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州（現遼寧朝陽），是隋唐兩朝控制高句麗、突厥、契丹、室韋、靺鞨、奚、霫（xí）等少數民族政權的關鍵區(qū)域，“地接六蕃”，也是初盛唐時期東北地區(qū)中心城市，政治、經濟、文化及軍事中心。
營州地區(qū)早在5000年前就是人類文明聚居地，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發(fā)祥地之一。周朝時期營州屬于燕國，漢時首建柳城，東晉十六國時期為三燕都城龍城，北魏設置營州，遼時為興中府，明代被廢成為蒙古人的牧場，清代重新命名為朝陽。
營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隋唐時期遼西走廊沿海通道尚未貫通，從中原通往東北、朝鮮半島營州幾乎是必經之路。同時，這里又是陸上絲綢之路的末端，中亞、西亞等國的商人從北路草原絲綢之路一路東行，在營州與東北亞各勢力進行交易。
（紅山文化玉龍）
【初唐，營州在東北的地位相當于西域安西四鎮(zhèn)】
李淵、李世民時期，包括投靠過來的和打下來的，一大批中原北方的少數民族勢力歸附了唐王朝。
其中東北、蒙古高原東部的勢力大都劃歸營州都督府（最早叫營州總管府）管轄，其中包括安置東突厥的順州、威州，靺鞨的慎州，室韋的師州，奚的饒樂都督府五州，契丹的松漠都督府，共計17州（一說18州），之后又增加了東夷都護府管轄東北諸族，是唐王朝初期下轄羈縻州最多的都督府之一。
營州都督府是這些羈縻州府的中心節(jié)點，治所柳城也是唐王朝在東北地區(qū)設置的唯一內陸型州縣，是真正的城市，而非安東都護府之類的軍鎮(zhèn)。柳城不但有大量的中原移民，各級官吏也按標準配備，負責轄區(qū)各族人口戶口登記、賦稅征收、督促邊遠地區(qū)入朝納貢等工作，其駐軍還帶有保護各羈縻勢力的作用。
（唐代營州）
各羈縻州的都督和刺史仍然是原來各部族首領，但需要唐王朝任命，各部族風俗習慣不變。按唐律規(guī)定，這些羈縻州“若有征行，令自備鞍馬，過三十日已上者，免當年輸羊。凡內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為蕃戶也?！?/strong>（《唐六典》）
這些投靠唐王朝的少數民族勢力，除了繳納較輕的賦稅或者定期納貢之外，還可以通過服兵役表示對唐王朝統(tǒng)治的服從，而這種服兵役一般都需要中央政府的命令才能夠進行，包括李世民東征高句麗都是中央政府下詔才能調動這些天生的輕騎兵，當地地方官并沒有隨意征調各部落的權力。
而這些內附少數民族的第二代，已經可以開始享受漢人百姓的正常待遇。在當時，就是可以為官、進學、從軍、分配土地等，這是一些漢化程度較深的少數民族夢寐以求的事情。
所有這些規(guī)定，都是為了讓這些少數民族勢力盡快融入中原。
（契丹人的生活）
營州位于農耕和畜牧區(qū)域交接地帶，自然環(huán)境良好，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日照時間長，在營州唐墓當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僅鐵質農具就數十件，包括鋤、鍤、鎬、斧等，并且還有大量糧食加工工具，如石碾、石磨等，證明了唐代營州地區(qū)農業(yè)發(fā)達，種植了多種農業(yè)作物，與中原其他地區(qū)農業(yè)技術水平基本一致。
營州初期應當是以軍屯為主，當地駐軍大部分糧食依靠軍屯就基本上可以滿足，不足部分或大型軍事行動需要從山東半島或江南調運。隨著經濟發(fā)展和中原移民的增多，逐漸也出現了大量的民屯，同時，周邊長期生活的契丹和奚族也逐漸學會了農業(yè)種植，并向東北內陸傳播。
這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地區(qū)大規(guī)模開始農業(yè)種植的開始，是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融合的必經過程。當然，離漢族聚居區(qū)越近，游牧民族學到的農業(yè)知識越多；離得越遠，農業(yè)種植水平也越粗放，如遠在黑龍江流域的靺鞨人，雖然也有農業(yè)生產，但比刀耕火種好不了多少。
