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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八十周年。這幾代中國人，有很多繞不過的坎，魯迅先生即為其一。做個假設，魯迅如果活在今天，如果他也有微信朋友圈，他會怎么影響今天人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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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蔡元培、章太炎、林語堂、郁達夫、陳寅恪、陳獨秀、瞿秋白、錢玄同、茅盾、梁實秋、許壽裳、劉半農(nóng)、蕭紅、宋慶齡、史沫特萊、內(nèi)山完造……這些響亮的名字，構成了魯迅的朋友圈。他們是魯迅的親人同鄉(xiāng)、他所關心的學生、志同道合的戰(zhàn)友、關系曖昧的女性，也有后來成了他的政敵。
魯迅的朋友圈，讓我們看到大師的不同側(cè)面，這些不同的側(cè)面構成了一個豐富的、立體的、復雜而獨特的魯迅。因此，我們有了這個專題，在魯迅的眾多朋友中選擇了有代表性的11位，試圖讓讀者更全面地了解魯迅，也一窺當時民國的政治風云、文壇爭斗和社會生活。民國的豐富性，某種程度，構成了魯迅朋友圈的豐富性。
“國母”友情
魯迅與慶齡
宋慶齡：她的特殊身份，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絕無僅有。她在孫中山病逝、國共分手、北伐面臨危難之時，義無反顧地與蔣介石公開決裂，同共產(chǎn)黨親密合作，為新中國而奮斗。她被稱頌為“國之瑰寶”、“20世紀的偉大女性”。
友情時長：這兩位中國20世紀的偉人的認識有點晚，在1933年。魯迅已經(jīng)51歲，而宋慶齡也快40歲了。但有時候友誼不在于時間長短。
那是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人發(fā)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邀魯迅參加。魯迅允諾，并被推選為上海分會九個執(zhí)行委員之一，從而結(jié)識了宋慶齡。
1933年2月17日，蕭伯納在漫游世界途中經(jīng)過上海，由于宋慶齡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譽主席，所以接待工作由宋慶齡出面安排，魯迅應邀在她的寓所法租界莫利愛路29號與蕭會晤，主要作陪者大都是民權保障同盟的領導成員。魯迅后來寫了《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又和瞿秋白合作，編輯了一本《蕭伯納在上海》，魯迅寫序，用樂雯署名。
此后，魯迅和宋慶齡多次一起商討與國民黨當局的斗爭策略。同年5月，為抗議德國法西斯暴行，宋慶齡與魯迅、楊杏佛等人同往上海德國領事館遞交《為德國法西斯壓迫民權摧殘文化向德國領事館抗議書》，這份抗議書發(fā)表在5月14日的《申報》上。魯迅還專門寫了《華德保粹優(yōu)劣論》和《華德焚書異同論》，署名儒牛，發(fā)表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
據(jù)宋慶齡回憶，她與魯迅的最后一次見面，是1935年11月蘇聯(lián)大使勃加洛夫在蘇聯(lián)駐上海領事館舉行“慶祝十月革命十八周年招待會”上，宋慶齡、魯迅等20余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參加。宴會后放映了蘇聯(lián)電影《夏伯陽》，看完電影后，蘇聯(lián)大使問魯迅觀感，魯迅說：“我們中國現(xiàn)在有數(shù)以千計的夏伯陽正在斗爭。”
在魯迅病況最為嚴重的一段時期，宋慶齡正因闌尾炎住院治療，史沫特萊到醫(yī)院看望她，并告訴她魯迅病重的消息。宋慶齡馬上要去看魯迅，但由于傷口未愈，朋友和醫(yī)生都勸說她不能出院。只好由世交好友廖夢醒女士代筆，根據(jù)宋慶齡的意思給魯迅寫了一封長信，力勸魯迅趕快入院治療，這信件現(xiàn)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在上海大陸新村9號病逝。宋慶齡得到消息后悲痛不已，立即趕到魯迅家里。
