)斗力也大大增強。1928年10月4日，在茅坪召開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重新組織了中央前委，毛澤東任書記。11月4日，紅四軍舉行第六次共產(chǎn)黨代表大會，選舉23人組成軍委，由前委領導，前委還領導地方黨。這樣，毛澤東在紅軍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恢復。
這一時期，毛澤東開始實踐把創(chuàng)立紅色政權的政治斗爭同黨的自身建設結合起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連同三灣改編時“支部建在連上”的組織建設思想，共同構成了黨的建設思想的雛形。1929年6月，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會議由陳毅主持。會上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jù)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
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由于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在最后發(fā)言時平靜地表示：要加強軍隊的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爸劣跁h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xiàn)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
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的身份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毛澤東在閩西將社會調查作為中心工作，在7月召開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比井岡山的《興國土地法》又有新的發(fā)展：對大小地主區(qū)別對待，對地主也“酌量分與土地”；對富農(nóng)土地只沒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過分打擊”；對中農(nóng)“不要予以任何的損失”；“對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護政策”。在土地政策上，“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會后，閩西600多個鄉(xiāng)進行土地改革，約80萬貧苦農(nóng)民分得了土地。農(nóng)民得了土地后，革命熱情高漲，積極參加紅軍，保衛(wèi)自己的家園。 1929年10月下旬，赴中共中央報告工作的陳毅從上海返回，帶來了中共中央對紅四軍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信中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建黨的基本原則，增強了黨內軍內的團結，為開好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奠定了基礎。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了著名的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等多項決議案，選舉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新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第二次從政治低谷中走出來，重返黨的領導崗位。《古田會議決議》是毛澤東建黨建軍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是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建黨建軍經(jīng)驗的總結，標志著毛澤東建黨建軍思想的基本形成。 20世紀30年代，王明等人的“左”傾錯誤在黨內統(tǒng)治長達四年，給黨的事業(yè)帶來了極大的危害。1931年11月召開的贛南會議，他們照搬蘇聯(lián)紅軍經(jīng)驗，作出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決定，這樣，就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qū)紅軍的領導地位之外。在遭受嚴厲批判的情況下，毛澤東出任當時相對于軍事并不太重要的職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主席”的稱謂即從此開始。
▲圖為寧都會議會址
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他們利用職權撤銷了毛澤東紅軍總政委和前委書記職務，導致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第三次跌入低谷。毛澤東的親屬都因株連而遭到打擊，長期管文件的賀子珍改當收發(fā)，毛澤覃一直挨批，被撤職，并被以開除黨籍相威脅。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的職務，賀子珍的妹妹、毛澤覃的愛人賀怡，被撤掉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
毛澤東在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期間，負重前行，做了大量工作，在領導經(jīng)濟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同時，還展開了查田運動…… “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1935年1月，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tǒng)治，實際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中國共產(chǎn)黨，挽救了中國工農(nóng)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從此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工農(nóng)紅軍就在毛澤東代表的正確路線的指引下走上了勝利發(fā)展的道路。無論你們整我到什么程度，整錯了，對我有極大益處，激發(fā)我研究一下，激發(fā)我想一下。
遭遇打擊和事業(yè)低谷，毛澤東采取了“忍”和“等”，“忍耐”是出于對黨的紀律的服從，“等待”不是消極地坐等，而是盡最大努力做好影響力范圍內的工作。
摘自 | 《領導文萃》2022年1月上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內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