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軍敗北，耗時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戰(zhàn)爭落下了帷幕?？谷諔?zhàn)爭的勝利，在令舉國為之歡慶、振奮之余，也將國內(nèi)的兩黨問題以及中國今后向何處走的難題擺上了“臺面”。
當時，我黨不忍破壞這份來之不易的安穩(wěn)與和平，將百姓再次拉入內(nèi)戰(zhàn)的泥潭，遂向蔣介石做出退讓，希望兩黨可以和平相處，共同成為國家的掌舵人。
然而，坐擁430萬兵力，以及占有近乎八成“江山”的蔣介石并不愿分享這份“蛋糕”，甚至于罔顧百姓所要遭受的不幸與苦難，主動點燃戰(zhàn)火，挑起內(nèi)戰(zhàn)。
面對如此“財大腰粗”的敵人，彼時我黨不過是巨人面前的小矮人，實力相差甚遠，這也讓大多數(shù)人認為我黨未來迎來的大概率會是失敗與失意。
然而，當時卻有一位名人在僅與毛主席見過兩面之后，便發(fā)出了不同的聲音，甚至直言“得天下者，毛澤東也！”
此話一出，可謂掀起巨大的“風浪”。面對世人的不解與質疑，他僅云淡風輕地用三個詞道出了毛主席的優(yōu)勢以做回復。
這位獨具慧眼的名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究竟是何因緣際會令他做出如此斷言？他口中所言的三個優(yōu)勢到底是什么？他與主席之間又有著怎樣的不解之緣？
張瀾，1872年4月2日出生于四川南充市中和鄉(xiāng)的一個書香世家，自幼跟隨秀才出身的父親讀書習文，后也沿襲父親之路，考中了秀才。
他滿腹少年志，上進心極強，因不愿困于方寸之間，1902年進入四川尊經(jīng)學院繼續(xù)攻讀，后因學業(yè)成績出色，水平較高被選入赴日留學之列，在東京宏文書院師范科深造學習。
在這里，他的學識與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此時的他深刻意識到自己的國家，自己為之效忠的政府有多么的迂腐。
同時，日本本土學生對他的歧視與打壓，也讓他體會到了“寄人籬下”的難處，更是令他心中渴望國家富強的火焰燃得愈發(fā)猛烈。
然而，內(nèi)心滿是悲憤與惆悵的張瀾并未因此失卻那份對國家，對人生的熱忱與憧憬，而是化悲憤為動力，投身于書海間，更努力地汲取知識，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制夷”，幫助自己的國家恢復昔日榮光。
奈何好景不長，僅一年便因發(fā)表慈禧太后應歸政于光緒帝的言論被朝廷駐日公使押送回國，結束了短暫的留學生涯。
回國之后，張瀾任教于四川南充順慶府學堂。也正是在這所學校里，他與朱德之間結下了延續(xù)一生的深厚師生情誼。
1906年，就讀于村中私塾數(shù)年的朱德，在“啟蒙老師”席聘三的推薦下，來到了順天府學堂讀書，成為了張瀾的學生。
因此前朱德所接觸的多是“四書五經(jīng)”之類的傳統(tǒng)知識，故而初到順天府學堂的他，學習頗為吃力，但是向來刻苦努力、積極進取的朱德并未因此氣餒，反而在學習上更下功夫，投入更多的心血。
課上課下，如饑似渴般地汲取著新知識，張瀾也因此注意到了這個極有上進心的學生，發(fā)現(xiàn)朱德家境貧寒后，更是照顧有加，甚至親自出資以做勉勵。
為了幫助朱德的學習，他在常常為其答疑解惑之余，還時常將自己的私藏書籍借予朱德翻閱學習。
正是在張瀾春風化雨般的熏陶浸潤下，朱德閱讀了鄒容的《革命軍》一書，第一次了解到了“革命”及其背后的力量。這也使得滿腔熱血與抱負的朱德心中萌生了推翻封建政權與舊社會的念頭和思想。
后來在張瀾的鼓勵引導下，朱德又相繼深造于四川省城高等學堂、云南講武堂等地方，進一步汲取民主思想，探索救國救民之道。
而在朱德之后的學習以及革命生涯中，張瀾也一直留有痕跡，會時不時寄信指導或提醒于他，使他可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一直沿著正確的方向行進。
朱德深受其恩，雖然與恩師天各一方，但始終感念老師之恩，在隨后的革命生涯中，一有機會，便會去看望張瀾，亦或是向張瀾寄信問好，可以說他對張瀾的懷念，有如“月落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當然，在朱德不斷進步的同時，張瀾也并沒有安于現(xiàn)狀，拘泥于一隅之地。
