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中國歷史，那些文人墨客，無論是失意的，還是得志的，無論是兼濟天下的，還是獨善其身的，其中以牛馬自喻，引以自況的不在少數(shù)，牛馬于是便逐漸成為人類高尚精神的形象代表了。尤其從太史公司馬遷的那句“牛馬走”開始，牛馬便從畜格華升為人格而載入史冊了。
而驢子則沒有那么幸運了，見于史書作為主角的不過是那個“黔之驢”的故事，最后還是被吊睛白額的老虎識破了虛張聲勢，吃掉了。只此一次，也是作為被貶抑的主角，“黔驢技窮”被貽笑大方，流傳千古。
在文化史上，驢子不登大雅之堂這似乎已成定論。不僅中國如此，西方亦然。堂吉訶德出征，主人雖然騎駑馬，但是代表著高貴，那是騎士的象征。仆人桑丘愚頑狡黠，自然只配騎驢跟隨，驢子在西方文化史的地位也由此可見一斑。
《伊索寓言》里面也有一些驢的故事，比如《驢子和驢夫》，大意是驢夫趕著驢子走在大路上，忽然間驢子奔向斷崖絕壁，驢夫在關(guān)鍵時刻用力拉住驢尾巴，驢子卻死不回頭，堅持向前，驢夫只得放手讓它去了。驢夫說：“你贏了，但卻付出了代價。”
在西方，驢子似乎更多的是被作為笑料，在驅(qū)使勞役之后還不斷的被戲弄，這似乎是驢子的悲劇。非洲的斑馬明明也是驢的一個分支，應(yīng)該叫花驢，可是人們偏偏稱其為馬。也可能是故意鄙棄低俗，趨同高貴的意思。
如果只是止于雅俗，限于主次，倒也罷了，但是在中國文化中驢子的命運似乎更加不公平。
毛驢再蹩腳也應(yīng)該有自己的尊嚴，而人們卻偏偏斬盡殺絕，竟然讓馬去強奸毛驢，或者強行用毛驢奸污馬，生產(chǎn)出一類怪胎---騾子，馬做父本的叫馬騾，驢做父本的叫驢騾。人類美其名曰叫采優(yōu)配種，騾子自然集合了父母的役使優(yōu)勢，但是卻喪失了一切生靈的最大尊嚴---性能力和-繁育能力。不公平還不至于此，騾子本來是人造的，卻要強加罵名于驢身上。中國坊間有一句最惡毒的罵----“驢養(yǎng)的”，其中集合了雜種和絕后雙重含義，這幾乎是殺傷力最大的一句咒罵了。由此延伸的，罵佛門出家人為“禿驢”，其中的罵義恐怕更進一層了，更加惡毒了。
驢子和牛馬一樣其實都有自己的個性，都有性情釋放的的時候。馬不聽使喚時候，人最多罵一句“野馬”，牛不老實時候，最多罵一句“牛脾氣”。而驢性情的結(jié)果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倔驢”，“犟驢”罵得不過癮，還得再加上一句“蠢驢”。罵名中的寵辱好惡，溢于言表。
好在驢子并不在乎這些不公平，幾千年來甘心做配角，低眉順目，無怨無悔的為人類埋頭苦干，奉獻著一切。拉磨推碾，駕車馱重，自不必說，鄉(xiāng)間以跑驢為坐下騎，走鄉(xiāng)串親，行旅阡陌之間也依然是任勞任怨，穩(wěn)妥溫和的。即使是卸磨殺驢之后，那一身的肉也甘心奉獻給人間美味。盡管上不得臺面，“天上龍肉地上驢肉”的美譽卻是流傳甚廣的。至于那一身黑皮，熬成阿膠，更是補血滋陰的良藥。
驢子耐饑耐渴，耐粗飼，結(jié)實抗病，耐疲勞。牛馬干得了的他能干，牛馬干不了的它更能干。也許中國驢的祖先---野驢的棲息地就在大西北干旱之地，于是驢基本傳承了其祖先的這些優(yōu)良的遺傳基因。盡管長城內(nèi)外都有驢，但是大西北才是驢的發(fā)祥之地。驢中精品---關(guān)中大叫驢就產(chǎn)于關(guān)中平原。在新疆，在塔里木，驢更是家家戶戶必養(yǎng)必備的役畜。每逢巴扎日，趕驢車的，騎驢的人們，如潮如云，從四面八方聚攏而來，那種場面才叫壯觀。如果說游牧的蒙古族哈薩克族選擇了馬背，農(nóng)耕的漢族選擇了牛背，那么塔里木的維吾爾就自然而然的選擇了驢背，這樣說一點也不為過。維吾爾傳說中的阿凡提不正是騎著毛驢到處撒播著智慧的火花么？塔里木深處于闐縣農(nóng)民庫爾班當(dāng)年要騎毛驢上北京去看毛主席也傳誦一時。
我在塔里木呆過二十年，我深知驢對于塔里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在那里的鄉(xiāng)間，驢就是我經(jīng)常的腳力，駕驢車趕巴扎那更是當(dāng)?shù)匾环N特有的享受。就在供應(yīng)最緊張的時期，驢肉幾乎成了那里漢族居民蛋白質(zhì)的主要來源。每到巴扎天，去牲口市場看好一頭牙口不大的瘸腿驢，最多十來塊錢就能拿下。牽回家去，左鄰右舍湊好份子，殺驢分肉，驢皮拿去外貿(mào)收購站也可以賣到十幾塊，驢肉相當(dāng)于白吃，不僅美味，而且營養(yǎng)，而且實惠。買驢殺驢，這事我就干過。
