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重臣”李鴻章與奏折里的歷史世界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兩江總督曾國藩上了一道《參翁同書片》，指責曾任安徽巡撫的翁同書對曾參與地方鎮(zhèn)壓捻軍、但后來又割據(jù)一方抗清的苗沛霖處理不當、棄城而逃、謊報軍情等數(shù)條罪狀，要求朝廷嚴懲。
此折一上，朝野震動。因為翁同書的父親翁心存曾入值上書房達二十余年，咸豐皇帝、恭親王等道光帝的幾位皇子都是他的學生，歷任工部、吏部尚書；翁同書的兩個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權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膽敢“參他一本”，焉能不朝野震動？
以翁家權位如此之高，要參奏翁同書，曾國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幾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備選。在幾份稿本中，他獨獨選中了此時還是他的私人幕僚李鴻章（字少荃，1823－1901）之稿。事實證明曾國藩所選不錯，如此重要之折，李鴻章只以區(qū)區(qū)不到六百字便將事情“搞定”，迫使本來有心回護翁同書的朝廷只得“比照統(tǒng)兵將帥守備不設，為賊與掩襲，以致失陷城寨者斬監(jiān)候律，擬斬監(jiān)候”。
從1862年任江蘇巡撫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來李鴻章一直位高權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的精于權謀與“寫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盡致。在不少有關國家大政及一些與他本人利益相關的事情上，他與朝廷的主張并不一致，但多數(shù)情況下，他卻都能迂回曲折達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舉種種理由說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張。
奏折當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對奏折的點評、研究，除了分析其寫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義的是要透過奏折的“文本”分析隱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實意圖、見識、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時代、社會背景與意義。所以，“奏折中的歷史”往往比只有“結果”而缺乏“過程”的“史冊中的歷史”更加生動、豐富，給人的歷史感受更加深刻。與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飾。如果說奏折更多“臺面”上的東西，信函則更多“臺下”的活動，寫信人的思想、真實意圖往往表現(xiàn)得更加直接，是了解歷史人物及其時代、社會背景的另一個重要渠道。因此，本書也對李鴻章給曾國藩、總理衙門、海軍衙門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點評。目的依然是期望通過“奏”“函”兩相對照，人們能對其人其事，對衰世忠臣在大變動時代依然竭力掙扎、力圖維持一個一直在風雨飄搖中的腐朽政權的那種無奈心境與悲涼命運，對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狀況的了解更加深刻、詳細、生動。
李鴻章死后，梁啟超寫道：“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他的“才”、“識”、“遇”，其實也就是他“個人”與那個激烈動蕩的時代、與那個江河日下的王朝的關系，這些，也生動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
（《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 雷頤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