許廣平悲傷過度，早已不知如何辦理喪事，一應費用與雜務，全是宋慶齡牽頭來辦。她和蔡元培、馮雪峰等人組成治喪委員會，并親任治喪委員會主席。
宋慶齡出了一大筆錢，用于葬禮。胡風曾以一個現(xiàn)場目擊者的身份寫道：“喪事兩三天后，我去看許廣平，看到茶幾上放著包著一厚疊紙幣的信封。上面寫著孫中山式的粗筆畫：‘周同志’三個字，下面當有‘喪禮’之類的吧?！?/span>
墓地選在虹橋路萬國公墓，也是宋慶齡親選。這是上海的一流公墓，初名薤露園，后改名為萬國公墓，意思是中外亡者皆可長眠此地。這個地方是風水寶地，葬過總督、尚書、郵政大臣、上海道臺，包括宋慶齡的父母。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回憶說：“父親去世后，墳地選在虹橋路萬國公墓。那是孫夫人宋慶齡推薦的，因為在入口不遠處有一大塊土地是宋家墓地。”
選好墓地，宋慶齡還訂了個楠木館材，上半身為玻璃，下半身為薄板。這種半透明式的館材，便于民眾瞻仰，自然價格也高昂。據(jù)1936年10月22日《大晚報》載：“靈柩的代價，據(jù)說是九百元，為宋慶齡女士所送。葬在萬國公墓的一個墓穴，值價五百八十元?！?/span>
送葬的路線也是宋慶齡定的，從膠州路出發(fā)，沿北京路，途經(jīng)美麗園到達虹橋萬國公墓，整個送葬時間長達兩個小時。如果不是宋慶齡，這條線路肯定會被當局攔截。但他們拿這個國母、蔣介石的大姨子毫無辦法。因為路徑漫長，又是途經(jīng)鬧市，所以送葬的隊伍不斷壯大，由最初的幾千人，增加到兩萬多人，如同滾雪球一樣。浩浩蕩蕩的送葬隊伍一起唱著挽歌，呼著口號，昂首踏步，行走在大上海的繁華街道上。
出殯那天，宋慶齡主持了葬禮。
相期無負平生
魯迅與許壽裳
許壽裳：中國近代著名學者、傳記作家。
友情時長：許壽裳和魯迅的友誼，貫穿了他的一生?！棒斞赶壬攀乐?，10年間人世滄桑，家庭瑣事，始終給我安慰，鼓勵，解紛；知我，教我，諒我，助我的，只有他一位長者?！敝劣谡f到許壽裳和魯迅先生的友誼，許廣平則說：“求之古人，亦不多遇?！?/span>
許壽裳和魯迅是老鄉(xiāng)，生于浙江紹興。1902年秋，許壽裳考取了浙江省官費名額去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與同年4月來此學習的魯迅相識并成為好友。
1903年4月，魯迅把自己剪發(fā)的小照贈給了同學許壽裳，后來又補題舊詩一首：“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倍诖酥埃S壽裳就因不喜歡辮子，索性剪掉，圖個清爽。
留日期間，許壽裳曾主編《浙江潮》，與魯迅等籌辦文藝雜志《新生》。1908年，許壽裳與魯迅、錢玄同等人共同授業(yè)于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門下。
許壽裳為人純樸，忠厚老實。根據(jù)魯迅回憶，留學日本時，他跟許壽裳一起吃面包，許壽裳有些紳士派，愛把面包皮撕掉。而魯迅則平民化，舍不得，就把許壽裳撕掉的面包皮揀起來塞進嘴里吃掉，并托詞說：“我喜歡吃這個?！痹S壽裳信以為真，此后，凡是在一起吃面包的時候，總是先把皮撕給魯迅吃。
1909年4月，許壽裳從日本回國，任浙江兩級師范學校教務長。同年6月，許壽裳邀請回國的魯迅來校任教。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許壽裳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籌建教育部。在他的推薦下，魯迅也到教育部任職。1912年5月，許壽裳隨教育部遷往北京，任教育部僉事、科長、普通教育司司長等職。魯迅也隨許壽裳到北京，擔任教育部僉事。在教育部的日子，也是他們兩人來往最密切的一段日子，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回憶說：“我們又復聚首，談及故鄉(xiāng)革命的情形，多屬滑稽而可笑。我們白天則同桌辦公，晚上則聯(lián)床共話，暇時或同訪圖書館?！?/span>
