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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晚    紅樓原為清朝政府設立的湖北咨議局局址，于1910年（清宣統(tǒng)二年）建成。1911年（農歷辛亥年）10月10日，在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旗幟下集結起來的湖北革命黨人，蓄勢既久，為天下先，勇敢地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并一舉光復武昌。次日在此組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推舉湖北新軍協(xié)統(tǒng)黎元洪為都督，宣告廢除清朝宣統(tǒng)年號，建立中華民國。隨即，辛亥革命領袖之一黃興趕赴武昌，出任革命軍戰(zhàn)時總司令，領導了英勇悲壯的抗擊南下清軍的陽夏保衛(wèi)戰(zhàn)。武昌義聲贏得全國響應，260余年的清朝統(tǒng)治頓時瓦解，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隨之終結。武昌因此被譽為“首義之區(qū)”，紅樓則被尊崇為“民國之門”。   紅樓于1961年以“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的名義經國務院公布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1年10月，依托紅樓建立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由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題寫?zhàn)^名。經過20余年的建設和發(fā)展，這里已然并正在向辛亥革命的紀念中心及其史跡文物資料的保護收藏中心、陳列展覽中心和科學研究中心的目標邁進，并已先后被命名為“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中國僑聯(lián)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qū)。辛亥革命是1911年由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一次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由于1911年是農歷辛亥年，所以把這場革命稱為辛亥革命。這場革命首先就是在我們湖北武昌爆發(fā)的。也正是中國一段舊歷史的終點，也是中國一個新紀元的開端。辛亥革命博物館位于湖北省武漢市武昌閱馬場，西鄰黃鶴樓，北倚蛇山，南面首義廣場。舊址占地面積18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積近10000平方米。因舊址紅墻紅瓦，武漢人稱之為紅樓。是依托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舊址（即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而建立的紀念性博物館。紅樓最初是清政府設立的湖北咨議局局址，咨議局是清朝末年，為了預備君主立憲,而在各省設置的議事咨詢的民意機構，它的建筑風格摹仿西方議會大廈，1910年建成。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農歷辛亥年八月十九，首義的槍聲首先在武昌紫陽湖畔湖北新軍工程8營的營房打響。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湖北地區(qū)的革命黨人，成功地發(fā)動了武昌起義。第二天，就在這組建了鄂軍都督府，都督府發(fā)布文告，宣布建 立中華民國。義聲所播，全國響應，從而一舉結束了帝制， 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紅樓因此被譽為“民國之門”。 現在是湖北省總工會的機關所在地。營房己拆除，新修了發(fā)難處紀念碑和紀念亭。你可以在心中摹想那一聲槍響。在紅樓后面有棟灰色的房子叫議員公所，是當年咨議局議員們生活起居場所。目前在復原維修之中，沒有對外開放。 樓前是同心廣場，寓意是“兩岸一心，和平統(tǒng)一”。出舊址，折向南里許，是楚望臺和起義門。楚望臺已無軍械庫，但還是有駐軍和高炮，也許還因為這里是武昌的一塊高地吧。