營州一帶畜牧業(yè)也非常發(fā)達，馬匹作為重要軍事物資和日常出行主要交通工具，在這里得到了普及。其余牲畜還包括牛、駱駝、羊、豬、狗等，雞、鴨、鴿子也很多，其中鴿子不僅有食用價值，還可以馴養(yǎng)傳遞信息。
營州是各個異族感受唐王朝強大、富饒的第一印象之地，這些長年生活在草原、森林、高山當中的游牧、漁獵部族，大多數人是沒有機會到中原腹地的，而營州的唐朝官員、兵將、平民，以及來自唐王朝的手工業(yè)制品，就成了他們了解唐王朝的最佳途徑。
因此，營州城治理的越好，收服這些異族越是容易。
初唐時期這種對中原子民和內附異族的差異化管理方式，既保證了中原子民的既有權利，又給投靠唐王朝的各勢力融入中原政權的機會?？梢韵胂螅@種方式如果一直持續(xù)下去，中原政權對周邊的控制力將越來越強，逐漸將不分胡漢，都是中國子民。
可惜，武則天毀了這一切。
（一代女皇武則天）
【武則天的用人失誤，毀了唐王朝在東北邊疆八十年的努力】
唐王朝開國八十年后，武則天任命的營州都督趙文翙（huì）（又稱趙翙）“驕沓，數侵侮其下”，又逢大災，“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仆”。本來災荒是收服人心的大好時機，但地方官員的應對錯誤激起了契丹人的反叛，蔓延數州，史稱營州之亂。
之后，契丹投靠了后突厥并占據了營州地區(qū)，營州都督府只得內遷到漁陽（現天津薊州），而一些原本依附唐王朝（武周）的勢力已經無法與長安取得聯系，只得也轉為依附后突厥。
營州之亂是對唐王朝有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中原與東北、朝鮮半島的聯系基本上被切斷，直接后果就是渤海國的興起和唐王朝全面退出朝鮮半島，不但改變了東北亞地區(qū)的政治格局，也使得周邊各少數民族政權失去了對中原政權的敬畏。
嚴重些說，營州之亂影響了中國古代歷史的走向。
（李治武則天乾陵前的人俑）
這件事情的起因固然有一定偶然性，主要是由于趙文翙本人的問題。但趙文翙死時才32歲，史書上也沒有其他記錄，就是留下了這么一個惡名。營州都督是唐王朝鎮(zhèn)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品級最低也是從三品，最高從二品，如果沒有特殊背景或者和武則天的特殊關系，32歲是不可能做到這個位置的。
武則天把這么個人放在如此關鍵的位置上，一個用人不當是跑不了了。
另外，后世顧炎武曾說過：“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觀中國虛實，其后竟為邊害也?！?/strong>
顧先生說的三個人，分別來自吐蕃、后突厥、契丹。由于武則天的虛榮心和政治、軍事上的無能，把中原政權內亂這一致命弱點暴露給這些少數民族中的精英人物，才讓他們成為唐王朝的大敵。
（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
李世民時期同樣是萬國來朝，也不乏祿東贊等少數民族勢力精英，那時哪個敢動？之前的營州都督，從李世民時期的薛萬淑、張儉，到唐高宗初期的程名振、李謹行、高侃，均是一時名將，哪里是趙文翙這種年紀輕輕的無名之輩所能比的。
“正確的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strong>李世民已經選定了正確的路線，武則天卻錯誤使用了干部，于是就有了這么個結果。李治、武則天時期周邊各異族勢力反叛不斷，和這兩位圣君在用人方面的錯誤是有直接關系的，雖然說武則天任用寒門人士是歷史進步，但這個過程對唐王朝造成的傷害也過于嚴重了一些。
說到用人和人才培養(yǎng)，武則天的水平與李世民差距太大了。
（《步輦圖》吐蕃大相祿東贊與李世民）
【李隆基時期，唐王朝在東北方向已經開始戰(zhàn)略收縮】
好不容易武則天退位下臺，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初期（開元五年），營州都督府才重新遷回柳城原址，這離營州之亂已經過去了二十年。
（開元初期唐王朝在營州軍力投入仍然不足，由于契丹叛降不定，營州都督府治所又變了兩次，開元八年再次遷往漁陽，開元十一年又遷回柳城。）