1923年，魯迅搬離八道灣。這一時期，魯迅窘困到了極點。魯迅決定買一處房產(chǎn)。經(jīng)多方尋訪，魯迅最終買定阜成門內(nèi)西三條胡同21號的6間房子，耗資800大洋。當時的魯迅幾乎沒有什么積蓄，許壽裳和魯迅的另一個好友齊壽山每人借給魯迅400大洋，才幫助魯迅解了燃眉之急。
1926年8月26日，魯迅偕許廣平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1月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27年初，許壽裳應聘赴中山大學任教，講授教育學與西洋史?！八囊欢狈锤锩伦儼l(fā)生后，許壽裳因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與魯迅一起憤而辭職。
1927年10月，蔡元培創(chuàng)辦大學院并任院長，許壽裳應聘出任秘書長。蔡元培的日常事務工作多由許壽裳具體操辦。1927年10月，魯迅離開廣州來到上海，從此定居下來，集中精力從事革命文藝運動。定居上海階段，魯迅沒有正式工作。經(jīng)許壽裳的推薦，蔡元培聘請魯迅擔任大學院特約著作員，月薪300元大洋。這筆收入從1927年12月一直發(fā)到1931年12月，達49個月之久，期間并未拖欠，成為魯迅到上海后的一筆最為可靠和固定的收入。
魯迅到上海后，他們的聯(lián)系依然密切，魯迅是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的“開蒙先生”，后來許世瑛考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魯迅還專門給他開過一個書單。一向主張少看古書的魯迅開列的書單中，居然沒有一本是現(xiàn)代人的作品，實在也是很耐人尋味的。
魯迅在上海，已是萬眾矚目的文化英雄，但是和許壽裳的交往卻是十分平易。許的女兒生病，魯迅更是親自尋醫(yī)問藥。
1936年魯迅病重，許壽裳專程去上海探望。魯迅的病情已經(jīng)很嚴重，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寫道：他“神色極憊，不愿動彈，兩脛瘦得像敗落的絲瓜”。
1936年10月，魯迅逝世。許壽裳十分珍惜魯迅的文稿與遺物的征集和保護。以后，他又四處奔走，積極籌備出版《魯迅全集》，多方募集“魯迅紀念文學獎金”，積極籌建“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后來又撰寫了一系列紀念魯迅的文章。
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書中，許壽裳稱，自1902年秋至1927年夏，這25年中，“晨夕相見者近20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這并非他的自我標榜，許廣平也曾描述魯迅與許壽裳的“兄弟怡怡之情”：“他們談話的范圍也很廣泛，從新書介紹到古籍研討，從歐美名著以及東洋近作，無不包羅?！@樣的友誼，從來沒有改變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魯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長久相處的，恐怕只有許先生一位了?！?/span>
他是世界的人，人類的人
魯迅與愛羅先珂
愛羅先珂：俄國詩人，世界語者，童話作家。
友情時長：八道灣的外國客人中，停留時間較長的是俄國作家愛羅先珂。他應邀到北京大學講課，校長蔡元培知道他眼睛看不見，又不通漢語，就托周家來照顧。魯迅和周作人能講日語，周作人則不但通英文，還自學掌握了世界語。周宅除住房寬敞外，還通用著日語，即使魯迅和周作人不在家，他講話也有人能懂，并不寂寞。
1922年2月24日，愛羅先珂由鄭振鐸、耿濟之陪同來到八道灣周宅，住在后院東頭三間客房里。次日，周作人陪同他去拜見蔡元培。此后，他到各處演講，大多由周作人陪同翻譯。只有在北京大學三院演講《世界語及其文學》時，由胡適擔任翻譯，但魯迅、周作人都到場聽講。
愛羅先珂的到來給周宅帶來不少樂趣。他會彈琴、唱歌，孩子們都樂意跟他玩。周作人后來回憶道：