起義門則飛檐凌空，氣勢雄偉，比當年的中和門壯觀多了。起義門都進行過修繕。這是在武昌10座城門中僅存的城門。起義門和楚望臺民元以來即被史家譽為“首義勝利的開端”。離楚望臺和起義門往西，過紫陽湖，循著尚存的歷史地名保安門正街、王府口，可以找到當年的湖廣總督署遺址。起義門辛亥革命博物館布置有兩個基本陳列：一個是以鄂軍都督府舊址，也就是紅樓為載體，布置的《鄂軍都督府舊址復原陳列》，各位將會看到鄂軍都督府成立初期的機構和格局；另一個是布置于西配樓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史跡陳列》，它展現了武昌起義的歷史過程。首先看到的是《舊址復原陳列》，從《格局圖》中，可以大致了解到軍政府成立初期的政府組織結構，這是非常簡單的政府雛形了。共設五個部，即參謀部、軍令部、軍務部、民政府、外交部，還有黎都督起居室、總監(jiān)察長室、各部稽查長室等，但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地方政府，卻改變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鄂軍都督府會議廳原來是咨議局議事堂。武昌起義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黨人和起義官兵在此集會，推舉原清軍第21混成協(xié)統(tǒng)領黎元洪為都督。在主席臺左邊是黎元洪被推為都督后，軍政府發(fā)布的第一份文告。當時，革命黨人請大都督在上面簽字印發(fā)，黎元洪拒不簽字，連聲說“莫害我”，最后革命黨人李翊東提筆代簽了一個“黎”字，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這份布告的發(fā)布對于穩(wěn)定人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布告的落款時間是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為什么會有這種奇怪的落款呢？1911年是清宣統(tǒng)三年，但革命黨發(fā)動起義就是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會采用宣統(tǒng)年號紀年，加之革命黨宣稱自己是炎黃子孫，所以就從傳說中漢族人的祖先黃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是陰歷，轉換成公元歷法的話就是10月11日。我國使用公元歷法是從民國元年元旦開始，即1912年1月1日。主席臺正中布置的一面旗幟，叫十八星旗，是武昌起義的軍旗。十八顆黃星，是代表山海關內十八個省份的炎黃子孫，紅底是鮮血，黑色是鐵，是武器，主題和象征意義是十八省的炎黃子孫團結起來，以“鐵血”即武力推翻滿清王朝的統(tǒng)治。在臺口右邊有一張圖片，反映的是1912年4月孫中山先生訪鄂期間，受到湖北各界歡迎的情景。1912年4月，孫中山先生在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職務后，就首先到湖北訪問。4月10日這天，孫中山在此發(fā)表演講。外交部的設置是鄂軍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府職權的重要標志。在1912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前，鄂軍都督府實際上在軍事、外交等方面行使中央軍政府的職權。它通過外交部對各國發(fā)布照會，宣示革命政權的政策，以取得各國的外交支持。這份《中立布告》，是鄂軍都督府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軍政府成立之初，就給漢口的五國領事發(fā)布過外交照會，呼吁承認中華民國，但五國遲遲不答復。直到10月17日民軍和清軍在漢口劉家廟展開激戰(zhàn)，民軍大獲全勝，這時，五國看到革命黨人力量強大，就聯(lián)名發(fā)布了一紙布告，承認民軍是和清軍對等的軍事實體，他們保持中立。這份布告實際上承認了民軍的地位，對清王朝是一個打擊。當然，這份布告也只是一紙空文，五國后來在暗中支持袁世凱，幫助袁獲得了總統(tǒng)的寶座。胡瑛曾任外交部部長一職。都督會客室和都督會議室是黎元洪在紅樓活動的重要場所。1912年4月，孫中山先生訪問武漢，曾在都督會客室會見過湖北軍政界人士。黎都督起居室是黎元洪任都督之初的住所。黎元洪(1864——1928) 字宋卿，是湖北黃陂人。今天漢口有一條黎黃陂路，就是紀念黎元洪的。