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論三種“曹操墓石牌造假說”，前兩種“造假說”是基于對考古中文物與現(xiàn)象的錯誤判斷與認識，但仍屬于“學術討論”范圍，是“學術討論”中的正常行為。但閆沛東的“造假說”與“鐵證”中所提出的問題，已非“學術問題”，而是犯罪行為。
2010年8月19日，我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fā)表《論“魏武王”銘刻在曹操墓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分析了“魏武王”之稱產(chǎn)生的歷史環(huán)境，指出：“這個稱謂，是一般‘造假者’不會‘假冒’的，也是難以‘假冒’的?！蓖瑫r指出：雖然曹操墓中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然而，不管這些問題今后的最終解決結(jié)果如何，都不會影響該墓墓主是曹操這一主要結(jié)論”。
8月21日，由倪方六發(fā)起的“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在江蘇蘇州召開，各方面質(zhì)疑曹操墓的學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討如何進一步質(zhì)疑曹操墓的問題。之后，學術界掀起新一輪質(zhì)疑曹操墓的浪潮。質(zhì)疑的學者中，有些提出了“新看法”，那就是曹操墓中有不少“文物”是“假的”：《魯潛墓志》是假的，是人為地“埋地雷”埋進去的；“魏武王”銘刻也是假的，是人為造好后，通過民工“塞進”墓葬中去的；畫像石也是假的；甚至整個曹操墓所出文物都是假的，如此等等。在這些“造假說”中，因“魏武王銘刻造假”與我此前發(fā)表的文章關系最為密切，故先行討論之。
“魏武王石牌造假”有三種說法
關于“魏武王銘刻造假說”，存在不同“版本”，其內(nèi)容也不完全相同。概括起來有如下三種。
第一種，從銘刻內(nèi)容入手，認為“魏武王”提法不能成立。此說提出者是開封市文聯(lián)書畫鑒定委員會主任林奎成。他認為：“曹操生前被封為‘魏公’，而后又被封為‘魏王’，死后獲得了‘武王’的謚號。任何史書都沒有準確說出過關于‘魏武王’的記載，在禮制森嚴的封建社會，曹操墓中出現(xiàn)‘魏武王’的提法顯然不能成立?！保ā逗幽衔奈飳＜一貞懿倌乖旒儋|(zhì)疑》，《北京青年報》2010年8月24日A13版）倪方六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說：“根據(jù)史料記載，曹操在世的時候，下人都稱他為武帝，并沒有加上本國的姓，魏武王的稱呼都是后人加稱的。所以石牌中顯示這樣的稱呼讓人覺得很可疑。”（《曹操墓再起疑云》，《北京青年報》2010年8月30日C4版）
第二種，認為“魏武王石牌中出現(xiàn)錯字，是現(xiàn)代人偽造”。此說提出者是李路平，他認為：“‘魏武王’字樣的幾塊石牌與《魯潛墓志》中的‘武’字均把‘止’部錯為‘山’，專家們遍查幾十種篆書，均沒有發(fā)現(xiàn)這種寫法。石牌與《魯潛墓志》的‘武’字有可能為同一人造假所為。”（《河南文物專家回應曹操墓造假質(zhì)疑》，《北京青年報》2010年8月24日A13版）
第三種，認為曹操墓中所有石牌都是人為“造假”。此說提出者為河北籍學者閆沛東（據(jù)說是化名）。在曹操墓考古發(fā)掘期間，閆沛東就到西高穴村做了長期暗訪。閆沛東說，截止目前，他手里掌握著能足夠證明曹操墓造假的人證及物證。人證方面，有河南安陽西高穴村某村民，他是河南考古隊發(fā)掘西高穴“二號墓”（即所謂“曹操墓”）雇用的民工，見證了兩年來，村、鄉(xiāng)、縣直至市級相關方面介入流通假文物的過程。在物證方面，閆沛東透露，他手里握有河南考古隊去年在南陽地下造假窩點幾次偽造石牌的部分模具，包括南陽造假者參考用書《三國演義》。（《“反曹派”稱掌握石牌造假模具》，《北京青年報》2010年8月25日A13版）