“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里，兩方面都很隨便，覺得沒有什么窒礙的地方了。我們既不把他做賓客看待，他也很自然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會侄兒們的稱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輩分了。我兄弟的四歲男孩該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他時常和愛羅君玩耍。愛羅君叫他的諢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愛羅金哥君呀！’但愛羅君極不喜歡這個名字，每每嘆氣道：‘唉，唉，真窘極了！’”
愛羅先珂來中國，是教授世界語的。世界語的目的是簡化語言，便于學習。它取英文文法的簡單而去除其讀音的繁雜，多用拉丁語詞根。這對歐洲人來說，固然簡單方便，但對沒有一點西文基礎的中國人來說，卻是完全陌生而艱難的。當時中國許多青年人夢想世界大同，希望消除民族隔閡，很注意學習這種語言。所以，愛羅先珂所到之處，鼓吹世界語，得到熱烈響應。他在政法大學等校開設了世界語班，還發(fā)起組織一個世界語學會，在西城兵馬司胡同租了房子做會所。魯迅和周作人一起陪愛羅先珂出席成立大會，并合影留念。這是兩兄弟在一起照的為數(shù)不多的相片之一。
愛羅先珂喜歡熱鬧，在北京住了沒多久，就抱怨這個城市太沉悶：“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作為盲人，他喜歡各種聲音。他告訴魯迅，他很喜歡緬甸，因為那里遍地都是音樂，房里、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其間時時夾著“嘶嘶”的蛇鳴，很是神奇。可是，北京連蛙鳴也沒有。
于是，愛羅先珂買了十幾個蝌蚪，養(yǎng)在后院的池塘里?？墒呛髞硭种鲝堎I鴨子。小鴨子鉆進池塘，吃掉了蝌蚪。這就有了魯迅寫的《鴨的喜劇》——當然也是“蝌蚪的悲劇”。
愛羅先珂的到來給魯迅帶來很多樂趣。有訪客回憶道：“有一年夏天，在周宅午飯，魯迅陪著蘇聯(lián)盲詩人愛羅先珂，娓娓清談，平易近人，若使當年北半截胡同會館中同住的老鄉(xiāng)們遇見，會疑心這不是他們所接觸過的那位周大先生。那時這位盲詩人就住在周家，我記得盲詩人吃過飯后，休息了一會，魯迅便把他沒有做完的手工，遞到他手中，那是一個用粗線織的袋子，盲詩人接了過去，一面講著話，一面繼續(xù)不停地編織，他們仿佛是用日語交談的?！?/span>
日本記者清水安三認為，愛羅先珂在北京期間的一個重大貢獻，是發(fā)出“魯迅在日本和中國，是第一流的作家”的吶喊，“使得不及周作人著作稿費一半的魯迅的稿費，遽然上漲兩三倍”。這位日本記者還說，他經(jīng)常受電話之邀，走訪愛羅先珂，為他讀魯迅的小說，一邊讀一邊譯，愛羅先珂全神貫注地聽著，對魯迅作品中出現(xiàn)的許多人物，特別對阿Q感興趣。
魯迅一生十分熱愛俄羅斯文學，關注它驚人的人道主義精神、對社會黑暗的無情揭露、美好靈魂和種種美德的發(fā)現(xiàn)等等。在他與愛羅先珂相處期間，他們經(jīng)常討論俄羅斯文學，有時談到深夜，并且根據(jù)盲詩人本人的意見，翻譯了愛羅先珂的許多作品。
1922年初，魯迅完成了《愛羅先珂童話集》的翻譯編輯工作。四、五月間，他又在愛羅先珂的直接幫助下，翻譯了他的詩劇《桃色的云》，以后又陸續(xù)翻譯了四篇新的童話。這些童話，引起了魯迅先生的共鳴。為了“傳播被虐待者的至痛的呼聲和激發(fā)國人對于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魯迅積極向中國讀者譯介了盲詩人的作品。
1923年4月，愛羅先珂回國，此后消息杳然。
后記：魯迅的朋友圈名單還可以列很長。而魯迅朋友的結(jié)局也各不相同，在那個時代的文化版圖上，他們各自代表的主義不同，生活各異，卻也因此有了別樣存在的意義。
編輯&文/王璟 彭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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