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在那個風起云涌的年代，仍舊延續(xù)著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血統(tǒng)，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申銀證券和萬國證券之間最大的梁子，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爭取上市公司股票發(fā)行承銷中結下的。有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做靠山的申銀證券，在爭取新股發(fā)行業(yè)務時，最大的優(yōu)勢就是有銀行信貸業(yè)務可以作為無形的輔助工具，在這一點上，身為股份制公司的萬國證券就極其反感銀證業(yè)務不分的不公平競爭。

   記得當年，萬國證券無論在什么場合、在哪一個層面，管金生逮著機會就會宣傳、鼓吹、建議銀行業(yè)務和證券業(yè)務的分離，要求中央制定政策實行分業(yè)經(jīng)營。

   兩個證券公司的激烈競爭，也反映出公司領導人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一個高傲、自大，一個低斂、自負；一個張揚，一個謹慎。但是在公司業(yè)務的進取中，雙方是誰都不讓誰的。

   有媒體這樣描寫：性格迥異的管金生和闞治東當年水火不容，即使開會坐在鄰座，也各自目不斜視旁若無人。兩大證券公司更是針鋒相對，這邊剛打出“做中國的‘美林’、中國的‘野村’”旗號，那邊就接受記者專訪：“不求最大，只求最好”。

（插圖：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交所成立當天，上海證交所第一屆理事會理事（左起）：李訓-浙江證券、湯仁榮-海通證券、闞治東-申銀證券、管金生-萬國證券、王連仲-北方證券在上海證交所門前合影。這是上海三大證券公司巨頭難得的在一起的合影，從各人下意識的動作神態(tài)，就可以看出各自的性格特征。）

   在“327事件”發(fā)生的當天，1995年2月23日上午，闞治東在深圳參加中西藥業(yè)公司的董事會，會后去香港辦事，晚飯前回深圳，并約定與中國證券報的李樹忠會面。

   李樹忠見到闞治東的第一句話就是：“闞總，出大事了，你們上海三家證券公司都破產(chǎn)了?！逼鸪酰R治東以為他是開玩笑，仔細一聽發(fā)現(xiàn)事情十分嚴重，忙給公司打電話。當時手機不普及，也不像今天這樣可以跨境漫游，闞治東下午在香港的那段時間，公司就無法聯(lián)系上他。在和負責自營業(yè)務的胡瑞荃通完電話后，闞治東才知道這天上海國債期貨市場發(fā)生了驚心動魄的事件。

   打完電話闞治東不由慶幸，和萬國證券的境遇不同，申銀證券在“327事件”中僥幸躲過一劫，未遭受什么損失。此后有記者問闞治東，如果那天您在上?；蛘吖灸軌蚵?lián)系上您，申銀證券會不會卷進其中？

   闞治東坦率地說，我沒有自信斷言不會卷入此事，因為我也始終認定財政部不會為了已發(fā)行的國債加息。但是我能自信地說，即使我在上海，申銀證券也不會像萬國證券那樣陷得那么深。

   當年證券市場給闞治東起了一個外號叫“闞二毛”，意思就是闞治東做行情沒有什么魄力，賺了二毛錢就想跑。

   對這個外號，闞治東也坦然接受：早期的證券業(yè)，膽子大、有魄力的人比較容易受到眾人矚目。但是我對此不是很認同，高收益往往意味著高風險，越是處在這種位置上，越是需要謹慎，在控制好風險的前提下賺錢才是正確的發(fā)展方向。歸根結底，申銀證券公司能夠躲過“327事件”這場災難的主要原因，一個是謹慎經(jīng)營的理念，一個是公司的重要業(yè)務決策機制——自申銀證券成立后就始終堅持重要業(yè)務必須經(jīng)過集體決策程序，這極大地避免了風險。

