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4日，在凱豐誕辰100周年之際，黨史研究室撰寫了一篇紀念凱豐的文章，作者只用一句話評價道：“1935年1月，凱豐作為代表出席了著名的遵義會議！”
這句看似簡單又不包含立場的評價，卻是對凱豐在遵義會議中表現(xiàn)的最佳闡述，更是對凱豐后半生遭遇的概括。
作為昔日博古和王明的同黨，凱豐曾在遵義會議中公開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這讓凱豐的革命功績鮮為人知。
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凱豐一直在黨內(nèi)擔任著重要職務，為新中國的革命事業(yè)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1906年3月，凱豐在江西省萍鄉(xiāng)縣一戶富裕農(nóng)民家庭出生，本名為何克全，“凱豐”是何克全從事地下工作時的筆名。
高小畢業(yè)后，14歲的凱豐進入萍鄉(xiāng)中學學習，在校期間，由于學習成績優(yōu)異，凱豐深得一位姓黃的老師喜愛，黃老師引導凱豐接受新思想，久而久之，凱豐接觸到了《新青年》。
上海爆發(fā)五卅運動時，凱豐學生會負責人的身份，加入到反帝愛國游行隊伍中，并在同年進入武昌師范學校學習。
1926年，北伐軍來到萍鄉(xiāng)，凱豐借機參加了農(nóng)會，自此返回學校后，凱豐就積極組織參加學生運動，并撰寫關于學生運動的文章。
大革命失敗后，凱豐轉(zhuǎn)入地下進行斗爭，隨后又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前往蘇聯(lián)開始了為期兩年的進修旅程。
1930年，凱豐返回上海，在王明的介紹下成為共產(chǎn)黨員，在此后4年多時間里，凱豐一直支持王明的“左”傾路線。
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凱豐堅持從事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卻因為“左”傾思想嚴重，造成上海地下黨機關損失巨大，凱豐也遭到巡捕房抓捕，但是，面對酷刑的拷問，他始終嚴守機密。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博古的“左”傾思想遭到批判，凱豐卻站出來維護博古，并狠狠地挖苦了毛主席。凱豐憤慨地指責道：“你了解馬列主義嗎，我看你只會讀《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p>
凱豐的這番指責，深深刺痛了毛主席的內(nèi)心，此后，毛主席經(jīng)常提起“孫子兵法”這件事，甚至是在會見外賓時。
遵義會議召開期間，凱豐甘愿受博古的驅(qū)使，四處游說軍中領導，聶榮臻三番五次被約談，但是，凱豐未能得逞，在向博古匯報情況時，凱豐氣憤地說道：“聶榮臻太頑固！”
直到遵義結(jié)束之際，凱豐才徹底認清博古的錯誤，但是，仍拒絕撤銷指揮權，還警告眾人說：“到底誰對誰錯，咱們走著瞧！”
然而，凱豐并非針對毛主席，當毛主席帶領紅軍接連取得勝利之后，凱豐才開始逐漸想通了，繼而堅定擁護毛主席。
凱豐知錯能改、不搞陰謀的性格，令毛主席十分欣賞，也讓毛主席看清了凱豐的為人，他永遠站在政治正確的一邊，在長征的重要政治節(jié)點，凱豐始終堅定地支持毛主席。
1935年6月，張國燾主張向川康地區(qū)撤退，凱豐卻發(fā)表長文批評張國燾，指責張國燾的西北政府想把中央“聯(lián)邦”進去。
張國燾對此十分惱火，在隨后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張國燾發(fā)表了關于統(tǒng)一領導紅軍的問題，凱豐再次對張國燾進行了批判。
凱豐一直旗幟鮮明地支持毛主席，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剛正不阿的凱豐因此受到黨中央的重用，成為宣傳部的中流砥柱。
1936年1月，瓦窯堡會議結(jié)束后，凱豐跟隨毛主席渡過黃河，開始了東征的軍旅生涯，并出色地完成了發(fā)動群眾的工作。
不久后，凱豐奉命加入中央委員會，負責指導黨內(nèi)報刊編輯和發(fā)表的工作，同時還兼任征集糧食、保障紅軍后勤的重任。
西安事變發(fā)生時，毛主席連忙召集周總理、朱總司令、張聞天和凱豐等人，商討和平解決的方針，凱豐積極發(fā)表意見。