以上三種“造假說”中，閆沛東的“造假說”無疑是最“重要”的。按照閆沛東的說法，它會“顛覆曹操墓”。也正因為如此，閆沛東的“造假說”也就成為某些“反曹派”學者的“精神支柱”。倪方六在蘇州“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上曾表示：“敢開這個論壇，直接認定曹操墓造假，是因為論壇方面掌握了足夠有力的證據(jù)。提供證據(jù)的人就是中國三國文化研究中心顧問，河北籍學者閆沛東?！弊阋婇Z沛東“造假說”影響力之深！
“魏武王”石牌的真實性不容懷疑
對于以上“魏武王石牌造假”三種說法，現(xiàn)逐一分析如下。
關于第一種說法，認為“魏武王”的提法不妥，過去史書中沒有出現(xiàn)過，故“魏武王”石牌是人為造假。這種說法既不科學，也不準確。講它“不科學”，是因為“考古”是一種實證科學，它是以考古發(fā)掘中的實物（遺跡、遺物）為研究對象。而考古發(fā)掘中，“新”的東西總是層出不窮。不能因為“以前沒有見過”就認為是“假”。說它“不準確”，是因為此說的提出者并沒有認真查閱過去的文獻，而過去的文獻明明記載有曹操稱“魏武王”的史料。例如：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六：“（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再如南北朝時期，南朝宋沈鈞《宋書》卷三十二《五行志》：“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明年，魏武王薨。”以上都是史書中曹操稱“魏武王”的確證。所以，認為石牌中“魏武王的提法不妥”是沒有根據(jù)的。
我曾經(jīng)說過：曹操生前稱“魏王”，“魏武王”是曹操死后的“謚號”?！岸@一稱謂的存在實際上只有九個月。建安二十五年十一月癸酉（陰歷十一月初一），曹丕稱帝，追封其父曹操為“魏武帝”，曹操的謚號也就由“魏武王”變成“魏武帝”了。因此，“魏武王”稱謂是一般“造假者”不會假冒的，也是難以假冒的?！?/p>
至于倪方六所云：“曹操在世時，下人都尊稱他為‘武帝’”，此說明顯欠妥：“武帝”是“謚號”。曹操還活著，下人怎么會稱他為“武帝”呢？倪先生后面又說“并沒有加上本國的姓，魏武王的稱呼都是后人加稱的”，等等。其提法又欠妥：“魏武王”之“魏”不是“姓”，而是“封國”之號。曹丕稱帝后，其國為“魏國”，史稱“曹魏”，“曹”才是“姓”。這個“魏武王”之“魏”是必須要加的，否則，就分不清是哪個“武王”了。所以，曹操墓中的石牌必然是稱“魏武王”，而不能單稱“武王”，或者稱別的什么“武王”。
“鐵證”是對公眾和媒體的最大愚弄
關于第三種說法，認為曹操墓中所有石牌都是“人為造假”之說，則需要特別對待。此說的“出籠”有一個“過程”。8月21日，倪方六在“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會上宣稱，閆沛東手中掌握有曹操墓“石牌造假”的“鐵證”；可到了8月26日，閆沛東面對媒體卻說：“我連蘇州‘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都沒有參加，更沒有在論壇說過我手里有證明曹操墓造假的鐵證?！?但到了9月5日，閆沛東終于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公布了他拿到的“鐵證”（見圖3）。由此可見，這個“鐵證”在8月26日閆沛東尚未拿到手，故趕緊作“聲明”；可能是在9月2日之后才拿到，故又趕緊于9月5日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公布。
