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歷史》文┃劉昕
從1922年至1945年，將戰(zhàn)爭強加給人民的同時，法西斯政權也開啟了一段近代時尚歷史中前所未有的時期——他們利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強令社會風尚轉向。其影響之深遠，大大超出二戰(zhàn)的界限，一直彌漫至今。
提起法西斯，人人都能聯(lián)想到他們對權力、戰(zhàn)爭、集中營的興趣。其實，時尚同樣是法西斯政權掌中的玩物。墨索里尼公開宣稱：“我們相信這（二十世紀）將是一個權力的世紀、右翼的世紀、一個法西斯的世紀。如果十九世紀是個人的世紀，那我們相信這將是一個集體的世紀，也因此必然是國家的世紀。”
在這種論調(diào)的支持下，時尚再也不僅僅是體現(xiàn)品味的小情調(diào)，而是事關國家形象和榮譽，將個人固定于集體之中的大工程，從墨索里尼到希特勒，獨裁者們個個費盡心機，開始了對審美和時尚進行改造的龐大計劃。（《看歷史》2010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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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志著法西斯主義時尚改造的最佳例證，就是他們對制服的迷戀。在窮兵黷武的極權政體之下，制服成了象征地位與力量的標識。更可怕的是，由于種族主義理論的影響，軍裝制服被納粹當作彰顯日耳曼人人種優(yōu)秀的道具。如今成為“惡魔”代名詞的第三帝國軍服，是那個時代法西斯政權中最醒目的流行。
納粹對制服的要求可謂一絲不茍。納粹時代的德國軍隊，秉承著普魯士的軍事傳統(tǒng)，無論軍事理論、武器訓練，乃至軍容裝備，都恪守著嚴謹?shù)淖黠L，軍服也不例外。此時的軍服，延續(xù)了德國傳統(tǒng)軍服的基本特征，再加以改進創(chuàng)造，設計制作毫不馬虎。夏季軍服采用混紡棉質(zhì)材料，冬季則采用羊毛布料與人造纖維材料合織，軍服表面挺括整齊。
雖然隨著二戰(zhàn)的推進，為了適應戰(zhàn)時生產(chǎn)原料緊張的特點，后期適當降低了面料中棉、羊毛布料的比例，造成軍服外觀不如早期硬挺。但總體說來，德國軍裝的質(zhì)量依然堪稱二戰(zhàn)翹楚。
從第三帝國建立伊始，納粹就開動宣傳機器宣傳軍國主義理念。德軍制服的設計也成為宣傳戰(zhàn)中的棋子，希特勒甚至親自過問軍服的設計生產(chǎn)。制服中加入了眾多裝飾物，顯得更醒目美觀，日常服、禮服采用收腰修身的設計，凸顯出軍人的體態(tài)美。根據(jù)當時德國的報道，很多青年入伍參加，為的就是能得到一套漂亮的制服。法西斯的“軍服宣傳”攻勢，在年輕人中收到了奇效。
因為二戰(zhàn)戰(zhàn)事吃緊的原因，后期德國軍服在款式設計、剪裁要求與縫制工序上進行簡化，降低了生產(chǎn)時間和對生產(chǎn)設備、人員素質(zhì)的要求。不過，這些僅限于普通的士兵階層，軍官制服基本沒有受到布料標準降低、剪裁縫制從簡的影響，而且一些上層軍官的制服，都是找高級裁縫定做的。德國軍方每年都會出版關于軍裝定制的書籍，其中將各種制服的基本樣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藝、配件圖片等等詳細列出，以方便將官們按圖索驥，找自己心儀的裁縫制作出令人滿意的軍服。德國上層對軍裝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今天的戰(zhàn)史研究者提起二戰(zhàn)時期的德軍軍服，依然難掩稱贊之色。它就像一株妖艷的罌粟，魅力非凡卻含有劇毒，總給染指它的人帶來厄運。英國王儲查爾斯的小兒子哈里王子,曾經(jīng)在化裝晚會上穿著納粹軍服，惹得全世界媒體指責聲連連。張曼玉也因為自己主理的時裝品牌派對上，出現(xiàn)大量納粹軍裝元素而遭炮轟。
因納粹制服而頂上罵名的人，著實不少。而靠它受益的，也大有人在。當今著名男裝品牌HUGO