黎元洪原來是清軍第21混成協(xié)統(tǒng)領。為借重他的聲望，武昌起義第二天，革命黨人推舉他作鄂軍都督府都督，開始黎元洪態(tài)度強硬，不愿與革命黨人合作，被安置在這間屋子里。他不吃不喝，象個“泥（黎）菩薩”。后來因為武漢三鎮(zhèn)光復和革命形勢迅猛發(fā)展，黎元洪轉變了態(tài)度，同意出任都督。侍衛(wèi)官室正對黎都督起居室。侍衛(wèi)官的主要職責是負責都督的安全保衛(wèi)及飲食起居。最初幾天實際上是執(zhí)行軟禁和監(jiān)視黎都督的職責。顧問官室和秘書官室是都督黎元洪的咨詢幕僚機構和重要的辦事機構。革命黨人宋教仁曾在秘書官室起草了著名的《鄂州臨時約法》，《鄂州臨時約法》是第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憲法性質的法典，它成為以后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約法》的藍本。軍事會議室是都督府召開軍事會議的專門場所，許多重大軍事決策在此形成。陽夏保衛(wèi)戰(zhàn)中，黃興曾在此召開過軍事會議。墻上有一幅地圖，反映的是當年陽夏戰(zhàn)爭的形勢。其中紅藍線代表兩軍運動路線，可以看出漢口、漢陽兩地是當年的戰(zhàn)場，而當年的漢口稱為夏口，所以這場戰(zhàn)爭簡稱陽夏戰(zhàn)爭。參謀部是鄂軍都督府最初設置的四部之一。其職責為輔佐都督，制定作戰(zhàn)計劃。都督府草創(chuàng)之際，軍民大政，參謀部主持最多。總監(jiān)察長室和各部稽查長室的設置則反映了當時革命黨人良好的精神風范。劉公是湖北襄陽人，出身于巨富之家，早年留學日本，加入了孫中山組建的中國同盟會，并創(chuàng)辦了另一個革命組織共進會。1910年回國，家里人交給他兩萬兩銀票，叫他去北京捐一個道臺，也就是去買個官，但劉公將這筆巨款無償捐給了武昌起義的指揮機關，用作購買槍械和起義的后勤保障經費。鑒于他資深革命黨人的地位和為武昌起義做出的貢獻，起義前在推選未來的政府成員時，劉公被推為政府總理。但最初組建的鄂軍都督府中沒有劉公的位置，有人就為他抱屈，劉公卻不以為然，認為革命的目標已完成，應該讓賢者執(zhí)政，自己退居一旁進行監(jiān)督就可以了。他“功成不居”的風范為大家欽佩，所以推舉他為總監(jiān)察長。蔡濟民是武昌起義的軍事指揮人員，他帶領一支部隊攻進了湖廣總督署，為武昌起義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起義后被公推委用為各部稽查長，蔡濟民一生追隨孫中山先生，后來在護法斗爭中為地方軍閥所殺。黃興稱贊他是“鄂省軍中之巨擘”。所謂“巨擘”，就是可以豎大拇指的人物。民政部不同于今天的民政部，它是相對于軍政而言的，其主要職責為負責地方行政事務，部長相當于今天省長的職權。這張照片中的人物叫湯化龍，是原湖北咨議局議長，當年正是在紅樓辦公。武昌起義成功后，湯化龍約集原咨議局的立憲派人士，與革命黨人、舊軍官聯(lián)合組建了鄂軍都督府，并被推為民政部首任部長。軍令部是鄂軍都督府最初設置的四部之一。主要職責為秉承都督命令，發(fā)布軍令，調遣軍隊。都督黎元洪曾經兼任過軍令部部長一職。軍務部主要負責軍務行政、軍隊后勤工作。革命黨人孫武、張振武曾分任軍務部正、副部長。后來蔣翊武也出任過軍務部副部長一職，“首義三武”均匯集于此部。《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史跡陳列》。此陳列分為七個部分，以九個展廳全景式地展現了武昌起義歷史。序廳正面弧線是一組與武昌起義相關的人物群像。主題是在孫中山先生的旗幟下，在同盟會和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推動下，湖北革命黨人領導和發(fā)動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畫面下方的一行立體字是提示我們永遠銘記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人物像下方影像是取材于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反映的是湖北新軍攻占湖廣總督署的場景。鴉片戰(zhàn)爭后的19世紀末，帝國主義國家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也未能逃過列強的魔爪。自1861年英國在漢口建立租界始，德、俄、法、日等國也相繼在今天漢口江漢關至黃浦路一帶建立租界。