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三槍拍案驚奇》,又想到那個字:玩。
玩電影。
這3個字對現(xiàn)在的觀眾來說可能已經(jīng)生疏,但在20年前,它曾被張藝謀作為時尚標簽貼在觀眾對《紅高梁》和《秦俑》甚囂塵上的爭論上,本來群情激憤的大眾,一看到這3個字,都啞口。
奧運會之后在許多人心目中上位“國師”的張藝謀用《三槍》證明自己還保持著這個可愛的原始的電影沖動,這部電影或者正代表了他在那個堅硬的百煉鋼外殼里做著繞骨柔一樣的柔軟掙扎。
這也可以用那個字形容:玩。
《三槍》里明顯有《菊豆》和《紅高粱》的影子,好女嫁賴男,于是這個荒唐的家庭結構就成了電影解構的標靶,不過,這次電影沒有讓閆妮飾演的老板娘一上來就以“血淋淋的事實”表現(xiàn)斯時被壓迫婦女的苦難,倒是讓她囂張到明目張膽地向波斯商人購槍置炮,磨刀霍霍――后情交待,其實當初面店老板王麻子(倪大紅飾)只是用一只手槍的價格買回來一個小女孩,后來她就成了可以買槍買炮的老板娘,但這個女人在王麻子眼里只是個生育和虐戀的工具,《三槍》有意淡化了曾經(jīng)被《紅高粱》和《菊豆》鋪張過的舊時代女性命運的那樣的深刻主題,而放大了那種情境下的另一種可能的癲狂,女人對男人的報復。
張藝謀主動打破禁忌向自己曾經(jīng)堅持的那些至為崇高的意義反水,這種觀影體驗,對長期跟隨他的觀眾來說一定是既有驚喜也有失落。
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這個女人雖然身際不幸,但張藝謀沒有再讓她承擔類似女性解放這樣沉重的意義,放大了她性格上那種欲望特質(zhì),她對小沈陽飾演的李四的控制欲已經(jīng)被幻化為比其受到的來自王麻子的壓迫更令人發(fā)指的地步,如果非要讓我找一種嚴肅的意義做對應,或者這是對女權主義的過度膨脹狀態(tài)的諷刺,老板娘的“陰悍”和李四的“陽柔”被媒體解釋為張藝謀向80后90后們的致意,我倒覺得倒不如說這是種反諷。
奇山異谷之間的麻子面館,或者也可以濃縮為現(xiàn)在這個癲狂的中國社會的倒影,那種表面上的夫妻關系、男女關系、同事關系、主仆關系、雇傭關系并不能掩蓋內(nèi)里所有參與者人人被膨脹異化了的個人欲望,也不能有效遏止參與者們都在極度追求個人歡愉的邪路越走越遠,尤其是電影里的男人們,無論是丑陋的王麻子還是雌化的李四(小沈陽飾),或者是血溫零度的殺手張三(孫紅雷飾),還有那個頭重腳輕的趙六(程野飾)都可以用一句話概括:
沒一個好人。
為一群壞人拍一部電影,這才是張藝謀這次做的最“出格”的動作,如果你還帶著慣性思維去欣賞導演的這部新作,所得到的肯定全是失落,無價值的人生、非崇高的情感、沒有意義的生活――本片的最后,導演突然又用不同凡響的豐滿狂歡再一次強化了發(fā)生在麻子面館里的這個被傳說中的故事的虛無印象:
不要瘋狂地迷戀我,我只是個傳說
咱們的世界這樣大,事情如此多
你我都說完全明白事實的真相
其實聽到的也就是個也就是個傳說
這個關于張三、李四、趙六、陳七以及王(二)麻子的傳說故事,電影看似隨意地為人物命名本身就是試圖和現(xiàn)實產(chǎn)生某種強烈的對照,至于它能不能真正以此刺痛觀者,則又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可能這種指望也是虛無的。
以趙本山為首的“趙家班”這次傾二人轉表演功力大成配合張藝謀做了這樣癲狂的演出,這也可能是“趙家班”有史以來最登堂入室的表現(xiàn),張藝謀替趙本山完成了二人轉的審美升級,趙本山也替張藝謀做到了宏大敘事的詼諧意趣;據(jù)說電影最后的那段MV拍攝期長達兩周,那個千百人站在山脊上扭秧歌的大場面既可以讓人想到黃土高原上喧鬧的安塞腰鼓,也可以讓人想到奧運開幕式上宏大的團體操,但只要你一想到這些都出自己張藝謀之手,就會相信那里有最不可說破的一份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