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繼民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河北石家莊050051)
河北學刊2005年9月
我們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唐長孺、胡如雷與隋唐史研究”，屬于20世紀學術史的范疇。唐長孺、胡如雷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隋唐史研究領域的大家。研究唐長孺、胡如雷對隋唐史研究的貢獻及其學術地位，就不能不涉及到20世紀隋唐史研究的學術史，而研究20世紀隋唐史研究的學術史，就不能不談到陳寅恪，這就是本文以“20世紀學術史背景下的陳寅恪、唐長孺和胡如雷”為題的基本原因。戴逸在《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總序》中回顧20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歷程時，把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劃分為四個階段，并提出了每個階段所產(chǎn)生的史學家。他認為第一代史學家處于轉型時期，使命是促使中國傳統(tǒng)史學轉向進化史觀和理性主義史學，這一代史學家的代表人物是梁啟超、章太炎、夏曾佑、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第二代史學家處于創(chuàng)新時期，主要任務是用唯物史觀作指導，把歷史作為客觀的有規(guī)律的對象來研究，進而創(chuàng)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史學，這一代史學家的代表人物是翦伯贊、范文瀾等；第三代史學家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成長起來的史學家；第四代則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成長起來的史學家。
陳寅恪生于1890年，逝世于1969年，早年留學日歐美，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受聘清華大學，前后從事學術研究五六十年，其學術研究最活躍、成就最大的時期是30年代和40年代。誠如戴逸所劃分的那樣，陳寅恪屬于20世紀第一代史學家，也是第一代史學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唐長孺生于1911年。逝世于1994年，從20世紀40年代起開始發(fā)表遼金元史方面的研究論文，以后研究重心上移，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從事學術研究的時段跨越新中國成立前的40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代至90年代，相對于陳寅恪而言，他屬于20世紀第二代史學家，是第二代史學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胡如雷生于1926年，逝世于1998年，其步人史壇的學術生涯始于20世50年代，止于90年代，最活躍的時期是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和80年代前后。相對于陳寅恪和唐長孺而言，他屬于20世紀第三代史學家，是第三代史學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陳寅恪、唐長孺和胡如雷作為20世紀中國史學家第一、二、三代的代表性人物，盡管他們的家庭背景迥別、人生經(jīng)歷各異、史學成就有差、學術特色不同，但他們治學的范圍都主要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對中國通史都具有通識性的整體認識和把握，都在相關的領域取得了突出的學術成就，都是20世紀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史學家，因而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陳寅恪、唐長孺和胡如雷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成就、地位和特點，筆者嘗試作如下概括，即陳寅?。撼信f啟新，文化史觀中國化；唐長孺：轉舊趨新，唯物史觀學術化；胡如雷：棄舊開新，古史形態(tài)理論化。
一、陳寅恪：承舊啟新，文化史觀中國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陳寅恪史學研究或陳寅恪學術研究在我國學術界方興未艾，其影響所及早已不限于學術界，而被稱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有關陳寅恪的研究，特別是其學術地位和學術貢獻，學人所談甚夥，筆者無意重復太多，只想就其在中國近代學術傳承中的特點和學術貢獻做一集中概括，即：“承舊啟新，文化史觀中國化”。
所謂“承舊啟新”，主要是想強調陳寅恪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繼承創(chuàng)新和對西方近代學術研究方法的引進與吸收。“承舊”的含義有二：其一，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者和維護者。周一良曾說陳寅恪的主體思想是“儒家思想”、“詩人氣質”和“史家學術”[1](p149)，“儒家思想”一語足以表明陳寅恪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和立場。其二，他是包括清代乾嘉樸學在內的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繼承者。