列強以租界為據點，對湖北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侵略與滲透；與此同時，封建專制統(tǒng)治也日益深重，在雙重壓迫之下，廣大農民流離失所，苦不堪言。面對中國社會的內憂外患，統(tǒng)治階級內部也不乏一些有識之士，湖廣總督張之洞就是一位。這位張公是推動湖北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人物。為了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他在湖北開始推行聳動中外視聽的“湖北新政”。其主要措施有三條：一是辦工廠。最有名的是漢陽兵工廠和漢冶萍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二是練新軍。甲午戰(zhàn)敗，張之洞深受刺激，認為軍力不強是致敗之因，所以開始在湖北編練一支有別于清八旗的“新”軍。新軍除了武器裝備、服裝有新特點外，張之洞還大力提倡讀書人當兵，投筆從戎在當時竟成為時尚，這就為革命黨人在新軍中宣傳鼓動新軍起義埋下了伏筆。到張之洞離任時，他給湖北留下了兩支部隊：第八鎮(zhèn)（師）和第二十一混成協(xié)（旅），共計約1萬5千人。三是興教育。人才的匱乏也讓張之洞痛心疾首，新政期間，張之洞開辦了許多以傳授西學西技為內容的新式學堂，當時流傳一首《學堂歌》，其中有一句說：“湖北省，二百堂，武漢學生五千強”，以說明湖北教育的興盛。張之洞還派遣大量留學生遠涉重洋赴日本、美國、西歐求學。其中尤其以派赴日本為多，當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湖北籍人數位居第一。后來的辛亥革命領袖黃興、宋教仁和吳祿貞等都是張之洞派到海外的留學生。歐風美雨的沖擊和張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觀上為中國的變局準備了條件。清末湖北的反清革命發(fā)端于1900年的自立軍運動。首領為唐才常、傅慈祥等人，他們密謀發(fā)動“勤王”運動，以逼迫慈禧太后歸政光緒，推行君主立憲制。但事敗，唐、傅被殺。吳祿貞也參加了自立軍運動，失敗后遠赴日本，得以僥幸逃脫。在日本他與其他留學生有緣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并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他們或創(chuàng)辦報刊鼓吹革命；或接受指示，回國起義；或創(chuàng)辦革命團體，聯(lián)絡同志，發(fā)動軍隊。湖北第一個革命組織科學補習所在張難先、朱元成、呂大森、曹亞伯等志士組織之下成立了。畫中昂然卓立的年輕人，名叫王漢，是科學補習所重要成員。他奉行暗殺主義，認為殺掉幾個清廷大官就可以動搖清朝統(tǒng)治根基；于是喬裝改扮，追殺清戶部侍郎(相當于財政部副部長)鐵良，可惜射術未精，結果以身殉義。他在臨行前，給新婚八個月的妻子留下一首絕筆詩《別內》，最后兩句是“若使斷頭成永訣，愿卿含笑賀孤魂”，表現了王漢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王漢犧牲時，年僅23歲。繼科學補習所而起的革命團體是日知會，首領是劉靜庵，后來遭叛徒告發(fā)，日知會遭政府查禁，劉靜庵被捕入獄，獄中堅貞不屈，被折磨致死。張難先在劉靜庵犧牲后，請畫家張善子畫了一幅劉靜庵畫像，以寄托自己的追懷之情。后來張難先還請了許多民國的名人在這幅畫像旁題辭，右上“正氣長留”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題寫的，“英威不朽”則是書法家于右任的手筆。日知會后，湖北革命黨人成立了十幾個革命團體，并在辛亥年間，逐漸歸流為兩個齊頭并進的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文學社社長是湖南人蔣翊武，湖北共進會會長是漢口人孫武。兩個團體都堅持以發(fā)動軍隊投身革命為革命方略。經過湖北眾多革命團體的努力，在武昌起義前夕，湖北新軍1萬5千人中有5千多人加入了革命黨。1911年夏秋間，四川省爆發(fā)了保路運動，清政府緊急調派軍隊入川，鎮(zhèn)壓保路運動，湖北新軍第3l標及32標1營在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端方的帶領下，趕赴四川。湖北武漢城防相對空虛，這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黨人舉行起義的信心。