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往者乃順也，知來者乃逆也”。此華夏自然傳承文化之“易經”首語，古稱之群經之“首”，而“易”之謂開啟方便之門,“易”針對之“難”，難為之困，此自然發(fā)生之將來，萬物變化動靜之“兆”也，知自然變化之法則，唯知來者，方知天地萬物之初始。道曰：“太初者，炁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炁、形、質”，天地未分之妙也。
而自然世紀之數億億萬年，由史載可知，吾等人類僅數千年的傳承，至盤古開地、女禍補天之神傳，皆為上古天真之美傳，今自然科學達爾文人類進化論可知，皆為之生而延續(xù)，生則死，周而復始，不斷進步，提高生的條件，而發(fā)生之大也，此死由生而見，何以“不生不滅”。知天地而曰天地之道，可謂“包羅萬象”之學，唯有存在，方能發(fā)現(xiàn)為用，何有“發(fā)明”，僅智者發(fā)現(xiàn)，明哲作則。
上溯三皇五帝之美斯，伏羲氏知天地未分之妙，神農氏嚐百草之味，軒轅氏難素之理，堯舜禪讓，禹分水而治，此皆人於自然，圣賢之明智之舉，何三皇五帝？皇帝者乃智者，天道酬勤，為人類走出洪荒蒙眛、野蠻之初付出了巨大能量，并以智慧的才德，發(fā)現(xiàn)自然之動靜，有德乃大，方為千古史傳。
讀史是人明理，歷史能顯示未來，華夏自然傳承文化在三皇五帝之美德推動下，社會達到迅速發(fā)展，此間“唐虞盛世”，堯舜禪讓和大禹治水，無不昭示我們先祖生命的艱辛歷程。可知，上古之人，僅以“生”而遵自然之法則，何有后世無序之各家自稱“名自為大”，此爭戈四起，此應呼“文者亂法，武者犯禁”，此滅亡之定語，屢屢數見，社會動蕩，戈革四起，此皆犯天理而亂乎。殷商之亂，始於天，行於地，亂於國，憂於民，此不知天之行，何由之生。武丁之時，移都四處，實乃逃生，生必從天理，武丁繼位，思復商殷，三年不語，夜夢圣人，“傅曰“之傳文，可見傅曰為“武丁中興”，付出了他畢生精力，用他掌握的自然知識，朝夕納誨,努力實施朝政，奠定了“武丁中興”這一華夏有史之載的偉大時期，今大量的殷虛出土文物，甲骨文、青銅器，這一歷史的見證，足以證明，在遠古之時的結繩為記，在商時創(chuàng)造了許多文字而替代，而“傅曰”之“曰命三篇”這一哲理名言，是安邦建國之策，百姓樂業(yè)而有序之則，明哲作則，則就是規(guī)矩，傅曰輔佐武丁56年，開拓疆土，民族融酥，四海咸服，由此可見其偉大之圣舉，傅曰輔政不僅國泰民安，而更重要的還是在文化、文字，他重視文化、文字的傳播，今歷史文化、文字專家公認的殷商時代最偉大的就是文化、文字的創(chuàng)造，而“傅曰”在文化、文字創(chuàng)造與傳播有著直接的作用。其后文化、文字不僅影響了后世“道德帛書”的產生，於周時的“孔孟之道”，為后世的圣賢輩出啟到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此在春秋之時，各圣賢之著中均有記載，《孟子.告天下》《墨子.尚賢下》《莊子.大宗師》《荀子.非相》《尚書.曰命》《史記.殷本記》《史記.游俠列傳序》《國語楚語》《左氏.僖五》《呂氏.春秋求人篇》《英賢傳》《漢書.莫布傳》等后歷代宗師皆有著錄。莊子在大宗師之著中曰:“傅曰能於三皇五帝匹美”，此可見華夏第一圣人傅曰的偉大傳神。
傅曰輔佐武丁，使當時歷史上產生了“武丁中興”，而該一中興之狀態(tài)於“傅曰”這位傳奇的圣人，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這就是傅曰在武丁時倡導文化、文字，實施而產生，這也就是傅曰為華夏民族后世的發(fā)展起到了承前啟后的偉大貢獻，同時也讓我們在審視華夏上古歷史文化中發(fā)現(xiàn)，我們華夏民族早在3000多年前，就開始實施了“君憲制”，可以說殷商是從一個“封建制”脫胎而出的原始的“君憲制”雛形，是華夏民族從原始的封建社會步入“君憲制”這一質的飛躍。
當解讀世界文明與華夏文明，她有一條鮮明之路，即文化與規(guī)則，沒有文化、文字提高國人的素養(yǎng)，如何制定規(guī)則，文明這必須建立在文化與規(guī)則之間，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與制度，不提升文化水平，如何學習先進事物，如何執(zhí)行規(guī)則，執(zhí)行的力度也將減半，也會偏題。東周之亂不就反映在文化之亂？各家的產生，東周為戰(zhàn)國之初，有知天命者，也有逆天命者，何為百家爭鳴？這也反映了當時文化的昌盛之茂也。這百家自然就亂，何為百家，實乃一家，華夏文化也，動靜之差異，前后、方圓、奇偶、八卦相錯而對待?？梢娗厥蓟试诮y(tǒng)一六國時，他是一個徹底完全地吸收與采納“君憲制”的始皇帝，“焚書坑儒”，統(tǒng)一六國文書，以小篆為書，這使我們今天無法看見上古之六國文書，大篆之文字之演變之軌跡，今大量的殷虛出土、青銅器問世、金文、甲骨文、石鼓文等等，由此我們深信，該一斷代文字必將會還原於歷史，這就是我們華夏民族這一根的文化、文字。
當世界文明在經歷了數千年的今天，我們的民族從原古時“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魏晉、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近代，這期間，有盛唐之“貞觀之治”盛世，而其后“開元盛世”是一派興旺發(fā)達之時期，稱之天朝大國之風范，我們也很清晰的發(fā)現(xiàn)華夏56個民族大家庭，能在一種文化的伴隨下，不斷前進，堅韌不息，和諧共成，這期間雖有反復，但只有文化、文字不變，這在金元時期我國北方呼倫貝爾草原上的雄鷹，蒙古族數千鐵騎，彎弓盤馬，縱橫馳騁于亞歐大陸，并跨海遠征的帝國元朝，他也沒有改變我們的文化、文字，而是沿用了我們的文化、文字。此清代在北京“白云觀”就有清乾隆帝的御筆《長春真人西行記》，記敘了長春真人千里西行，用華夏文化說服了不可一世的鐵木真，使當時的漢人免遭生靈涂炭，這就是文化拯救了民族。使成吉思汗咸服，同樣清朝也延用漢制。這就反應出華夏文化、文字的先進與科學性，從而同化了其他文化。
文化之根自然，認識自然，遵循自然，人於自然，自然社會，生則死，只有探索自然永恒之理，這就是科學的發(fā)展觀。文化在未實踐、同時實踐的條件不具備，說其錯，顯然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當然真理不一定絕對的對，這是在時間於條件下看問題，今天我們?yōu)槭裁凑f科學發(fā)展觀這一詞，科學就是審視發(fā)展的條件。華夏文明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就是自然文化，這是一個對待而統(tǒng)一的文化，這正如傅曰“曰命三篇”自然哲理命篇之敘，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奉若天道——天下大同，生命之延續(x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