他不僅組織領導了轟動一時的保路運動，還在辛亥革命后先后就任于嘉陵道道尹，四川省省長等職務，整頓社會風氣，為百姓謀福利，因此還被尊稱為“川北圣人”。
五四運動時，張瀾很是激動和開心，他很開心當時的青年學生能夠有如此先進的思想，能夠如此熱愛國家，并為之奮斗。這些革命的新鮮血液，讓他看到了國家的希望與未來。
五四運動結束后，張瀾依舊是新文化運動的堅定支持和助力者，為了讓青年學生能夠更好地審視我們這個積貧積弱、千瘡百孔的國家并尋到“治病良方”，他還公開表示非常支持青年學生走出國門，勤工儉學，尋找救國救民之道。
隨后在抗戰(zhàn)期間，張瀾又作為四川民主的權威人士，頻繁參與抗日民主運動，積極鼓勵人民堅持抗戰(zhàn)、參與抗戰(zhàn)，并在1941年參加發(fā)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期間先后就職中央執(zhí)行委員、民盟中央主席。
民主同盟作為國內(nèi)民主人士代表，受到了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的重視，蔣介石為了得到張瀾背后民主同盟的力量而對其極力拉攏討好，希望以此共同對付共產(chǎn)黨，使共產(chǎn)黨成為輿論中心、眾矢之的。
那么面對國共兩黨的重視與拉攏，張瀾是如何選擇戰(zhàn)隊的？他又因何而斷言“得天下者，毛澤東也”？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前夕，國民黨再次對共產(chǎn)黨出手，施以極為嚴峻的打擊。一時間，國共兩黨之間的短暫和平被打破，再次迎來劍拔弩張、針鋒相對的“寒冬期”，對此，身為中間力量的民主人士甚為憂心緊張。
在他們看來，國共兩黨一旦開戰(zhàn)，勢必會使剛逃離戰(zhàn)火傷害的百姓再次深陷“泥潭”，令本就千瘡百孔的國家更為虛弱，而且，此時若發(fā)動內(nèi)戰(zhàn)也容易被那些本就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國家鉆空子。
因此，他們更希望國共兩黨可以坐下來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商談，乃至完成團結建國，而這一想法也與毛主席不謀而合。
當收到民主人士的致電后，黨中央積極回電，并向國民黨釋放出了希望和平建國的信號甚至還表示愿意為和平、為百姓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比如“承認獨裁加若干民主的”解決方式。
一直有著清醒頭腦和敏銳眼光的張瀾早在1943年便已看清國民黨虛偽腐敗、消極抗戰(zhàn)的真面目，為此還專門發(fā)表過《中國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來披露國民黨假民主、真獨裁的虛偽嘴臉。
而在他知曉共產(chǎn)黨愿意為和平為千千萬萬勞苦大眾做出如此大的妥協(xié)退讓時，不禁為毛主席“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的人民立場和人民情懷而感嘆、動容。
1945年8月，為權利和欲望所驅使的蔣介石，不顧民主人士的呼吁以及共產(chǎn)黨的妥協(xié)讓步，執(zhí)意想要發(fā)動內(nèi)戰(zhàn)以達到一黨執(zhí)政的獨裁愿望，可是他的這一想法，于道義上并不能得到民主人士以及萬千苦難百姓的支持。
深知這一點的蔣介石，便急中生智，企圖以“和平、民主”為幌子邀請毛主席前來商討和平建國方案。若是毛主席不赴這場鴻門宴，便可以此為由將不顧和平的“黑鍋”轉嫁給共產(chǎn)黨，達到發(fā)動內(nèi)戰(zhàn)的目的。
然而他低估了毛主席對和平、民主的決心，也低估了毛主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與魄力。
8月28日下午三點半，將自身安危置之度外的毛主席攜周總理等一眾代表團人員從延安乘飛機抵達了重慶機場。