這是一個什么樣的“鐵證”呢？由于“鐵證”中有些字被遮蓋，有的字難以看清，故讀者很難窺其全貌。為此，我大致將“鐵證”中主要內(nèi)容按原字的位置摹寫如下（見圖4）。由于網(wǎng)上圖片字跡不清，故不是臨摹。最后的日期好像是9月2日。如若有誤，請讀者諒解?！拌F證”中的主要內(nèi)容如下：
1.曹操墓中的石牌一共63塊，是漁陽村民龍××到南陽市衡東路文物窩點訂制的。
2.墓中的全部石牌是徐××和另外一個人埋進大墓的。
3.12月17日（按：指2009年）之后，徐××講……送來六萬元錢……后來又八十萬……
而細細品味“鐵證”，我發(fā)現(xiàn)它存在如下問題：
第一，人們或許會相信南陽市存在著文物造假窩點。但文物造假一般都是先有“真東西”，然后才能造出“假東西”來，這是普遍規(guī)律。漁陽村民龍××到南陽去訂制的時候，他怎能跟文物造假者說出“石牌”的樣式和上面的文字內(nèi)容來？而石牌的內(nèi)容又非常多，有些名稱非常“偏”。即便是考古工作者，也難以一下子說出“石牌”上的所有內(nèi)容（有些內(nèi)容含有特定的歷史信息）。龍××是一個普通村民，他具有這樣高深的歷史知識水平和能力嗎？
第二，“鐵證”中說“訂制了魏武王石牌共63塊”。實際上此前發(fā)現(xiàn)的“魏武王”石牌只有7塊，其余為其他名稱的“石牌”；“魏武王”銘刻中，有一銘刻是直接刻在石枕上，是不能算作“石牌”的；今年6月2日，又在墓底石板中清理出“常所用犀盾”一塊?！拌F證”把前前后后所發(fā)現(xiàn)的不同的“銘刻”都加到了一起，統(tǒng)稱為“魏武王”石牌共63塊。這是“鐵證”持有者精心統(tǒng)計的“結(jié)果”，是明顯的“編造”：看起來好像是“天衣無縫”，實際上卻是“欲蓋彌彰”。閆先生如想得再“周到”一點，至少應當減去兩塊：因其中一塊“魏武王”石牌和石枕上的“魏武王”銘刻，是從盜墓分子手中追繳回來的，這兩塊無須“訂制”。
第三，“鐵證”中說：63塊石牌是徐××和另一個人一起埋進大墓的。須知徐××是普通民工，自考古工地正式開工以后，工地日夜均會有人看守，民工須在考古隊人員的帶領下才能進入工地，不能單獨進入。63塊石牌也不是個“小數(shù)目”。徐××等二人如何將63塊石牌帶進大墓？這63塊石牌又是如何埋進大墓的？是“偷偷摸摸”地埋？還是“明目張膽”地埋？按照常理，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發(fā)生。因為，在眾目睽睽之下，既不可能“偷偷摸摸”地去埋，更不可能“明目張膽”地去埋。徐××等若想將63塊石牌帶入并埋進大墓，圓滿完成此“任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難題”。
第四，曹操墓中的石牌在考古發(fā)掘中，是出于不同的“點”和不同的“層位”，且應當是有原始記錄（繪圖、照相、攝影）可查的。“鐵證”中說：63塊石牌是徐××和另一人埋進去的。即使他們將石牌“埋進去”，也只能是一個“點”和一個“層位”，不可能形成多個“點”和多個“層位”，尤其是不可能形成多個“層位”。這是“鐵證”無法逾越的“障礙”。“鐵證”編造者不明白考古中的實際情形，編造出如此荒唐“過程”，只能糊弄外行，內(nèi)行人一看就會笑掉大牙。它與考古發(fā)掘中的實際情況根本對不上“號”，相差“十萬八千里”。
第五，田野考古發(fā)掘中，最重要的就是地層關系。地層關系主要有兩種：一是疊壓關系；二是打破關系。所謂“疊壓”，就是一層壓著一層，晚者在上，早者在下。所謂“打破”，就是一個“單位”打破另一個“單位”，“打破”者晚，“被打破”者早?？脊虐l(fā)掘中的“操作規(guī)程”是：先清理晚期的，后清理早期的?！拌F證”中說：63塊石牌是徐××埋進大墓的。他埋進大墓，必然要打破原有的地層，形成新的地層關系。63塊石牌不是個小數(shù)目，所以這個新的“地層關系”必然是非常的“顯目”，考古人員不可能“視而不見”，必須是首先進行“清理”，并確認是“現(xiàn)在所為”。因此，這種“假”實際上是很難“造”成的。
