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的過去和現(xiàn)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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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始于何時？現(xiàn)在比較統(tǒng)一的看法是始于唐人傳奇。唐代之前，先秦諸子雖有談俠、“說劍”的記載，但僅是論中涉及，不是小說；《列子》載有飛衛(wèi)與記昌師徒二人比斗劍術(shù)的故事，也只是武藝相較的一則寓言，與俠無涉。迨及漢代，司馬遷《史記》中的《游俠列傳》和《刺客列傳》，寫了朱家、郭解、聶政等游俠刺客，有一些類似武俠小說的東西，但那只是傳記文學(xué)，也不能稱之為小說。六朝時志怪小說盛行，內(nèi)容多是談神說鬼與搜奇志異，但其中也雜有少量頌揚豪俠勇武之作。如《搜神記》中少女李寄計斬大蛇及山中無名客代干將莫邪之子復(fù)仇的故事，就有俠氣在閃動。但此類豪俠故事不多，情節(jié)也比較簡單，當(dāng)時尚未成氣候。直到唐人武俠傳奇出現(xiàn)，始具武俠小說得雛型。故本文便從唐人傳奇談起。
唐人傳奇
武俠小說的始祖唐代國力強盛，經(jīng)濟發(fā)達，文學(xué)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極其繁榮的局面。不但詩歌發(fā)展進入了黃金時代，而且古文運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與此同時，隨著唐代都市繁榮和適應(yīng)市民需要而發(fā)展起來的傳奇小說，大量產(chǎn)生，這些傳記小說，文采華茂，情致宛曲，為后世短篇小說開了先河，成為唐代文學(xué)中又一葉鮮麗的奇花。唐代初期及中期的傳奇小說，以神怪及愛情的題材為主，作品甚多，成就極大，其最著者有《古鏡記》、《枕中記》、《南柯太守傳》、《霍小玉傳》等篇。后期的傳奇小說，則以表現(xiàn)豪士俠客的內(nèi)容最為出色，其中最突出的當(dāng)推《虬髯客傳》、《紅線傳》、《聶隱娘》、《昆侖奴》等篇。豪俠故事的大量出現(xiàn)，與唐代中葉以后藩鎮(zhèn)割據(jù)的混亂局面有關(guān)。當(dāng)時各地藩鎮(zhèn)勢大，互相仇視，彼此各蓄刺客以牽制和威攝對方。刺客成了爭權(quán)奪利的工具，因此社會上盛行游俠之風(fēng)。而神仙方術(shù)的盛行，又賦予這些俠客以超現(xiàn)實的神秘主義色彩。人們在動蕩的社會中對現(xiàn)實不滿，又找不到出路，便寄希望于那些鋤強扶弱、伸張正義的俠客身上。不畏強暴、本領(lǐng)非凡的俠客，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在這種情況下，反映豪士俠客的傳奇故事，便得以大量產(chǎn)生。
杜光庭的《虬冉客傳》是這類武俠傳奇中的一篇重要作品。作品寫隋朝末年天下將亂，群雄競起，俠士虬髯客見李世民神清氣朗，顧盼生輝，大為折服，便不與他爭奪天下，跑到海外去開辟了另一個王國。文中的三個主要人物虬髯客、紅拂、李靖，個性鮮明，俠義豪爽，被后世稱為“風(fēng)塵三俠”。此篇故事雖沒有寫武俠打斗，但全篇俠氣縱橫，寫得虎虎有生氣，為現(xiàn)代武俠小說開了許多道路。正如新派武俠小說大家金庸所說，這篇故事，”有歷史的背景而有不完全依照歷史；有男女青年的戀愛：男的是豪杰，而女的是美人；有深夜的化裝逃亡；有權(quán)相的追捕；有小客棧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氣相投的一見如故；有尋仇十年而終食其心肝的虬髯漢子’有神秘而見識高超的道人；有酒樓上的約會和坊曲小宅中的秘謀大事；有大量財物和慷慨的贈送；有神氣清朗的少年英雄；有帝王和公卿；有驢子、馬匹、匕首和人頭；有弈棋和盛宴；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的大戰(zhàn)……等等，所有這些內(nèi)容，在現(xiàn)代武俠小說都是可以時時見到的。金庸稱《虬髯客傳》是中國武俠小說的鼻祖是很有道理的。