當時的蔣介石對毛主席一行人的應邀前來極為失望和生氣，于是乎，因計劃落空而氣急敗壞完的他不許國民黨的相關領導人員前去迎接，也沒有向他人以及外界透露毛主席的抵達時間。
彼時同樣受邀前來參加會議的張瀾，在得知毛主席的抵達時間后，不顧蔣介石的反對，毅然率領一眾民主人士來到機場迎接毛主席的到來。
毛主席從飛機上下來后，第一時間便從人群中認出了張瀾，于是他快步上前向其問好。對此，張瀾當即握住了毛主席的手，語氣激動地回道“潤之先生好！歡迎光臨重慶！”二人雖素未謀面，但卻一見如故，相見恨晚。
8月30日，毛主席在與蔣介石會面后，于下午來到了張瀾居所拜訪。
毛主席到了小院之后，從樓底下開始和院中的雇工們一一握手問好。當時，其中的一些工人剛剛燒完火，手上的鍋灰還未來得及洗，但主席對此并沒有表露絲毫嫌棄之意，依舊同他們每個人握手問好。
目睹這一幕的張瀾感慨萬千，當即就對主席燃起了崇敬之情。事后，他還對身邊人感嘆道“我也是貧寒出身，居高位數(shù)十年，浸染了一身士大夫氣，而毛主席卻能守住初心，始終如一，這方面我要向他學習啊?！?/strong>
當天下午，毛主席與張瀾就今后中國未來發(fā)展前途問題，于會客室中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展望。
交談中，主席就《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中的措施，向張瀾進行了詳盡的解讀與探討。張瀾對他的想法以及黨內(nèi)對未來的主張和計劃很是贊成，他認為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共產(chǎn)黨確實是一心為公為民的黨派。
隨后，二人還對我國的中華文化進行了分析交流，在這個過程中，張瀾得知了毛主席的多首詩詞，如《七律·重慶談判》《沁園春·長沙》《憶秦娥·婁山關》《沁園春·雪》，對此，張瀾不禁夸贊主席學識過人，胸懷博大，非等閑之輩。
在毛主席一行人離開后，張瀾望著毛主席遠去的背影，向在場的工作人員感慨道“得天下者，毛澤東也。”
張瀾為何會發(fā)出這樣的感慨？身處國民黨權利漩渦的重慶，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民主同盟，隨時都可能因自己的一時“失言”招致禍端，因此一向謹言慎行的張瀾為何會在只見了主席兩面之后，便斷然做出這般結論？
后來，張瀾向世人給出了他的理由，他認為毛主席具備三個優(yōu)勢，那便是格局、眼界、學識。
何為格局？
蔣介石為一己私欲，不惜置百姓于水火也要挑起內(nèi)戰(zhàn)，而毛主席一句“無非一念救蒼生”便為和平為人民做出了退讓。
“先天下之憂而憂”，主席從未考慮過個人安危與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人民立場、人民情懷，深入人民群眾之中，想群眾所想，憂群眾之憂，為人民謀幸福，為國家謀未來與發(fā)展，便是他最大的幸福與快樂，這就是主席的遠大格局。
何為眼界？
主席身處權利漩渦，卻并無問鼎之心，不為權利與欲望所迷失本心，不拘泥于個人恩怨與愛恨情仇，能夠始終將民族大義與國家發(fā)展放在首位。心中謀的是黨與國家的前途與未來，憂的是勞苦大眾的難與痛，而絲毫不曾留一絲空隙給自己，給那份塵封的血海深仇。
何為學識？
主席博古通今，學為己用，所作之詩詞，不論是文采、格調(diào)，抑或是創(chuàng)作水平都遠遠高于蔣介石以及他的那些“御用文人”毛主席。
中國能有如此為公為民的領軍人物，中國人民能有這般滿心滿眼全是百姓的掌舵人，何愁看不到民主的曙光？何愁看不到沉睡的雄獅再次昂揚于東方？
這也是張瀾之所以斷言“得天下者，毛澤東也”的真正原因，而為何這般，不過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罷了。
那如此欣賞、崇敬毛主席，甚至斷言“得天下者，毛主席也”的張瀾，同毛主席之間又有著怎樣的不解之緣？這或許要從他們的未相識便相知談起……
張瀾與毛主席其實早在1919年便已相知。那時的毛主席受蔡元培先生的關照，于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同時，他還有另一重身份，那便是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負責人。