隨著二戰(zhàn)爆發(fā)，為了完成軍方訂單，胡戈開始大量使用集中營里的波蘭、法國囚犯做勞力。戰(zhàn)爭結束后，胡戈·費迪南德·波士被認定為“第三帝國的投機取巧者”，并被取消了投票權，罰款8萬馬克。1948年，他去世了。但作為戰(zhàn)后德國郵遞員、警察制服的生產(chǎn)者，HU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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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德國軍隊制服的“耀眼”，法西斯主義對女性時尚的改造也許更為隱秘，但是影響卻非常深遠。早在1800年，柏林就是一個以生產(chǎn)和出口服裝而聞名的城市。希特勒上臺伊始，向他的國民保證：“德國女人要成為歐洲最時尚、最有品味的女人”。
可當時德國一流的時裝店大都由猶太人經(jīng)營，在納粹“排猶”浪潮中，這些人不得不放棄時裝生意，導致柏林作為紡織品和服裝加工城市的地位迅速下降，甚至連納粹骨干戈培爾的夫人馬加達·戈培爾，都要向她的朋友寫信抱怨柏林時裝業(yè)的凋敝。
沒有了服裝產(chǎn)業(yè)的支持，獨裁者究竟依靠什么方法讓德國女性認為自己是最時髦的人呢？納粹選擇的是引誘或者強迫女性服從他們的審美觀念。第三帝國一建立，納粹便開動強大的宣傳機器，時刻向著公眾灌輸符合“法西斯精神”的完美女性形象。
1938年，一本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女性了望》的雜志這樣寫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一些所謂‘外國優(yōu)秀文化’漸漸進入德國。……對于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那是一個讓人迷惑的時代。例如：所有的年輕職業(yè)女性都紛紛擠出時間來化妝，以一種精心的態(tài)度修飾她們的手、指甲，她們毫不后悔地將大量時間和金錢投入其中，買了許多胭脂香粉、口紅等化妝品，她們認為將自己裝飾一番才能呈現(xiàn)在別人面前，尤其是在工作日。除此之外，對苗條的崇拜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文章一再陳述以往審美觀念的荒謬，暗示著“新形象”，將幫助德國女性走出“迷惑時代”：納粹鼓吹用科學測量的方法，從眉毛形狀到身高體重，為女性提供一組“標準模樣”。甚至還開發(fā)了今天看來如刑具一般的身體矯正器和電動整形面具，能實現(xiàn)女性“塑造完美軀體”的渴望?？墒蔷退闳绱嘶闹?#8220;扮美”德國女性的舉措，也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1943年，戈培爾下令關閉所有的美容院，因為它們“浪費電能、熱能和人類勞動”。
相比改造身體審美風尚，納粹更愿意將精力投入女性社會形象的規(guī)訓上。在希特勒的理論中，女性的全部價值就是繁衍后代。臭名昭著的納粹哲學家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Alfred
法西斯統(tǒng)治之下，德國女性唯一的“正確選擇”，就是成為擁有金色頭發(fā)和藍色眼睛的“雅利安母親”，裝扮高雅，舉止端莊，并且“排斥一切與女性最高職責（生育）相抵觸的對美的崇拜，大力提倡女性作為一群健康孩子母親的形象”。一個多產(chǎn)的母親，甚至能獲得國家獎勵——“德意志母親十字榮譽勛章”就是用來表彰生育四個或更多孩子母親的。
上文提到的馬加達·戈培爾，就被當作“新女性”的代表廣為宣傳。馬加達生于一個上流社會家庭，嫁給戈培爾前曾有過一次婚姻，并育有一子。再婚后，又陸續(xù)生六個孩子，她也因此獲得德意志母親榮譽十字勛章。而馬加達所有孩子的名字都用“H”開頭，以視向希特勒的致敬，希特勒則稱她為“全德國最偉大母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馬加達·戈培爾都在扮演著“第三帝國第一夫人”的形象，是德國女性完美形象的標桿。
然而，這個集德國女性之美于一身的人，恰恰無法擁有幸福的生活。她必須一次又一次忍受丈夫的不忠和第三者的挑釁，而為了捍衛(wèi)所謂“傳統(tǒng)家庭道德”，第三帝國元首禁止他們離婚。馬加達·戈培爾只能向她的朋友表露心聲：“我們這一代棄世而去的時候，德國不會有文化，生活也不會有真正的快樂，有的只會是紀律、盲從、制約和命令。”