考慮到東北地區(qū)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和各種少數民族勢力，李隆基逐漸加強了營州的力量，“開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戶，并招輯商胡，為立店肆。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舊唐書》），并設立了平盧軍使（后升格為平盧節(jié)度使）統(tǒng)管這一地區(qū)，逐漸取代了營州都督府的作用。
這是盛唐時期邊疆政策的一個改變，地方節(jié)度使有了更大的自主權。
等到天寶初期取消營州都督府之后，營州柳城成了平盧節(jié)度使治所，包括李治時期設立的安東都護府都成為平盧節(jié)度使下轄的二級單位，管轄范圍除了契丹和奚之外，還包括新歸附的渤海國忽汗州都督府和黑水靺鞨的黑水都護府，平盧節(jié)度使成為東北地區(qū)最高軍政長官，下轄唐軍3.75萬。
但這里也李隆基也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安東都護府從遼東內遷到了河北，使唐王朝在東北地區(qū)只余下了營州一個有駐軍的支點。李隆基的想法是以夷治夷用渤海國壓制契丹，但最后造成東北地區(qū)力量不足，安史之亂后被迫全面放棄。
（渤海國）
李隆基的一系列調整，平盧節(jié)度使的力量得到了加強，但控制范圍小了，營州以東再無一個唐軍駐守，渤海國和新羅雖然保持了與唐王朝的臣屬關系，但心卻日漸遠離。
而且還有了一個大問題，安祿山從天寶初期開始任平盧節(jié)度使，同時兼任范陽、河東節(jié)度使，一干就是十來年。這個在營州出生、長大的胡人后代，和史思明一樣，都曾經在當地貿易集市混飯吃，從最底層的雜胡爬到了區(qū)域最高軍政長官的位置。
于是，就有了安史之亂。
（唐代胡人頭像）
【安史之亂后的營州已經不復為唐王朝所有，同時丟了整個東北】
安史之亂時，駐守營州的平盧軍幾經反復，有從賊的，也有反正歸唐的，最后的勝利者候希逸堅守營州，而且一直堅持了六年之久。一邊對抗契丹和奚的軍事壓力，一邊與安史叛軍交戰(zhàn)，數次擊敗叛軍。
候希逸坐困孤城，最后不得不率軍民二萬余人突圍，渡海到了山東半島的青州并站穩(wěn)了腳跟，之后唐王朝任命候希逸為平盧淄青節(jié)度使，雖然只管理淄青鎮(zhèn)一處，官銜卻帶了平盧二字，表示營州仍然是大唐領土。
但沒有唐軍駐守的營州，就像落入西突厥葛邏祿勢力的西域碎葉城一樣，成了契丹人的牧場。唯一不同的是，契丹人也學會了農耕，也控制了一些漢人為他們耕種。
繼西域之后，唐王朝又失去了整個東北。
安史之亂后，隨著中央權威的弱化，唐王朝對外政策再一次發(fā)生了改變，出現了藩鎮(zhèn)代行中央外交權力的現象。藩鎮(zhèn)畢竟只是割據勢力，他們真正的大敵是中央政府和其他藩鎮(zhèn)，對外方面更不會有長遠的戰(zhàn)略設想。
于是，防御契丹、奚的北方防線退到了渝關（又名榆關，現山海關）一線，放任東北地區(qū)和蒙古高原上的異族自由發(fā)展。而當時渤海國和新羅雖然名義上還是唐王朝的藩屬國，但中央政府只是在新王繼位后冊封一下補一道手續(xù)，其他影響力已經很小了。
中唐和晚唐初期，北方防線占據地利，士兵們屯田自耕，幽州各藩鎮(zhèn)提供后勤補給。契丹一旦入侵就堅壁清野抵抗，一般損失不大，有時還能取得勝利。
到了唐末中原大亂，北方防線士卒失去了所有的后方支持，“戍兵廢散”，北方防線基本失去作用，契丹的活動范圍也越來越大，最終成為又一個占據中原北方的龐然大物。
（內蒙赤峰契丹圖騰雕像）
我個人非常贊同王夫之先生《讀通鑒論》中對唐王朝對外政策的評價，“方玄宗之世，吐蕃、突騎施、奚、契丹雖倔強不賓，而屢挫衄以退，本無可用防御者。無故而若大患之在邊，委專征之權于邊將，其失計固不待言矣?！?/strong>
盛唐天寶十節(jié)度使的設置，與初唐李世民時期的積極主動有本質區(qū)別，是一種相對保守的對外防御戰(zhàn)略。尤其是外重內輕的格局，造成了即使在盛唐國力最強的時候，唐王朝也無法集中全部力量消滅任何一個敵人，并引發(fā)了安史之亂這個使盛唐崩塌的巨大災難。
這一切都始于營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