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中國的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被人們稱為“信史”。記載了上自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三千多年的歷史。它包羅萬象，而又融會貫通，脈絡(luò)清晰，“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太史公自序》），詳實地記錄了上古時期舉凡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fā)展?fàn)顩r。
《史記》的作者是司馬遷（公元前145年—約公元前90年），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西漢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思想家，早年從董仲舒學(xué)《春秋》，從孔安國學(xué)《尚書》?！稘h書·藝文志》著錄有《司馬遷賦》八篇；《隋書·經(jīng)籍志》有《司馬遷集》一卷。
司馬遷早年在故鄉(xiāng)過著貧苦的生活，10歲開始讀古書，后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xué)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他學(xué)習(xí)十分認真刻苦，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fù)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20歲，滿懷求知的欲望，從長安出發(fā)，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跡，采集傳說。后來回到長安，作了郎中。他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游，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貴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風(fēng)土人情。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建國前后的史實的實地調(diào)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后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zhǔn)備。
司馬遷之父司馬談為太史令，學(xué)問淵博，曾“學(xu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xí)道論于黃子”。司馬氏世代為太史，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隋書·經(jīng)籍志》也說：“談乃據(jù)《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笨梢娝抉R談有意繼續(xù)編訂《春秋》以后的史事，可惜卻“發(fā)憤而卒”。那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06年），漢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dāng)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
司馬談臨終前，一是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tǒng)，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二是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司馬遷身為太史公，有完成記載上代歷史的任務(wù)。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zé)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币虼?，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zé)任感，決意撰述《史記》。 為繼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
司馬談死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接替做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與天文學(xué)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動手編《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司馬遷為李陵辯護，得罪了漢武帝，獲罪被捕，被判宮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保ā秷笕伟矔罚榱送瓿筛赣H遺愿，完成《史記》，留與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他發(fā)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他55歲那年終于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
司馬遷為了繼承孔子編撰《春秋》的思想，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yè)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撰寫《史記》。
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tǒng)，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zhì)，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jì)，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jīng)紀(jì)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fēng)；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也透露出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zé)任，更要盡史學(xué)家的職責(zé)。
《史記》由西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花了18年的時間所寫成。全書共130卷，約526500字，有十表、八書、十二本紀(jì)、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司馬遷繼承并發(fā)展了漢以前各種史書的優(yōu)點，建立了全新的體系。司馬遷作《史記》善于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通過人物的言行來表現(xiàn)人物，所用語言生動形象，繁簡得當(dāng)。
《史記》分本紀(jì)、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它以歷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為史書編撰的主線，各種體例分工明確?！氨炯o(jì)”記載歷代帝王的興衰和重大歷史事件；“表”是以表格形式呈現(xiàn)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大事記；“書”是關(guān)于天文、歷法 、水利、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專題史；“世家”是歷朝諸侯貴族的活動和事跡；“列傳”為歷代各階層有影響人物的傳記，有少數(shù)篇章記載少數(shù)民族等的歷史。其中，“本紀(jì)”、“世家”、“列傳”三部分，占全書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寫人物為中心來記載歷史的，由此，司馬遷創(chuàng)立了史書新體例“紀(jì)傳體”。
由司馬遷所開創(chuàng)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紀(jì)傳體”史書，它不同于前代史書所采用的以時間為次序的編年體，或以地域為劃分的國別體，而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內(nèi)容的一種體例。從此以后，從東漢班固的《漢書》到民國初期的《清史稿》，近兩千年間歷代所修正史，盡管在個別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絕無例外地沿襲了《史記》的本紀(jì)和列傳兩部分，而成為傳統(tǒng)。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xué)著作，在文學(xué)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極高的文學(xué)價值，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xué)史綱要，司馬相如與司馬遷》，《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史記》的“書”，是《史記》五體之一，共八篇，為司馬遷首創(chuàng)。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到班固撰寫《漢書》時，仿“八書”而發(fā)展成“十志”。這是由于《漢書》已名“書”，所以改“書”為“志”，并成為以后史書的通例?！爸尽钡男拮瑸檠芯扛鞣N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在三國以前，史馬遷的《史記》并不是用這個書名。據(jù)史書記載，司馬遷在他的巨著編寫成后曾送給東方朔看過，東方朔在書上寫了“太史公書”四字。太史公是司馬遷的官職，書就是著作。可見司馬遷當(dāng)初并沒有為這部書題過名。后人有根據(jù)它的篇幅而稱《太史公百三十篇》的，也有稱它為《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太史公記》，甚至還有省稱“太史公”的，很不統(tǒng)一。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演變成“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與《漢書》（班固）、《后漢書》（范曄、司馬彪）、《三國志》（陳壽）合稱“前四史”。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與宋代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并稱“史學(xué)雙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