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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之通是很難把我的，不是隨隨便便的湊一部書，就是通史。
拿《資治通鑒》為例，資治通鑒的通，首先是要考察司馬光所處的時代背景，那個時候，實際上宋朝已經出現(xiàn)衰微，各種矛盾糾結在一起，既有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也有治理體系的矛盾，還有君臣的矛盾，老百姓與官僚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是需要借鑒歷史來解決的。
王安石變法，正是對這些矛盾的一攬子處理，當然矛盾的處理方式司馬光并不認可。
王夫之曾在《讀通鑒論》中這樣對《資治通鑒》之“通”有一番解釋，“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jié)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
在王夫之看來，君道、國是、民情、邊防、臣誼、臣節(jié)、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學之守正而不陂者。。。。。這些都要考慮到，都要重點對待，在對歷史事件的選材、用材都要照顧到。說白了，就是要對后世的重要方面，有可借鑒、可指導的參考作用。
從這個層面看，我們知道，編寫歷史，還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勝任的，文章寫的好，只是基本，有見識，敢擔當，能大膽取舍，能融會貫通，這些都是編寫歷史者的要素。同時達到這些要求的，可謂少之又少?？梢娮哌M歷史，有多么難。
我們還看到，在中國，編寫史學的那些人，無論是通史還是斷代史，從孔子的《春秋》，到解釋《春秋》的《國語》、《左傳》、《公羊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只要是優(yōu)秀的史著，首先一條是廣泛占有文獻資料，包括豐富多彩的歷史內容，材料豐富，這樣才能留傳后世。我們看司馬遷作《史記》，從他父親司馬談開始，就著手準備，到司馬遷更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反映幾千年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風土人情、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班固撰《漢書》，同樣要“探纂前記，綴輯所聞”，彰顯西漢一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風土人情、社會生活的豐富內容。堅持通史的鄭樵強調“會天下之書于一手”，肯定斷代的劉知幾同樣強調“征求異說，采摭群言：”所謂“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
司馬遷提出“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圍繞“通古今之變”這一主題，古代史家提出了古今、始終、往來、盛衰、損益、變通、理亂、得失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系統(tǒng)的有關通史的理論認識?！爸挥幸庾R到要把過去作為一個連續(xù)的整體去看待的時候，才能產生通史的觀念，也就是說通史必須意識到，要把對一個朝代的總結擴展到對整個歷史的總結。
余英時語的評論也許更能說明問題：
“中國很多史學家都夢想寫通史，那是因為歷史傳統(tǒng)的關系，通史在中國文化上的意義不同，我們理想的通史是司馬遷式的，所謂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是不得了的大綜合?；蛘呦袼抉R光寫《資治通鑒》，但《通鑒》已不算“通”，只能從三家分晉開始；還必須有七八個專家給他專門做研究，他自己寫成最后稿本，現(xiàn)在還保存一本司馬光通鑒稿，看看別的專家的東西，他來改寫貫通。但他的問題不像現(xiàn)在的通史，那是給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亂，治亂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