和被納粹宣傳機器塑造出來的眾多“雅利安母親”一樣，馬加達·戈培爾所謂的“時髦生活”完全建立在極權、謊言和規(guī)訓之上。隨著納粹的垮臺，時尚生活變成噩夢。柏林城破之時，她和六個孩子一起，做了惡魔們的殉葬品。（《看歷史》2010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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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在改造社會風尚方面的手段也不遑多讓。法西斯獨裁者都對召集盛大的游行樂此不疲，可是在我們翻看墨索里尼時代的游行照片時，會發(fā)現(xiàn)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參加活動的意大利女性，著裝分成了三個截然不同的風格：軍裝制服、運動服和各地區(qū)的傳統(tǒng)服飾，尤其是穿著傳統(tǒng)服飾的女性，會佩戴各種不同的首飾裝飾，比如項鏈、耳環(huán)甚至蕾絲披肩、宗教裝飾，盛裝出行，與我們印象中法西斯主義整齊劃一的要求大相徑庭。
怎么解釋意大利女性在游行中展示的不同著裝風格呢？有的風尚專家認為這表現(xiàn)了一種反叛個性，是一種對大眾選擇（毫無疑問，制服風格是當時最“保險”的流行）的反動。不過，更多學者則認為，這是一場法西斯策劃的風尚改造工程。服裝史學家Patrizia 評價：“我們要特別注意，當時的政權允許女性穿著地方服飾，這正是法西斯主義精神的產(chǎn)物：捍衛(wèi)傳統(tǒng)，國家才有榮譽感。”
事實上，ENM的一個重要工作原則，就是去說服女性顧客和制造商從意大利文化傳統(tǒng)中尋找靈感。于是，各個地方的傳統(tǒng)服飾，被當作“真正的意大利文化”而大力推廣。政府開始創(chuàng)辦機構，推動各地區(qū)與時裝相關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如珊瑚加工、刺繡、蕾絲、草編等等。地方傳統(tǒng)服飾再也不僅僅是一種服裝飾品，而成為了愛國主義、國家自豪感的代名詞。
從當時媒體長篇累牘宣傳的論調(diào)中，我們不難看出，墨索里尼政權希望通過強調(diào)民族傳統(tǒng)，培養(yǎng)國家自豪感進而與“危險的”國際社會相抗衡。例如當時有文章寫道：“鄉(xiāng)村服飾是意大利最主要的風格，而它曾經(jīng)被都會風格驅(qū)逐。……只有穿上這些衣服，才能找回對國家的神圣記憶和精致而詩意的生活。”
研究這段時間意大利風尚的Eugenia
與納粹德國相似，當時意大利法西斯政權也捧出了一位“女性形象”代言人——瑪麗·喬西（Marie
依靠推廣傳統(tǒng)服裝等手段建立起來的國家自豪感，的確讓墨索里尼政權嘗到了一些甜頭。侵略埃塞俄比亞的時候，不少意大利女性毅然捐出自己的首飾，以資軍費。但這并沒有把意大利推上強國之路。
1945年，憤怒的意大利人將墨索里尼的尸體懸掛在米蘭羅雷托廣場上。墨索里尼妄圖通過古典意大利服裝建立起來的民族自豪感，最后變成了他的墳墓。
戰(zhàn)爭開啟的社會風尚的影響大大超出二戰(zhàn)的界限，一直彌漫至今。二戰(zhàn)之前，制服風格、軍裝元素絕少出現(xiàn)在女裝潮流之中，而自1945年以降，軍服風潮被設計師大書特書，尤其是冷戰(zhàn)陰霾愈來愈濃的六七十年代，或者“9.11”事件之后這樣敏感的時間窗里，女裝中的制服元素更是頻頻出鏡。墨索里尼欣賞的典雅、高貴的傳統(tǒng)氣息，為戰(zhàn)后“意式風格”的勃興打下了基礎，手工業(yè)保護政策也確保意大利時裝產(chǎn)業(yè)能迅速復興，并捧出瓦倫蒂諾、費雷、阿瑪尼等一系列時尚大師，重新占據(jù)歐洲時尚中心地位。
雖然無論軍裝元素還是傳統(tǒng)民族風格，都成為二戰(zhàn)之后不可或缺的時尚元素，但我們絕無理由把功勞記在極權主義賬上。只有植根于自由意志，時尚才有其存在的價值。依靠權力、暴行、誘騙、洗腦，肆意強加于全體國民身上的“美”，那是遠比丑陋更丑陋百倍的東西。
■《看歷史》2010年7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