當?shù)弥胺ㄇ诠€學遇到經(jīng)費困難時，時任四川省省長的張瀾便親自出面找到時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尋求支持，用6 萬多銀元的川漢鐵路股款利息資助赴法學子。毛主席對他的這一義舉很是敬佩。
當時，毛主席是李大釗先生創(chuàng)辦的《晨報》（初名為《晨鐘報》）的忠實讀者，而張瀾則是《晨報》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并任該報常任董事，不僅如此，張瀾曾在《晨報》副刊《自由論壇》上發(fā)表文章，公開贊揚共產(chǎn)主義，主張社會主義革命。
毛主席讀后，對張瀾的觀點十分贊同。他非常敬佩張瀾的愛國主義精神，張瀾也知道主席是一個有著遠大志向與理想、滿腹學識與抱負的有為青年。因此，二人當時雖然未曾謀面，卻已相知很久。
后來，在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以及建設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二人相知相交，情誼愈發(fā)深厚。
尤其是因重慶談判后堅定站在共產(chǎn)黨一邊而遭受危險之后，二人的感情有了質的飛躍。當張瀾在毛主席的關心下被營救出來時，甚至感激地道了句“恩同再造??！”
新中國成立后，主席對張瀾的職務安排也很是重視。在他的提議下，張瀾除了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繼續(xù)任民盟第一屆中央委員會主席外，還于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主席以及政協(xié)副主席。
面對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毛主席夜以繼日地為國事操勞，期間，在國家重要人事安排以及重大決策上，他都特別注意征求張瀾的意見。
主席對于張瀾這個“忘年交”“好知己”可謂是極為關心、尊敬。每次同張瀾一起開會，主席總對他噓寒問暖。
北京的夏天酷熱難忍，中南海會議廳里備有電扇，主席因為張瀾年紀大，擔心開電扇會將他吹感冒了。
便親自給工作人員打招呼，要他們不要開電扇，大家一同在高溫中開會。而這樣的優(yōu)待，即便是主席自己也不曾體驗過。
不僅如此，主席經(jīng)常派人轉送外國元首，及國慶觀禮團所贈的滋補藥品和中藥給張瀾，甚至還抽調(diào)自己的衛(wèi)士當張瀾的警衛(wèi)員，保護其安全。
據(jù)張瀾的孫女張梅穎回憶，主席經(jīng)常給我爺爺送飯，自己的廚師做了好吃的菜肴，第一時間便會給張瀾送來一份，還特地在北京飯店找了個手藝最好的廚師為其做飯。
而且，無論什么場合照相，只要張瀾在，主席都會站在張瀾旁邊，不論次序，二人可以稱得上“心心相印”。
主席與張瀾就是這般，未相見便相知，一相見便深交，帶著對彼此的崇敬與信任，共行于為公為民的征途中，風雨同舟，肝膽相照……
“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這是毛主席在赴重慶談判時所作的詩句，犀利的詞句中無不流露著主席的人民立場、人民情懷?；蛟S就是這份始終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未來的赤誠與初心，才令主席從滿是荊棘的“江湖”，一步步走向目之所及盡是花路的“廟堂”……
回看主席的來路，滿是泥濘，他的成功沒有摻雜任何的幸運色彩。
是他的格局，令他著眼長遠，高瞻遠矚，不為個人恩怨與愛恨情仇、權利欲望這些俗事俗物所牽絆。
是他的眼界，令他“親近田壟”，為蒼生憂心操勞，獲得人民的信任、愛護與擁戴。
是他的學識，令他能夠敏銳地洞察世事變化，從而制定精準的計劃與策略，帶領黨和人民一步步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主席之所以無問鼎之心，卻一步步走到權利巔峰，帶著共產(chǎn)黨實現(xiàn)“鳳凰涅磐”，遍撒紅色火種，正是因為不忘初心，矢志不渝，正是因為“得民心者得天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