宋人話本及筆記中的武俠故事
在宋代，市肆繁榮，商業(yè)發(fā)達。為了娛樂市民，各種雜耍、伎藝應(yīng)運而生，“說話”（講故事）便是其中的一種。“說話”藝人的底本稱為話本。話本小說大都采用接近口語的白話寫作，有利于吸引中下層的民眾。在這些宋人話本中，有一些內(nèi)容就是寫武俠的。
其中有不少是寫水滸英雄的故事，如《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等，這些民間流傳的故事，后來經(jīng)過施耐庵的加工整理，便成了俠義小說《水滸傳》的內(nèi)容之一。
明代長、短篇白話武俠小說
明代長篇章回小說十分盛行，其中“講史演義”方面的內(nèi)容所占甚多。在這類長篇歷史演義中，往往把“講史”、“靈怪”、“豪俠”三者熔于一爐。側(cè)重于靈怪方面的，便成了神魔小說；側(cè)重于豪俠方面的，便成了俠義小說。這兩類小說均有鋤強扶弱、誅除奸惡的內(nèi)容，均可列入武俠小說的范圍。
中國的武俠小說，在武俠打斗的描寫上，一直存在著寫實和幻想兩種傾向，形成武俠與劍俠兩大類。武俠以技擊搏斗為主，屬寫實型；劍俠以飛劍法術(shù)為主，屬荒誕浪漫型。這兩種傾向，從唐人傳奇開始，一直是并行發(fā)展的。降及明代，長篇章回小說大量出現(xiàn)，也依然是這種情況。前面提到的《水滸傳》就屬寫實型；另一本寫武王伐紂故事的《封神演義》則采取荒誕浪漫的寫法。其實，上面所說的從唐至明以武俠題材為主要內(nèi)容的傳奇、話本及長篇章回小說，我們稱之為武俠小說，但那時候還未成型，它們的故事情節(jié)還不夠復(fù)雜曲折，人物性格還不夠鮮明突出，武俠打斗還不夠緊張,直到清代俠義公案小說出現(xiàn)，濃墨重彩地集中描繪江湖俠客、綠林豪杰的爭斗，武俠小說才正式定型，開創(chuàng)了中國小說創(chuàng)作的新局面。
清代俠義公案小說
明代以來，被稱為“四大奇書”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曾經(jīng)盛極一時。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出，又得以盛行于世。但是正如魯迅所指出的：“時勢屢更，人情日易于昔，久亦稍厭，漸生別流”，于是俠義小說遂得以脫穎而出，別開生面。這類俠義小說，旨在揄揚勇俠，贊美粗豪，但又不背于忠義，因此既受到小民百姓的歡迎，統(tǒng)治者也樂于利用。
清代的俠義小說，往往與公案故事連在一起，形成為俠義公案小說。這類小說每以歷史上的一名清官為主，一些武藝非凡的俠客為輔。如《三俠五義》中的包拯，《施公案》中的施世綸（小說中作施仕倫），《彭公案》中的彭鵬（小說作彭朋），在歷史上都頗有名聲。這些清官要能順利地辦成大事，自然需要一些俠客的幫忙，武藝高強的南俠展昭等人，自然是最好的幫手。
魯迅在評《三俠五義》一書時說：“凡此流著作，雖意在敘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為國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為中樞，以總領(lǐng)一切豪俊，其在《三俠五義》曰包拯。”他又說：“凡俠義小說中的英雄，在民間每極粗豪，大有綠林結(jié)義，而終必為一大僚吏卒，供使令奔走以為寵榮，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為臣仆之時不辦也。”此兩段話很有概括性，深刻地揭示出古代的俠客，既有“俠義”的一面，也有“奴性”的一面。同類的俠義公案小說，大抵都離不開這個公式。
民國以來的舊派武俠小說
民國自二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末期，武俠小說盛極一時。
據(jù)魏紹昌所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的不完全統(tǒng)計，當(dāng)時作者有一百七十多人，作品有六百八十多部，出版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北平、天津，時稱南派和北派。