   最后細算帳目，申銀證券公司總部和各分支機構在“327事件”中各有盈虧，總體是盈虧相抵，略有盈余，其中虧得比較多的是上海威海路營業(yè)部。當天，327合約飆升時，悄悄違規(guī)做多的威海路營業(yè)部順利出貨，獲得了3000多萬元的利潤，后來看到最后8分鐘空方猛烈反撲就想乘機再做一把空頭短線，好給公司一份“意外驚喜”。結果最后軋總賬，反而實虧了3000多萬元。威海路營業(yè)部經(jīng)理為此受到了免職處分。

   “327事件”后不久，1995年4月25日，萬國證券公司在第二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上同意徐慶熊辭去萬國證券公司董事長職務，同時免去了管金生所擔任的萬國證券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的職務。上海市政府派出浦發(fā)銀行副行長朱恒和久事公司副總經(jīng)理高國富到萬國證券擔任董事長和總裁。

   根據(jù)中央調查組的意見，萬國證券公司不久就做出決定，開除原總裁管金生公職，并對萬國證券原交易總部涉及“327事件”的直接責任者何忠卿、吳德力作了除名處分，對廖春暉作了開除留司察看的處分。

   1996年2月12日，萬國證券公司在西郊賓館舉行的二屆四次董事會，高國富所做的總裁工作報告中，對萬國證券在“327事件”中受到的損失做了一個完整的描寫：“327事件”后，我司投入專門力量對327交易品種上的損失進行了清理數(shù)據(jù)表明，國債期貨327合約交易中發(fā)生的總虧損為14.24億元。上述虧損中，包括我司長寧營業(yè)部違規(guī)自營327期貨交易的虧損1776萬元。

   對于該事件給萬國證券公司帶來的后果，該總裁報告中做了這樣的全景式描述：“327事件”對公司的信譽造成巨大損害。我司的一級市場業(yè)務停頓了近一年，歷年艱苦工作積累的承銷準備項目受其影響而被其他券商所瓜分；國債回購業(yè)務因受公司信譽影響而步履艱難，致使公司資金周轉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員工的士氣受到極大的挫傷，一度出現(xiàn)人心不穩(wěn)，部分骨干流失；財務狀況嚴重惡化，財務結構中歷年積累的深層次的問題如資產(chǎn)結構不合理、潛虧因素，長期投資管理與經(jīng)營不善等問題急劇暴露出來；二級市場代理業(yè)務也相應受到影響。該事件的發(fā)生，充分反映了公司過去幾年來重業(yè)務開拓，輕規(guī)范管理，忽視風險控制、缺乏監(jiān)控措施，制度不嚴、監(jiān)管不力以及因原任總裁的個人因素所造成的個人獨斷專行、公司決策程序混亂等機制上的深層次的問題，它不僅對公司員工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更為中國證券業(yè)敲響了警鐘。

   面對當時萬國證券嚴重虧損、資金不足、業(yè)務受罰、人心渙散的局面，新任萬國證券董事長朱恒和總裁高國富認為，挽救萬國證券的唯一良策是尋求與其他公司合并。他們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萬、國、發(fā)、財”合并方案，即把萬國證券公司和上海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下屬的證券業(yè)務部、浦東發(fā)展銀行的證券業(yè)務部、上海財政證券公司合并。但是，這方案意向中的幾個機構都沒有贊同這個方案，怕背上萬國證券公司的債務包袱。

    據(jù)沈若雷回憶，當時上海市政府對此也是感到蠻棘手，因此市主要領導又一次找時任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行長、申銀證券董事長的沈若雷談，希望工商銀行在上一次調劑頭寸解救萬國證券面臨的擠兌危機的基礎上，再出手救萬國證券一把，好事做到底，索性把萬國證券和申銀證券合并到一起來。

   面對市領導所提的要求，作為市管干部的沈若雷意識到，這是市里面的大事情，工商銀行雖然是國有的商業(yè)銀行，但是既然喝黃浦江的水，當然要為上海做貢獻、還是要為上海市的領導來排憂解難。