牛馬在中國文化中被賦予了典雅的含義，入詩入畫，屢見不鮮。“鐵馬冰河入夢來”，“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代表著一種氣勢和高貴；“人騎牛背穩(wěn)如舟”，“無數(shù)牛羊一笛風(fēng)”象征著一種恬淡和優(yōu)雅。
其實驢的入詩入畫也毫不輸于牛馬，在某種意境下，驢以其形象的落差，更加凸顯了詩意的張揚，更加平民化，更具有親和力。
黃胄以畫驢名揚天下，幾乎與齊白石，徐悲鴻齊名，與其說黃胄成全了驢，還不如說是驢造就了黃胄。不過正是黃胄讓驢堂堂正正的登上了大雅之座。
而古代文人墨客與驢結(jié)伴，覓詩尋句的更大有人在。一時間，驢幾乎成了詩人們的靈感的鑰匙，騎驢也成了一種文化。孟浩然騎驢踏雪尋梅，賈島騎驢賦詩，孟郊騎驢苦吟，李賀騎驢覓句自成佳話。杜甫更愛騎驢，他自稱：“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陸游的引驢入詩更是一絕：“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在陸游筆下，驢幾乎和詩人的渾然一體了。引驢入詩更絕妙的還得數(shù)清代的錢謙益：“門外天涯遷客路，橋邊風(fēng)雪蹇驢情”在感嘆人生無常，命運多蹇的同時情不自禁的舒展了一股驢情。
李白的騎驢則更彰顯了一種飄逸。他宮中酒后賦詩，得罪了楊貴妃，辭別長安后路過華陰縣，打算騎驢游華山。恰恰華陰有一道禁令：縣城不許騎驢。李白于是被拘，縣宰問話：你是何人？竟敢這樣大膽！李白要來紙筆，寫下一紙供狀：“曾令龍巾試吐，御手調(diào)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前，尚容走馬；華陰縣里，不能騎驢？”縣宰閱后目瞪口呆，李白哈哈大笑，騎驢而去。在李白的故事里，驢，成了一種個性釋放，瀟灑不羈的象征了。
1926年3月7日，魯迅先生去釣魚臺，憑吊懷古，他的坐騎是什么呢？先生在日記里大書：“驢”。驢背上一翩然書生，驢鈴悠遠，白云蒼狗，遠山近水，那樣的場景，豈不美哉？
驢在詩意中，驢在詩人中，此情此景若換驢為牛馬，那種淡然的意境還會有么？中國文化，中國文人還算公道，終于讓驢在文化的冊頁里有了一席之地，這也算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吧。
驢與文化的結(jié)緣不僅在于它形象的落差，更在于它低調(diào)的平和和率真的性情。寄情于驢，可能更便于抒發(fā)人們心中那種郁郁寡歡和憤憤不平的情愫。
如果說唐宋時期文化和驢結(jié)緣是一種閑散雅致，那么魏晉時期文人的驢情則是一種怪誕和極致了。
當(dāng)時文人中有兩個人平生有一大癖好，那就是學(xué)驢叫。一個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一個是詩人孫楚。王粲生前常常以學(xué)驢叫自娛，去世時，魏文帝曹丕親率文武群臣前來吊唁，在葬禮上，曹丕提議：“王仲宣（粲）生前喜歡驢叫，為寄托哀思，大家都學(xué)一聲驢叫，為他送行。”于是墓地上空，一片驢叫，響徹云霄。這恐怕是人類歷史上最個性的葬禮了，這一陣驢叫之聲響徹千古，悠然在耳。。。。。。
詩人孫楚去參加朋友王濟的葬禮，吊唁之時撫尸痛哭，引得眾賓客紛紛落淚。孫楚接著對死者說：“你生前不是喜歡我學(xué)驢叫么？我再給你叫一聲吧！”說罷仰頭大聲學(xué)做驢叫，眾賓客破涕為笑，孫楚慨然對眾賓客說到：“竟然讓這樣的人死了，你們卻還活著！”
驢叫也叫驢鳴，驢鳴之時，其中的確有一種抑揚頓挫一唱三嘆的自然音律之美，更具有一種蒼涼高遠的意境，完全是一種放蕩不羈本然的釋放。難怪王安石這樣的描寫驢叫：“臨路長鳴有真意”。
我聽過秦腔，我不敢說秦腔起源于驢鳴，但是秦腔中那種聲律純正，坦率無邪，竭力釋放，恐怕和關(guān)中叫驢之鳴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也當(dāng)屬一種“魏晉風(fēng)度”吧。
-------此文純屬戲言，各位陜西鄉(xiāng)親切莫當(dāng)真，切莫在意，切莫拍磚，拜托了！
還是用一句俗語結(jié)束本文吧：騎驢看唱本----走著瞧。驢將一路長鳴，瀟灑的走下去，但愿我們的生活中能多有一些驢情，驢影和驢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