南派武俠小說以平江不肖生最負盛名，他所作的《江湖奇?zhèn)b傳》曾經(jīng)風(fēng)迷一時，讀者甚眾。后來明星影業(yè)公司截取其中片斷，改編拍攝成《火燒紅蓮寺》，影響就越發(fā)巨大?！督?zhèn)b傳》寫于二十年代初，被視為近代武俠小說的先驅(qū)，有些人甚至認為它才算中國第一部正宗的武俠小說。
北派武俠小說家人數(shù)不及南派眾多，但有影響的卻不少。如朱貞木、王度廬、白羽、還珠樓主等，都是聲明赫赫的作者。其中還珠樓主以荒誕奇幻之筆，創(chuàng)作了超級長篇巨作《蜀山劍俠傳》，顯示了他無與倫比的驚人想象力。作者對佛經(jīng)道藏，頗為熟稔，別有會心，化用于小說之中，便異彩紛呈，精光四射。這部小說光怪陸離，異想天開，奇幻曲折，其神怪荒誕的程度，遠遠超過了《西游記》和《封神演義》，使它達到了神魔劍俠小說中前所未有的高峰。
以《十二金錢鏢》名噪一時的白羽，本不屑寫武俠小說，但為生計所迫，卻無心插柳柳成蔭，成了著名的武俠小說家。白羽筆下的武俠，與不食人間煙火的蜀山劍俠相比，是比較切合人生的。作品借武林中的恩恩怨怨，發(fā)泄對世態(tài)人情的感慨，寄意甚深，尤為后世所贊賞。由于白羽厭惡寫武俠小說，因此書中時有奚落俠客之筆。如寫柳妍青比武招親，卻招來了地痞，使得女俠流淚，老俠后悔；又如南荒大俠一塵道長捉采花賊，卻中了賊人“假采花”之計，結(jié)果被活活氣死累死。白羽如此著筆，是對沉迷武俠者含有告誡之意的。
縱觀上述南北兩派的武俠小說，南派作家雖多，但作者和作品的影響卻不比北派巨大。同是著名作家，南派的不肖生和顧明道，就不及北派的還珠樓主和白羽。
美學(xué)家張贛生近來研究武俠小說，他把武俠小說分為“武林技擊小說、神魔劍俠小說、社會武俠小說、言情武俠小說“四大類，這四類的代表作家，分別是鄭澄因、還珠樓主、白羽和王度廬。這四人都屬于北派。當(dāng)今港、臺等地的武俠小說，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這四人的影響。香港新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就自言最初寫武俠小說是受白羽影響的。有些論者又指出，王度廬、鄭澄因等人，對后來臺灣武俠小說家古龍等，影響不少。這都充分說明，北派武俠小說家的成就和影響是遠遠高于南派的。
港、臺的新派武俠小說
進入五十年代中期，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武俠小說便在內(nèi)陸銷聲匿跡；但在香港卻得到了新的繁榮，形成為今日的新派武俠小說。
新派武俠小說，“新”在去掉舊小說的陳腐語言，用新文藝手法去構(gòu)思全書，從外國小說中汲取新穎的表現(xiàn)技巧，把武俠、歷史、言情三者結(jié)合起來，將傳統(tǒng)公案與現(xiàn)代推理揉為一體，使武俠小說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
金庸、梁羽生并稱新派武俠小說鼻祖。從創(chuàng)作時期看，梁羽生比金庸起步早三年；從成就和影響來看，則金庸勝過梁羽生。香港作家倪匡以“古今中外，空前絕后”八個字來稱譽金庸的作品；臺灣成立了“金學(xué)會”，出版《金庸研究叢書》，都說明金庸作品的成就和影響，確實高于梁羽生。
到了六十年代，武俠小說在臺灣大為流行，古龍異軍突起，脫穎而出，以起武俠推理小說別樹一幟，與金、梁形成鼎足三立之勢。
古龍行文跌宕跳躍，句式簡短，自成一格，情節(jié)驚險曲折，結(jié)尾常出人意外。他善于制造懸念，尤善于塑造武俠福爾摩斯，在刀光劍影中，把表面亂麻般的案件，一一條分縷析，通過嚴密的推理、判斷，尋出真兇，鏟除奸惡。由于內(nèi)容新、筆法新、句式新，情節(jié)離奇緊張、復(fù)雜多變，因此極受讀者歡迎。他的小說銷量多、流行廣，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的也不少，其影響之大，也堪與金庸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