   不過行事謹慎的沈若雷還是對市領導說：這個事情我想先和申銀證券的管理層一起研究一下。因為把兩個公司合并起來，這樣事情也要雙方都愿意，因此需要先聽聽他們的意見。

   從市政府回來后，沈若雷找了申銀證券的總裁闞治東，兩位副總裁姜國芳、繆恒生，分別征求了他們的意見。

   一開始，申銀證券的幾位高管還是有些顧慮，因為覺得這樣一合并的話有可能對申銀證券并不利。但是作為市管干部、領受了市政府任務的沈若雷，還是在申銀證券管理層中做了蠻長時間的說服工作：“申銀不僅僅是我們自己的申銀，是上海市的申銀，還是要為上海市領導解決一些他們覺得很棘手的問題。萬國證券如果讓它這樣下去，經(jīng)營會越來越困難。而萬國證券也是上海市的一個重要的證券公司。至于是否會對申銀證券不利，我想通過我們積極的工作，可以把不利方面減少到最小化。我們還是要看遠一點，我作為董事長，多做一點協(xié)調，把這兩方面的人融合起來，我相信合并以后還是可以做好的?！苯?jīng)過沈若雷的分析、勸解，最后申銀證券的管理層基本同意了市政府的要求，愿意把申銀證券和萬國證券合并到一起來。

   接下來，沈若雷向工商銀行總行領導匯報了這個事情。據(jù)沈若雷對筆者所說，因為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無論作為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的行長、還是申銀證券的董事長，都一定要向工商銀行總行匯報。

   為此沈若雷專程到北京，向工商銀行總行張肖行長匯報情況。沈若雷向總行領導分析情況：因為申銀證券當時的控股單位一個是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另一個是上海市財政局。工商銀行是第一大股東，財政局是第二大股東。我擔任董事長，財政姓董的副局長擔任副董事長，總經(jīng)理副總經(jīng)理全部由工商銀行出任。所以這樣一個公司，如果把萬國證券并進來，仍然在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和市財政局兩大股東為主的這么一個架構下工作，我覺得只要加強協(xié)調，多做一些團結工作、融合工作，可以搞好。

   結果工商銀行總行的領導也很理解上海市政府的苦衷，對沈若雷提出合并設想基本贊同，也很希望能夠就此把申銀證券搞的更大一些。

   這是因為從1992年改制、增資之后，申銀證券公司進入新一輪高速發(fā)展期，但此時也走到了一個發(fā)展的瓶頸。在面向全國發(fā)展時，申銀證券對資本的需求量很大，特別是注冊資本10億元、號稱全國性證券公司的華夏、國泰和南方三大證券公司成立后，申銀證券再次感到增資的迫切性。股東們均同意把公司股本金提高到10億元以上，可是人民銀行總行對證券公司增資擴股控制很嚴，始終得不到批準。另外在網(wǎng)點設置方面，相比之下，人民銀行總行對地方性證券公司卡得更緊，尤其是新的異地網(wǎng)點，幾乎是一個不批。此次能夠有機會與萬國證券合并，就可以使新公司不僅在各項業(yè)務上把其他證券公司遠遠甩在后面，而且在注冊資本、網(wǎng)點數(shù)量和海外機構等方面都遠遠走在全國同行的前列。

   在取得了工商銀行總行領導的同意后，在市政府的安排下，沈若雷帶著申銀證券的高管與萬國證券董事長朱恒、總裁高國富坐到了一起，開始啟動兩個公司合并的具體進程。

    直到此時，開始參與具體合并方案制定的原申銀證券公司的管理層，心情是復雜的：作為長期在同一個市場互為對手的這兩家公司，無論是最高領導還是各階層主管，瑜亮情結是滲透在骨子里的。在萬國證券上上下下，一股悲壯的屈死情懷，20年來一直伴隨著原來不服輸、不認輸?shù)钠髽I(yè)性格和企業(yè)文化，成為“后萬國證券時代”竭力想要表現(xiàn)給歷史的色彩。而作為申銀證券的管理層，在更深一層的內心里，此時實現(xiàn)長期作為競爭對手的申銀和萬國的合并，特別是對于闞治東人生和事業(yè)的成就感，那是用什么東西都換不來的。