關于陳寅恪與乾嘉考據(jù)學的關系，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陳寅恪被目為擅長“史料”的“考據(jù)學家”，只是后來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化，其史學地位才逐漸為人們所認識，才不以“考據(jù)”而名之。乾嘉考據(jù)學只是陳寅恪所繼承的中國傳統(tǒng)史學中的一部分，日本學者池田溫稱：“陳先生學問之特征，乃以傳統(tǒng)國學為基本，以西洋近代語言、文獻學為羽翼，深究中國中古史、諸民族關系史。”[2](p44)這里不專提考據(jù)學而說“以傳統(tǒng)國學為基本”，頗有見地?！皢⑿隆钡暮x至少有三：其一，開一代風氣，即陳寅恪別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風格創(chuàng)立了一種具有標識意義的史學范式，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獨樹一幟，引領潮流，為后來者所模仿或遵行。其二，成一代宗師，即陳寅恪提出了一系列諸如門閥士族、關隴集團、關中本位政策、統(tǒng)治集團黨派分野勢力升降等論題，直接培養(yǎng)或間接影響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成就的中國中古史研究學者，開創(chuàng)了近代史學意義上的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學科領域，奠定了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其三，完成了文化史觀中國化的歷史使命，為中國史學由傳統(tǒng)學術向近代學術轉型做出了卓越貢獻。下面稍就陳寅恪的治史方法和風格加以引申。對于陳寅恪的治史方法，胡守為在《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成就與治史方法》一文中曾有概括：批判地繼承了乾嘉史學的方法；吸收了西方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2](p110)。在這三個方面中，筆者以為對后來學者影響最大的是第一個方面，陳寅恪不僅繼承了中國史學特別是清代樸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更主要的是在考據(jù)學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創(chuàng)造出了宏觀把握、因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風格，從而實現(xiàn)了對考據(jù)史學的超越。對陳寅恪這一研究方法和研究風格，許多學者曾有涉及，但筆者覺得周一良的概括比較全面精練，他說：“陳先生把敏銳的觀察力與縝密的思考力相結合，利用習見的史料，在政治、社會、民族、宗教、思想、文學等許多方面，發(fā)現(xiàn)別人從未注意到的聯(lián)系與問題，從現(xiàn)象深入本質，做出新鮮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釋。陳寅恪善于因小以見大……長于貫通、觀察發(fā)展變化?！盵2](p20)陳寅恪這一治史方法，尤為后來學者所嘆服和仿效，并蔚成風氣。唐長孺曾賦詩稱頌道：“勝義微言若有神，尋常史跡考文新。先生白有如椽筆，肯與錢王作后塵?”唐長孺自注：“錢、王”是指“錢竹汀、王西莊”[2](插頁)，即錢大昕、王鳴盛兩位乾嘉考據(jù)學大家。唐長孺稱頌陳寅恪治史小中見大，由微知著，成就超過了乾嘉考據(jù)學大師錢大昕、王鳴盛，贊嘆其治史方法超越了乾嘉考據(jù)學。
所謂“文化史觀中國化”，主要是想概括陳寅恪“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開創(chuàng)近代中國史學尤其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新局面的成就。對于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史學界公認他研究范圍極廣，在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貢獻，開一代風氣，成一代宗師，達到了近代中國史學的高峰。但目前有關陳寅恪學術成就的具體表述，筆者感覺大都不足以涵蓋其全部學術成就的內涵和意義。香港學者黃約瑟在1988年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fā)言曾說：“陳先生被稱為本世紀的學術巨人，實在當之無愧。在這次會上大家不約而同地談到陳寅恪先生的文化觀。我個人覺得，他雖然放眼世界、學貫中西，可是他在學術史上的主要功業(yè)，在于把外國的學問引進來解釋中國的歷史文化?！盵2](p47)如果一言以蔽之概括陳寅恪的學術成就，筆者大致贊同黃約瑟的意見，即“把外國的學問引進來解釋中國的歷史文化”，不過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文化史觀中國化”。
陳寅恪并沒有就歷史觀發(fā)表過專門的見解，他的特點是“于史實中求史識”。他在史學研究中非常重視文化，往往從種族和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及分析社會；他曾反復強調種族文化是研究中國中古史的關鍵。在種族與文化的關系上，他認為“種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統(tǒng)”，“文化之關系較重而種族之關系較輕”，認為文化超出了種族的范圍，文化重于種族，文化超越于政治、經(jīng)濟、民族等之上。對陳寅恪突出強調文化，周一良稱之為“文化至上”。過去在極左思潮年代批判陳寅恪是“資產(chǎn)階級文化史觀”，毫無疑問是過于意識形態(tài)化，但稱其為“文化史觀”可謂極中肯綮。所以，稱陳寅恪歷史觀為文化史觀應無大誤。