1937年1月下旬，凱豐為抗大譜寫了校歌，毛主席審閱過歌詞后，十分肯定地說道：“寫得很好，與抗大辦學方針相符！”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為了調(diào)整全國政黨、階級和軍事的關系，凱豐奉命參加各種重大會議，商討制定正確的政策。
一個月后，凱豐參加了洛川會議，會議上，凱豐再次肯定了長征以來毛主席領導制定的政治路線，同時提出了獨立自主抗日的方針。
8月下旬，毛主席點將凱豐前往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開展宣傳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培訓課，凱豐隨即制定了具體的工作方針。
1937年底，凱豐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自抗戰(zhàn)以來的政治和軍事問題。
王明的“一切服務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觀點一度得勢，凱豐卻堅定地支持毛主席，這成為這場會議中斗爭的轉(zhuǎn)折點。
1938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延安魯迅美術學校成立，毛主席強行加上了凱豐的名字，并指示凱豐關注學校的成長。
批判張國燾期間，凱豐沒有將張國燾和廣大紅軍干部分開，這令許多人感到不平，毛主席因此批評了凱豐。
在最早批判張國燾的文章中，凱豐以不恰當?shù)姆绞綄懙溃骸皬垏鵂c的政治路線是一種特殊的右傾主義，是土匪主義！”
如此一來，許多紅軍干部自然會聯(lián)系起“土匪”和“軍閥”的稱謂，心中不免產(chǎn)生巨大的壓力，事態(tài)逐漸嚴重起來。
隨著反對張國燾政治路線斗爭的擴大化，紅軍大學的許世友和洪學智不堪受辱，聯(lián)合多名干部“拖槍逃跑”。
毛主席震驚之余，連忙找來凱豐，并嚴厲地訓斥道：“你究竟在搞什么，怎么這么多紅軍干部反對我們？”
還沒等凱豐開口解釋，毛主席又追問道：“你不是要把這些人逼上梁山嗎？這還能是正確的路線嗎？”
凱豐不明所以，只能委屈地回答說：“主席，我都是按照您的指示來辦的?！?/p>
凱豐的辯解，令毛主席更加憤怒，當即批評道：“我是讓你批評張國燾，你一竿子掃一片干什么？還跑到紅軍大學搞討論？”
的確，當初張國燾搞分裂，只批評毛主席一個人，凱豐卻是連帶廣大紅軍干部一起批評了，面對毛主席的訓斥，意識到錯誤的凱豐羞愧地低下了頭。
毛主席立即動身前往關押許世友的地方，看到許世友被五花大綁地關在屋內(nèi)，毛主席關切地詢問道：“許世友同志，委屈你了！”
許世友當場跪在地上痛哭，毛主席不斷安慰，在毛主席的調(diào)節(jié)下，這場驚險萬分的矛盾才能化解。
不久后，黨中央主持召開了總結(jié)批評張國燾的大會，毛主席指示繼續(xù)由凱豐做匯報，凱豐在會上深刻地檢討了自己。
1938年3月，凱豐奉命來到長江局工作，此時的王明得到部分干部的支持，野心不斷膨脹，幻想著成為黨的總書記。
王明準備在武漢搞第二中央，還私自以黨中央的名義發(fā)表了非法講話，凱豐聯(lián)合周總理，對王明的行為進行激烈反對。
一個月后，張國燾偷偷離開延安來到武漢，準備背離黨中央，凱豐以超高的智慧，對張國燾進行勸說和挽救。
武漢形勢惡化后，長江局被迫前往重慶，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凱豐出任宣傳部長一職，負責思想宣傳和黨報建設工作。
在此后的多項政治活動中，凱豐都是以常委的身份參加，雖然他不在延安，卻仍是政治局常委和教育部副部長。
1940年1月，針對國內(nèi)抗戰(zhàn)形勢，凱豐在《新華日報》中發(fā)表文章，指出了發(fā)展文化的重要性，號召文人和學生加入運動。
在凱豐的宣傳下，郭沫若和田漢等文化名人，紛紛抗戰(zhàn)工作中，在發(fā)展宣揚文化的同時，凱豐團結(jié)了一大批文藝人士。
同年11月，黨中央命令凱豐返回延安，繼續(xù)擔任宣傳部長一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凱豐主持制定了許多文化宣傳的文件。
自1941年9月起，針對此前的革命路線問題，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對于主觀主義進行批判，延安整風運動由此開始。
會議上，凱豐等28位代表發(fā)表了意見，包括凱豐在內(nèi)的一部分人作了自我批評，在場所有人都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領導路線。