而這時，在上海由宋教仁、譚人鳳發(fā)起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中部總會的推動下，文學社、共進會兩個革命團體拋開門戶之見，合而為一，組成統(tǒng)一的臨時指揮部，策劃起義，    他們的起義計劃得到了黃興的贊同。革命黨人為起義預備了軍旗、印信、鈔票，只待時機成熟。武昌起義的爆發(fā)和一件突發(fā)事件有關，這就是寶善里炸彈案。1911年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秘密機關配制起義用的炸彈，搗藥時用力過猛，導致爆炸，孫武面部炸傷，被送往醫(yī)院。屋內濃煙滾滾，引來俄租界巡捕的注意，他們將房間團團圍住，搜出起義用的文告、旗幟、印信及革命黨人花名冊，并將其送交湖北當局。湖廣總督瑞澂下令四閉城門，按名冊捕拿革命黨人。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于當晚相繼被捕，10月10日凌晨，三人慷慨就義于湖廣總督署東轅門。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爆發(fā)了，晚八時，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響起武昌起義的第一槍，起義士兵在共進會代表熊秉坤帶領下沖出營房，奔赴楚望臺軍械庫，領取槍彈，并推舉吳兆麟為起義總指揮。吳兆麟下令打開中和門(也就是今天的起義門)，迎接炮隊進城，并兵分三路，圍攻清督署。經一夜激戰(zhàn)，督署被炸成一片瓦礫，湖廣總督瑞澂倉皇逃竄到“楚豫”兵艦，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張彪在督署被攻克時也望風而去。次日凌晨，十八星旗插在了警鐘樓頭，武昌起義取得成功。首義是烈士的頭顱和鮮血換來的，這話一點不假。首義烈士犧牲最慘烈的，即是彭 劉 楊。有歷史圖片為證，10月10日那天，湖廣總督瑞下令把三烈士頭顱割下來，懸掛城頭示眾?！褒斏缴n蒼，江水泱泱，烈土一死滿清亡”。是三烈士的頭顱，換來了首義的成功。從起義軍光復武昌起，三烈士即受到了人們的祭祀和紀念?，F在武昌還有四處三烈士的紀念設施。一是烈士祠牌坊，位于武昌紫陽路。原為皇殿，首義成功后停三烈士靈于此，隨改三烈祠。二是三烈亭，1931年建，位于今武昌造船廠東門，原為湖廣總督署東轅門，三烈士就義于此。三為彭劉楊路，原為平閱路，1948年更名。四為彭劉楊雕像，1991年建，位于彭劉楊路東端路口。10月11日起義士兵簇擁至湖北咨議局，在此推舉清軍第21混成協(xié)統(tǒng)領黎元洪出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都督。都督府成立后即以“大總統(tǒng)孫中山”名義發(fā)布文告，擴大影響，并照會駐漢各國領事，請其“嚴守中立”； 同時發(fā)布一系列革除時弊陋習的文告如禁蓄辮令，禁纏足令等。有張剪辮子的照片，相信看到的人都可能會一笑置之，以為只是簡單的移風易俗運動。實際上，這在當時包含深刻的政治意義：男人腦后的辮子和滿清入關大有聯(lián)系，清初，皇帝為強化對漢族地區(qū)的統(tǒng)治，頒發(fā)了一道薙發(fā)令，主要內容有十個字：“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從此，漢族男人就蓄起了這根屈辱的辮子長達260余年。武昌起義爆發(fā)后，革命黨人上街剪辮子就表明不承認清政府的統(tǒng)治，并與之徹底決裂。黎元洪同意就任都督一職時，就剃了個光頭表明態(tài)度。武昌首義消息傳出后，次日漢陽、漢口相繼起義，漢口還成立了以詹大悲為首領的漢口軍政分府；省內漢川的梁鐘漢發(fā)動起義，隨即劉英、劉鐵兄弟在京山發(fā)動起義。由于荊州是八旗駐地，革命黨人以武力光復荊州城。對于武昌首義的消息，清廷大為震驚，急派陸軍大臣蔭昌、水師提督薩鎮(zhèn)冰統(tǒng)領水陸大軍分途并進，直抵武漢；并重新起用在洹水垂釣的袁世凱，委以重任，全權指揮水陸各軍進攻武漢。軍政府成立后，立即擴軍備戰(zhàn)。武漢市民踴躍投軍，不滿三天，即募集到3萬人，未經訓練即開赴戰(zhàn)場與清軍展開殊死搏殺。血衣是敢死隊隊長黃禎祥當時所穿，左右衣袖上各繡有“九月初六日敵人攻劉家廟槍傷左肩之紀念”、“初七日與敵大戰(zhàn)搶炮三尊敵彈如雨槍傷右肩今共和成立以作紀念”。這件血衣生動地向我們展示了革命軍浴血奮戰(zhàn)的英勇氣概。由于民軍依托漢口街巷處處阻擊，清軍統(tǒng)領馮國璋竟悍然下令放火焚燒漢口，使繁華街市，變?yōu)橐黄雇痢?div style="height:15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