文化史觀既不同于中國古代的歷史循環(huán)論，也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其本質上應屬于近代以來從西方傳入中國的進化論范疇?！拔幕币徽Z盡管在中國古代史籍早已出現(xiàn)，但作為一種歷史觀卻最早產(chǎn)生于西方。以文化史觀解釋歷史，在西方取得成功并得到推崇的無疑以湯因比《歷史研究》較早且最為著名。文化史觀輸入中國最早的時間，因筆者缺乏研究，不敢妄言，但在中國學術界受到重視并引起討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與新文化運動相伴隨，并一直持續(xù)到20年代中期，其中著名的文章有梁啟超《歐游心影錄》、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和《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杜亞泉《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蔡元培《何謂文化》等。但在陳寅恪之前，無論以文化史觀進行中西比較還是考察中國歷史，都還處于引進外來思想的初期階段，難免稚嫩、膚淺、粗糙甚至簡陋，只是到了陳寅恪之后，特別是其學術代表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發(fā)表以后，才標志著文化史觀中國化和學術化的完成。
陳寅恪文化史觀中國化的完成，是中國史學由傳統(tǒng)學術向近代學術轉型的一個重要側面，也是陳寅恪留給后人的一筆豐厚遺產(chǎn)。牟發(fā)松在《內藤湖南和陳寅恪的“六朝隋唐論”試析》一文中稱內藤湖南和陳寅恪“創(chuàng)立的理論框架，特別是他們的最重要的遺產(chǎn)——文化史觀，對于六朝隋唐社會仍具有獨特而強大的闡釋力”，他們“學說的限度，恰恰構成了新的學術生長點。他們構筑的研究基礎，包括他們的局限性，都是留給后來者的寶貴遺產(chǎn)”[3]。
二、唐長孺：轉舊趨新，唯物史觀學術化
所謂“轉舊趨新”，主要是想強調唐長孺的歷史觀從文化史觀向唯物史觀的轉化。唐長孺行年八十三，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從20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時跨新中國成立前后兩個時期。處于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轉折時代，毫無疑問會對他的歷史觀產(chǎn)生深刻影響。很多學者已經(jīng)說過，對唐長孺一生學術研究影響最大的三位學者是陳寅恪、呂思勉和李劍農(nóng)，其中尤以陳寅恪影響最巨。唐長孺晚年曾賦詩表白對陳寅恪的心儀和景仰：“掩卷心慚賞譽偏，講堂著籍恨無緣。他年若撰淵源錄，教外何妨有別傳?！盵2](插頁)唐長孺雖以未列陳寅恪門墻而抱憾，但其治史風格與陳寅恪之神似，堪稱私淑弟子。新中國成立之前的40年代，唐長孺先后發(fā)表的學術論文有《蔑兒乞破滅年次考證》、《遼史天祚紀證釋》、《讀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后記》、《敦煌所出郡姓殘葉題杞》、《記阻卜之異譯》、《論金代契丹文字之廢興及政治影晌》、《論五朝素族之解釋》、《清淡與清議》、《唐代軍事制度之演變》等。此外，出版于1957年的《唐書兵志箋正》一書也撰成于40年代。這些論著除了研究方法、論題選擇、治史風格明顯受到考據(jù)學和陳寅恪的影響之外，也隱然可見風行當時的文化史觀的影響。
解放以后，馬克思主義成為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成為史學研究的主流，唐長孺與全國絕大多數(shù)學者一樣，通過學習馬列主義經(jīng)典著作，最終樹立了唯物史觀，并在學術研究中自覺運用指導治史。他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跋語》中曾深有感觸地說：“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企圖解決歷史上的根本問題，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闭\如牟發(fā)松撰文所說，這是唐長孺“在經(jīng)過艱苦的理論探索和長期的史學實踐之后，發(fā)自肺腑的甘苦之言和經(jīng)驗之談”。從屬于進化論范疇的文化史觀為主要內涵的舊時代學術傳統(tǒng)到接受馬克思主義，樹立唯物史觀，這是唐長孺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從此，“他的學術觀念相應地發(fā)生了質的飛躍”，“在科學史觀的燭照下，對所熟習的傳統(tǒng)史學方法加以揚棄；摒除其煩瑣陳腐的一面，保留其求實求真的內核”，將有關歷史時期的經(jīng)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等一個個具體課題，統(tǒng)攝于宏觀思考之下，構成為一個有機的學術整體，因而“具有了同他早年的學術實踐不同的內涵”[4](p48)。
所謂“唯物史觀學術化”，主要是想強調唐長孺學術研究的最大成就和治史風格的最大特點是唯物史觀與史學研究實踐的有機結合，“將理論性思考融匯在具體的歷史表述中”。唐長孺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出身于書香門第，舊學造詣深厚，三四十年代轉攻史學之后，最初治遼金元史，后轉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主要論著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xù)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唐書兵志箋正》、《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fā)展》、《山居存稿》等。研究領域非常廣泛，無論是政治、經(jīng)濟、軍事，還是各種制度、民族問題、學術、中西交通等等，各個方面幾乎均有重要論述。在古籍整理方面，曾主持點?！氨背氖贰钡墓ぷ?。在出土文獻整理研究方面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并創(chuàng)造了一套文書整理的規(guī)范，為學術界所遵行。