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祥
把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和持續(xù)過程，據(jù)此確立歷史、現(xiàn)實、未來三維一體的大歷史觀，近年來既成為我國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理論界的重要治學理念，也成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
所謂大歷史觀，就是將既往歷史的內在邏輯和現(xiàn)在進行比照，再用現(xiàn)在正發(fā)生的事實與未來加以比較，從而對社會發(fā)展走勢做出合乎規(guī)律的預測的一種思維方式，換言之，就是依照歷史和現(xiàn)實對未來做出科學研判與合理推斷，用超越時空的長遠眼光和戰(zhàn)略思維來看待事物的一種認識方法。
大歷史觀的主要創(chuàng)立者和肇始人，是已故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他在包括《萬歷十五年》《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放寬歷史的視野》等著作中，對大歷史觀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而詳盡的闡釋和論述，他自己也在史學研究中踐行大歷史觀，并對中外學界及學界內外產生了持久而廣泛的影響。
眾所周知，寫作歷史有多種方式方法，可供人們閱讀的歷史讀物也不計其數(shù)，但讀者在飽覽大量歷史著作之后，是否會萌生一種新的審視歷史的視角？黃仁宇先生的史學著述大多不是以傳統(tǒng)手法寫就的，讀其穎異別致、獨出機樞的歷史著作，人們似乎跟隨作者觸摸中國歷史進程的關鍵節(jié)點，好像是在中國歷史長河的要津關口深度游歷，當勘查和檢測完由大事件和大人物構成的歷史有機體之后，讀者便獲得一種超越傳統(tǒng)經驗且進入全新境界的通透感和暢快感。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是黃仁宇先生自1987年至1989年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發(fā)表33篇文章的匯總與結集，該書既不注重取精用宏的梳理采擷，也不講究旁征博引的考辨甄別，而是用深受法國年鑒學派浸潤的大歷史觀，將中國歷史從王朝更替交移、朝野聚訟紛爭、民族杯葛征戰(zhàn)、事件前因后果、人物功過是非中加以鉤稽和抉發(fā)，并對中國封建社會興起壯大、僵化保守、朽敗衰亡等征兆進行透析與剖解，特別是對秦代以降中央集權統(tǒng)治對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的正負面影響予以發(fā)掘闡釋，努力體現(xiàn)和印證大歷史觀的方法論意義。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起筆于孔孟兩位儒宗圣哲，落墨于蒙元最后一位皇帝，一條主線明晰而醒豁，即探尋中國為何在春秋時代已發(fā)育成熟的治世理念、經濟思想和自秦始皇時就已高度發(fā)達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在后世兩千多年的歷史發(fā)展中有何積極功效和消極作用。究竟是哪些因素在終極意義上阻滯了中國社會向現(xiàn)代文明的過渡與轉型？正如黃仁宇先生撰寫其代表性著作《萬歷十五年》一樣，他在承繼司馬遷開創(chuàng)的敘述史學傳統(tǒng)的同時，采用解剖方式把歷史斷面橫切開來，以獨特而敏銳視點突入歷史縱深地帶，每篇雖為斷章與側影，全書則“以論帶史”“形散神聚”，將明代之前的歷史面影用曼妙凝練的筆觸勾勒出來，在某種程度上比皇皇巨史所能提供的還要更為深刻地看清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
全書每個篇章雖深入歷史腹地和社會肌理，卻反復探討著一個核心問題：古代中國基于賑災治水和防護邊關的需要，早在公元前便完成了國家統(tǒng)一和中央集權，于政治上成為一個早熟的國度，而這種早熟一方面使得中華民族鑄就了璀璨文明，另一方面也付出了高昂代價，代價之一是地方難以自主快速發(fā)展，代價之二是商品經濟無法繁育萌生。
“社會的發(fā)展，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tài)度予以裁奪?！弊髡哂眠@句話來揭示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總體趨勢，是符合客觀實態(tài)和內在邏輯的，因為整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尤其是被后人所稱頌贊譽的盛世時期，幾乎是上述兩種代價付出最多的階段，由此，黃仁宇先生得出如下結論：“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的行政效能，又禮儀也可以代替行政，種種流弊到二十世紀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則是西歐和日本都以商業(yè)組織的精神、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shù)目字管理?！边@一頗為中肯的結論，與作者在《萬歷十五年》中闡述的中國古代以道德代替法治的思想觀點高度契合。
的確，當人們拋開對歷史的任何虛幻性揣度與不合邏輯的美化之后，發(fā)現(xiàn)中國歷史的真實狀況在本質上與黃仁宇先生所陳述與敘寫的情形并無二致，十一世紀的北宋便最具說服力和代表性。這個在世界上曾最早使用紙幣的專制政權，這個氤氳著商業(yè)氣息的封建王朝，“在公元十一世紀已經在某些方面感受到需要現(xiàn)代化的壓力”。但鑒于農耕經濟思想占據(jù)著統(tǒng)治集團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加之崇文抑武、守內虛外的基本國策的長期熏染，除了王安石等極少數(shù)堅持改革的開明高官外，彼時絕大多數(shù)政治家們不愿意看到自身利益受到觸動與損害，遂集體合謀將商品經濟萌芽與現(xiàn)代化轉機扼殺在起始狀態(tài)，而中國自宋代便一步步地走向沒落與衰敗，而后的元明清三朝在商業(yè)文明方面，雖有些微起色，但終無大的成就。
北宋宮廷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所摹繪的汴京，其商業(yè)之繁華和商家之富庶，及至茶坊、酒肆、腳店、肉鋪、廟宇、公廨等商業(yè)設施之發(fā)達，較之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內陸任何一座城市毫不遜色。只是這種遜色所間隔的時間過于久遠了，久遠得一千年后的今天一些內陸城市仍為之慚愧和汗顏。出現(xiàn)這種奇異和吊詭的現(xiàn)象，源于《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中多次強調的“官僚政治的早熟”，源于“官僚主義是一種歷史的產物，也是一種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政治組織，缺乏適應性去掌握一種多元的而經常成長改變的城市經濟”。黃仁宇先生在該書中所秉持的這種大歷史觀，引導讀者從時空局限中跳出來，把過去放到現(xiàn)在來觀察，把中國放到世界去比對，將歷史置于一個無限延伸的坐標系中，使人們以古鑒今、以當下洞察未來。
不間斷的歷史猶如一個民族的厚重記憶，沒有或缺失了這種厚重記憶，一個民族的遭際、經歷以及成長中的磨難，就不能轉化為自身的發(fā)展經驗和應對環(huán)境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史學只有以一個民族的豐富歷史活動為依據(jù)和基準，才能構建起寬闊的歷史視野和浩博的歷史觀念，才能為今人提供蠡測時代走向的思想方法。
在讀史熱日灼一日的今天，人們也許并不需要更多新鮮的出乎意料的內容與素材，需要的是看待歷史的方法與視角，需要的是考察歷史的理性尺度和邏輯力量。黃仁宇先生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以大歷史觀重新發(fā)掘、打量和闡發(fā)歷史，摒棄了一些陳舊觀念和僵腐手法，展示了別樣風采與獨具魅力的歷史景觀，啟發(fā)讀者增強洞幽察微的歷史情結、樹立見微知著的歷史觀念。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黃仁宇 著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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