會議結(jié)束后，張聞天感慨過往的錯誤路線的原因是缺乏實際經(jīng)驗，并下定決定彌補，毛主席和黨中央對此十分認同。
1942年1月底，毛主席指示張聞天對陜北和晉西北的幾十個縣的農(nóng)村展開調(diào)查，凱豐負責協(xié)助張聞天宣傳思想工作。
在隨后的延安干部大會上，毛主席作了整風運動的報告，主持大會的凱豐宣講了開會的宗旨，延安的整風運動正式開始。
與此同時，凱豐以中宣部的名義發(fā)出通知，并對整風運動學習文件和檢查工作，制定了具體的指示，以此指導整風運動。
開展整風運動的同時，毛主席還著手解決文藝界脫離實際的問題，在與幾十位文藝家談話后，毛主席和凱豐聯(lián)名邀請了一百多位作家，召開了文藝座談會，商討思想文化路線。
1942年秋，毛主席邀請凱豐和陳云等人來到延安窯洞，研究更好地領導整風運動的政策，毛主席稱這是一場“神仙會”，由此可以看出凱豐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
9月底，毛主席給凱豐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毛主席說明了如何利用報紙解決成立編譯部等重大問題。
除了任命凱豐負責研究院的工作外，毛主席還在信中安慰道：“從前不愉快的那些事，就讓他過去吧！”
1943年3月，凱豐以中組部的名義，邀請了50多名黨內(nèi)文藝工作者，組織召開了會議，凱豐發(fā)表了講話：“要摒棄文人的架子，下鄉(xiāng)去接觸更為實際的文藝方向！”
此外，凱豐還講述了下鄉(xiāng)的困難和注意事項，會議結(jié)束后，文藝工作者紛紛加入工農(nóng)兵，一股下鄉(xiāng)熱情驟然興起。
為了進一步詮釋工農(nóng)兵與文藝的聯(lián)系，凱豐又在戲劇工作會上說：“戲劇要符合抗戰(zhàn)需要，符合群眾能夠了解的基礎！”
通過長期的宣傳工作，凱豐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也對毛主席更為欽佩，于是，凱豐致信給毛主席，請求宣傳毛澤東思想。對此，毛主席回信拒絕道：“我的思想并不是很成熟，還沒有達到可以學習的程度，不要盲目鼓吹我的思想！”
不久后，凱豐又提議籌備慶?；顒?，紀念毛主席誕辰50周年，毛主席義正詞嚴地回絕說：“現(xiàn)在正是國家危難之際，不能過生日，不要產(chǎn)生不利于抗戰(zhàn)的影響！”
1945年，在推選中央委員時，由于在遵義會議上反對過毛主席，凱豐不得不仔細澄清昔日的過錯，以爭取大家的諒解。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決定為凱豐正名，大會期間，毛主席為凱豐作了三次解釋錯誤的工作，遺憾的是，仍未能改變凱豐落選的結(jié)局。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凱豐奉命奔赴東北，與張聞天和陳云等人一齊組建東北局，東北局成立后，凱豐再次被推選為宣傳部長。
1945年11月，凱豐領導創(chuàng)辦了東北日報，一周年之際，凱豐求情毛主席為報社題詞，毛主席欣然答允。
在東北工作期間，凱豐還模仿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方式，召開了東北文藝座談會，貫徹毛主席的精神和講述革命文藝的目的。
新中國成立后，凱豐出任了沈陽市委書記一職，在拍攝三反運動紀錄片時，凱豐認為應增加軍隊的鏡頭，減少毛主席出境頻率，并將這項決定匯報給了毛主席。
高崗卻認為這是凱豐不尊重自己的表現(xiàn)，便請求毛主席裁決，毛主席復電道：“凱豐的處事方式?jīng)]有問題，以后他還可以這么做！”
1953年，凱豐被調(diào)回北京，擔任中宣部副部長，部長胡喬木因工作離開北京時，毛主席批示道：“胡喬木離京期間，凱豐負責起中宣部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此一來，凱豐肩上的擔任更加繁重，為了貫徹黨中央的政策，毛主席又將許多轉(zhuǎn)批文件交于凱豐處理，凱豐因此積勞成疾。
1955年初，凱豐已經(jīng)病重得不能再工作，毛主席得知后，關切地派人前去探望，并捎信說道：“放下過去，好好治療！”
3月23日，49歲的凱豐肝癌復發(fā)，在北京逝世，27日上午10時，凱豐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寶山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