   而在這中間，作為申銀證券控股單位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的黨委書記、行長沈若雷，由于身為市管干部、又肩負著市政府的囑托，所以在協(xié)調雙方的過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據(jù)沈若雷對筆者回憶，在合并過程中，我很注重發(fā)揮原萬國證券高管的積極性，雖然他們在困難的時候合并的，但是總的還是兩家合在一起。雖然申銀證券有它的優(yōu)勢，但是萬國證券也有很大的優(yōu)勢，不一定萬國的干部就差于申銀。在這個過程中，沈若雷還專門安排了一次活動，將朱恒、高國富、王培君、陳敏、闞治東、姜國芳等申銀證券和萬國證券的高管一塊約到香港去，在一個游艇上，做融合工作，大家相處得很好。

   申銀、萬國兩個公司的干部們最關心的問題就對他們的安排。不過據(jù)了解，在合并以后，所有部門的領導崗位設置，基本上都是老申銀和老萬國各出一個，至于哪個為主，則用綜合業(yè)務能力做參考。這一點，最后萬國證券的干部對公司的安排表示滿意，申銀證券的干部也表示理解。不少老萬國的干部和員工在多年以后，對此仍心服首肯。

    最終，上海市政府批準實施申銀萬國證券公司的合并方案。

    外界一般報道申銀、萬國證券的合并時間為1996年7月，其實，真正的合并時間是1996年1月1日。

   闞治東對此這樣說明：考慮到年中合并在財務處理上有諸多不便，也考慮到兩公司的員工隊伍要盡快統(tǒng)一起來，我提議并經(jīng)上海市政府批準，從1996年1月1日起，申銀、萬國兩公司正式合并辦公，并統(tǒng)一會計核算。辦公地點放在原申銀證券公司位于南京東路99號的本部，萬國證券公司所有本部人員1月1日離開百樂門大酒店，搬到新的辦公地點辦公。

   隨后，兩個公司的投資銀行部、國際部、交易總部等業(yè)務總部以及各管理部門迅速合并。各地分公司也作了相應調整。各營業(yè)部基本上就是一個名稱改變。公司各項管理制度的合并工作也在短時間內得以完成。

   在申銀萬國合并的過程中，兩家公司的清產(chǎn)核資工作是敏感的問題，這項工作由上海市政府相關部門指定的會計事務所進行。最后核定：萬國證券公司的凈資產(chǎn)為6.6億元，申銀證券公司的凈資產(chǎn)為89億元。

   而合并后的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最后確定為13.2億元，申銀和萬國證券公司各以6.6億元凈資產(chǎn)進入新公司，申銀證券公司剩余凈資產(chǎn)以新公司向申銀證券公司老股東借款的方式進入。

   1996年7月1日，經(jīng)人總行批準，申銀萬國證券公司正式對外掛牌。

    合并后的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3.2億元人民幣，總資產(chǎn)130億，員工3000余人，設有分支機構100多家。

   這是申銀和萬國作為對手的終點，管金生的“證券王國”從此只是在這個新公司的名稱中殘留下一抹淡淡的歷史痕跡……

   這一天，也是闞治東人生的頂點，他成為合并后的申銀萬國證券公司的總裁兼法人代表、也是全國唯一一個既是上海證交所理事又是深圳證交所理事的證券公司負責人。

    這件事，對于已失去自由的管金生來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個追加的人生羞辱；而對于闞治東來說，則是一個躊躇滿志的事業(yè)頂峰。

   只不過，闞治東此時并不知道，在幾個月后，等待著他的將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