與唐長孺上述具體學術成就相比，筆者認為超乎其上的總體成就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唯物史觀學術化”。日本學者池田溫在《懷念唐長孺教授》一文中曾將唐長孺的研究特征概括為“將傳統(tǒng)的實證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有機地融為一體”[4](p32)；姜伯勤《尋求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試論唐長孺先生的史學風格》認為唐長孺的史學風格是“尋求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4](p95)；牟發(fā)松《唐長孺先生與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也說“唐先生長于考證，卻又不止于考證，更不為考證而考證，而是始終從具體史實的考證和分析入手，溯其淵源，考其流變，以把握歷史演進的大勢，探求歷史發(fā)展的根本規(guī)律”[4](p113)；張弓《從唐長孺教授問學記》認為唐長孺具有鮮明個性的研究方法是“宏觀理論思考把握的精細實證”[4](p48)。所謂“將傳統(tǒng)的實證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有機地融為一體”，“尋求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從具體考證入手把握歷史演進大勢根本規(guī)律，宏觀理論思考把握的精細實證，實際上都是指唯物史觀的指導與史學研究的實踐有機結合，也都是“唯物史觀學術化”一語內涵的不同表達。
“唯物史觀學術化”，既是唐長孺對20世紀中國史學界的最大貢獻，也是其個人治史風格的集中體現(xiàn)。這一風格有兩個鮮明特點：第一，學術語境下的理論思考。解放以后，在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成為史學界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教條主義和“左”的傾向。例如，在社會發(fā)展階段上，有些研究不是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fā)，而是削足適履，把西歐古代奴隸制和中世紀農(nóng)奴莊園制的模式，機械地、簡單地套用于中國歷史；在研究方法上，往往尋章摘句，穿靴戴帽，先引用經(jīng)典作家一段話，然后填充史料，把經(jīng)典著作當作“商標”隨意貼；在對待史學傳統(tǒng)上，一味批判“史料掛帥”、“煩瑣考證”，搞所謂“以論代史”或“以論帶史”。作為從舊中國走來，經(jīng)歷過50年代至70年代多次政治運動的知識分子，唐長孺在對待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的問題上，迥然有別于當時教條化的“通病”。在馬克思主義成為時髦的50年代和60年代，他并不刻意標榜自己的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受到懷疑的80年代和90年代，他依然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不動搖。他以唯物史觀指導學術研究，主要是著眼于觀察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著眼于對學術探討的宏觀把握。他的論著既不搞尋章摘句，也不搞穿靴戴帽，鮮見成段抄錄馬列論述，用史學材料附會論證“經(jīng)典”。他將唯物史觀融化到具體的學術命題、學術方法、學術風格之中，在學術語境中體現(xiàn)求真務實的理論品格，在學術語境中把握以小見大的宏觀視野。
第二，推陳出新的文本形式。朱雷曾對唐長孺論著在文本表達方式上的特色進行概括：“凡研究每一論題，必廣泛搜集和詳盡占有資料，然后縝密考校，去偽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歷史的真實面貌與發(fā)展演變的規(guī)律；始終注意從具體史實的考訂分析人手，溯其淵源，考其流變，以把握歷史演進的大勢，探求歷史發(fā)展的趨向，終究達到發(fā)微闡宏的境界?！盵1]張弓、牟發(fā)松也有類似的見解。除此之外，唐長孺史學論著的文本表達還有一個突出特色，這就是善于繼承前賢而又敢于超越。唐長孺?zhèn)€人治史風格的形成在相當程度上受到清代考據(jù)學、特別是陳寅恪史學的影響。他賦詩贊陳寅恪：“勝義微言若有神，尋常史跡考文新。先生自有如椽筆，肯與錢王作后塵?”這既是稱頌陳寅恪，又何嘗不是自勵?唐長孺對傳統(tǒng)優(yōu)秀史學遺產(chǎn)并不僅僅滿足于繼承，而是盡其所能加以發(fā)揚光大。例如，他的論著由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文言文到之后的白話文，轉變得自然、流暢、妥帖，愈往后愈精練，幾至爐火純青。胡寶國曾說：“唐先生文字樸素，從不虛張聲勢。讀他的文章很舒服，仿佛冬日的夜晚，一個老人坐在火爐旁，手捧一杯熱茶，正向你娓娓道來”；還說：“他在研究領域的廣泛、眼光的敏銳、小中見大諸方面都像陳寅恪，但他得結論時要比陳先生更穩(wěn)一些。他總是把話說得極有分寸，讓人難以反駁?！盵4](p13)牟發(fā)松說唐長孺“博于征引而慎下斷語”。張弓說：“他的論著辨析綿密，不作空泛之論；但又旨約意遠，有別于考據(jù)家的案頭講章?！苯谝舱f：“唐先生主張求實，而力戒空疏，運用資料十分嚴謹，寧闕疑，不妄斷。行文簡潔流暢，無多言贅語。我特別喜歡讀唐先生的后論，不僅收束論題，啟發(fā)后學，而且總是在猶有余韻的地方打止?！碧崎L孺推陳出新的文本形式構成了他個人治史風格的鮮明特色。
三、胡如雷：棄舊開新，古史形態(tài)理論化