第六，閆沛東提供的“鐵證”中，無論是漁陽村民龍××到南陽文物造假窩點訂制石牌，還是徐××等將石牌埋進大墓，都沒有具體時間。這對“鐵證”來說，是最大的“缺陷”，也是最大的“硬傷”。因為，任何“證據(jù)”都講求內(nèi)容的真實性和時間的明確性。只有時間“明確”并且“吻合”，“證據(jù)”才能“有效”，才能最終被法官“采納”?！拌F證”中兩件“大事”連具體時間都沒有，還談什么“真實性”？難道閆沛東要將“鐵證”變成“橡皮泥”，到時候想“捏”成什么時間就“捏”成什么時間嗎？那樣，“證據(jù)”的嚴肅性又在哪里？
綜上所述，閆沛東公布的所謂“鐵證”漏洞百出，根本談不上是什么“鐵證”。這樣的“證據(jù)”只能是閆沛東“精心的編造”，是徹頭徹尾的“豆腐渣證據(jù)”。閆沛東公布的所謂“鐵證”，是對公眾和媒體的最大愚弄。
至于“鐵證”中說：“徐××講，送來六萬塊錢……又八十萬?！边@已不是學術問題，而是犯罪行為，屬于公檢法相關部門管轄的范圍，由他們進行調(diào)查處理，本文不便討論。
再談閆沛東“石牌造假”說中的其他問題
現(xiàn)在拋開“鐵證”，再談閆沛東“石牌造假”說中的其他問題。閆沛東曾透露，他手里握有河南考古隊2009年在南陽地下造假窩點幾次偽造石牌的部分模具。此言一出。立即遭到河南考古隊方面的嚴厲駁斥：石牌均是青石質(zhì)的，不是水泥或石膏等可塑材料，要造假也根本用不上什么模具。由此可見此說的荒唐和可笑。
閆沛東說：曹操墓中石牌“均是人為造假”。其實，石牌是真是假，鑒別并非難事：曹操墓中所出石牌，距今已有1800多年，長期的墓中湮埋，石牌上必形成土銹和水垢（見圖1、2）。這種“土銹”，即使用刀刮也很難刮掉。而新制的“假石牌”，即便埋于地下兩三年，也達不到那種“效果”。況且，按照閆沛東所說，大墓中的石牌從南陽造假窩點拿來之后，就由徐××埋進了大墓中，中間也就幾天的時間，根本形成不了“土銹”和“水垢”，同曹操墓中“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會判然有別。
閆沛東反復說，“魏武王”銘刻石牌是“人為造假”。在此可具體分析一下“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這塊石牌在出土前早已斷為兩塊，分兩次在墓中的不同層位出土，前后相隔有三四天。是發(fā)掘出來之后經(jīng)綴合而成。請問閆沛東：難道這塊石牌也是徐××埋進去的嗎？他為什么要將新作的石牌打斷成“兩截”？而且要分兩次埋于不同地點？且“鐵證”中說，是徐××一次將石牌埋進大墓的。此處前后所形成的“矛盾”又將如何解釋？
更有意思的是，曹操墓所出石牌中，有一塊石牌是壓在一件漆器之下，而漆器尚完好無損；另一塊是今年6月2日在清理墓底時，在墓底石板中發(fā)現(xiàn)的。請問閆沛東：這又將作何解釋？這兩塊也是徐××那次埋進去的嗎？徐××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將石牌埋于漆器底下，而漆器居然完好無損？他又能將石牌埋于墓底石板之中，以致考古隊今年6月在清理墓底時才發(fā)現(xiàn)它？
所以，閆沛東的“石牌人為造假，是徐××埋進大墓”之說，純粹是胡編亂造，經(jīng)不起推敲，解釋不了曹操墓中各種文物的特征，也解釋不了考古發(fā)掘中出現(xiàn)的各種現(xiàn)象，可以說是“漏洞百出”。這種“石牌造假說”完全是閆沛東頭腦中臆想的結(jié)果。
最后我要鄭重聲明，本文所論三種“曹操墓石牌造假說”，前面兩種“造假說”同閆沛東的“造假說”有著“質(zhì)”的區(qū)別。前兩種“造假說”是基于對考古中文物與現(xiàn)象的錯誤判斷與認識，但仍屬于“學術討論”范圍，是“學術討論”中的正常行為。但閆沛東的“造假說”與“鐵證”中所提出的問題，已非“學術問題”，而是犯罪行為，終將由公檢法機關聯(lián)合進行調(diào)查處理。其最終結(jié)果如何，眾人將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