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羅馬帝國的兩帝共治時期（公元161－169年），羅馬也曾爆發(fā)大規(guī)模傳染病，這場瘟疫讓羅馬帝國逐漸走向衰亡。
提到羅馬帝國，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完善公共衛(wèi)生與供水系統(tǒng)，為了有效治理橫跨三洲的龐大帝國，羅馬人不僅修建公路、橋梁等各項公共建設，還延續(xù)自共和時期（公元前509─前27年）以來的衛(wèi)生習慣，在帝國境內(nèi)各地廣建各項公共洗浴設施、公共廁所與處理污水的引水渠。學者根據(jù)史料統(tǒng)計，羅馬從共和晚期（公元前150－前27年）到帝國初期（公元前27年－公元96年），曾憑靠優(yōu)良的公衛(wèi)體系，保持200多年無瘟疫的紀錄。但最終羅馬帝國還是難逃傳染病的入侵，其中以公元160年代從小亞細亞傳播到意大利地區(qū)、前后肆虐達16年的“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所引發(fā)的疫情最為嚴重，不僅造成數(shù)百萬至上千萬人死亡，也是導致羅馬帝國由盛轉(zhuǎn)衰的關鍵。
被譽為羅馬帝國“五賢帝＂（或譯為“五賢君”）之一的哲學家皇帝－馬爾克．奧列里烏斯．安東尼．奧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簡稱馬可．奧勒留，161－180年在位），于公元162年向帕提亞帝國（Parthian，建于公元前247年，是波斯第二帝國）發(fā)起戰(zhàn)爭，并派和他共治羅馬的弟弟－路奇烏斯．維魯斯（Lucius Ceionius Commodus Verus Armeniacus，130－169年）做為軍隊統(tǒng)帥。戰(zhàn)事起初相當順利，維魯斯攻下敘利亞，還有望收復亞美尼亞與美索不達米亞這兩個曾為羅馬統(tǒng)治的地區(qū)。
但是，公元165年至166年維魯斯正率軍在亞美尼亞作戰(zhàn)時，“安東尼瘟疫”悄然傳播至亞美尼亞，使帝國全軍上下均被瘟疫感染，導致戰(zhàn)力嚴重不足，最后只好與帕提亞談和，返回羅馬。這批僅存的羅馬軍隊便把傳染病帶到帝國西部，最后在羅馬城大爆發(fā)，而維魯斯自己也染病而亡。
從文獻上的記載，“安東尼瘟疫”的癥狀有：劇烈腹瀉、嘔吐、咽喉痛、發(fā)燒，身上會起黑色膿皰疹導致手腳潰爛或是皮膚流膿等眾多病征，這讓學者對于這場瘟疫究竟屬于哪一種疾病，眾說紛紜。到底是天花、鼠疫、傷寒和霍亂，直到今日也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以天花的可能性最高。而安東尼瘟疫出自哪里，根據(jù)近年研究發(fā)現(xiàn)，當時瘟疫是從東非的埃塞俄比亞一路往北傳播，再經(jīng)埃及散播到小亞細亞地區(qū)。
根據(jù)當時的羅馬史家卡西烏斯．狄奧（Cassius Dio，155－235年）記載，疫情最嚴重時，羅馬一天就有2,000人因病過世。為何讓羅馬人相當自豪的公共衛(wèi)生系統(tǒng)，在瘟疫面前竟如此不堪一擊？這要從羅馬對于安東尼瘟疫的處理方式說起。
雖然古希臘的醫(yī)學自公元前3世紀開始發(fā)展，透過在羅馬行醫(yī)的希臘醫(yī)生傳入羅馬，羅馬帝國奧勒留時代也有名醫(yī)蓋倫（Aelius Galenus，通稱Galen，129200年），但羅馬人面對疾病時，依然普遍認為是“神罰＂，或是“神明的詛咒”。盡管被譽為“現(xiàn)代醫(yī)學之父＂的古希臘醫(yī)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 公元前460－前370年）早已提出處理大規(guī)模傳染病的方式，就是理性看待、厘清共同病因，進而找出病源并處理，就能有效解決此類疾病。而且希波克拉底還提出相當重要的看法：疾病并非“天罰＂，可惜他的觀點并未被后世羅馬帝國采納。
因此，面對來勢洶洶的安東尼瘟疫，羅馬人依然將其視為是上天的懲罰，盡管羅馬有完善的公衛(wèi)系統(tǒng)，也無法有效處理具有強烈傳染性的疾病，更沒有相關配套的防疫措施或政策。那么，在安東尼瘟疫橫行時的羅馬，是否有采取隔離措施呢？雖然《舊約圣經(jīng)》里對于傳染病，已有將病人隔離7天的做法，但是奧勒留時代的羅馬帝國，距離承認基督教具有合法地位的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274－337年）還早了一百多年。因此安東尼瘟疫盛行時，羅馬并沒有采取任何隔離措施，當然也不會有隔離傳染源的觀念。從東方疫區(qū)撤軍的羅馬士兵，就在沒有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回到羅馬，導致疫情擴散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于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姓安東尼）染病死亡，使這場疑似天花的瘟疫才被命名為“安東尼瘟疫”。與此同時，在歐亞大陸另一邊的東漢王朝也飽受天花所苦，即桓帝延熹四年春正月（公元161年）的“大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