所謂“棄舊開新”，主要是想說明胡如雷從事史學研究之始沒有太深的家學淵源，強調他對于中國史史學理論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棄舊”的含義有兩點：其一，就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即舊學而言，胡如雷的文化背景沒有太深的家學淵源。他生于1926年，父親是攻讀理工的留日學生，回國后一直從事實業(yè)。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的戰(zhàn)亂年代，他先后進入太原、西安等地小學、中學讀書，直至40年代后期先后考入西北大學、大夏大學和清華大學，接受的是近代學制下正規(guī)學校的國民教育，既沒有太深的家學淵源，也沒有以舊學為主的私塾教育背景。由于時代的緣故，胡如雷對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學習、汲取和繼承，較之于陳寅恪、唐長孺顯然有別。其二，胡如雷從事史學研究之始接受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他與20世紀上半期包括文化史觀在內的各種史觀既缺乏天然的聯(lián)系，也沒有歷史的包袱。胡如雷在初中時代讀了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人的文學著作后，最初向往當作家，所以有1946年考為西北大學中文系旁聽生之舉，但在讀了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等之后，轉而決定選擇歷史研究專業(yè)，并于1947年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直至最后考入清華大學。翦伯贊是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之一，《歷史哲學教程》是其成名之作；鄧初民是著名民主人士，《新政治學大綱》是風靡當時的進步書籍。胡如雷受他們的影響選擇歷史研究并不表明其歷史觀的形成與確立，但唯物史觀的價值取向則明確無誤。所以，他的“棄舊”不僅體現(xiàn)在知識體系的層面，也同樣體現(xiàn)在價值體系的層面。至于“開新”的含義，是指胡如雷對于中國歷史學研究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亦即“古史形態(tài)理論化”——以《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一書為代表，以構建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一般理論為目標的史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
胡如雷的史學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止于90年代，學術論著有八十多項，著作有《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李世民傳》、《唐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拋引集》、《隋唐政治史論集》、《隋唐五代社會經(jīng)濟史論稿》等，其中《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李世民傳》、《唐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屬于學術專著，《拋引集》、《隋唐政治史論集》、《隋唐五代社會經(jīng)濟史論稿》屬于論文集。其治學范圍大致在隋唐史和史學理論兩個大的方面。隋唐史研究方面，50—60年代以社會經(jīng)濟史為重點而兼及政治史，80—90年代以政治史為重點而兼及社會經(jīng)濟史。史學理論方面，50—70年代主要從事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一般理論的研究，構建了他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的史學理論架構，最后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一書。80—90年代則對一系列史學理論的重大命題、引進國外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等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見解，并計劃撰著《歷史認識論》一書。
上述研究中，最能代表胡如雷學術成就的是他在幾篇論文的基礎上，將有關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的觀點加以系統(tǒng)地理論概括，撰著而成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一書。這部著作始作于1959年，完成于1964年，修改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出版于1979年。它的最大特點是“把歷史科學的研究和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密切地結合”，仿效《資本論》的結構邏輯，在三十二萬字篇幅、五編二十一章的結構中，除了第五編中國封建社會史的分期以外，其他四編的篇章順序分別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租剝削形式與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地位、自然經(jīng)濟與商品經(jīng)濟、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再生產(chǎn)與周期性經(jīng)濟危機。顯而易見，這種結構布局“與一般單純的歷史著作有所不同，它是按照政治經(jīng)濟學體系的要求建立起來的”[6](p1)。該書以西歐封建社會歷史為參照物，在廣泛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力圖歸納出中國封建社會固有客觀經(jīng)濟規(guī)律，認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基礎，不論在任何歷史階段，都在全部土地關系中占支配地位。它既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面貌，又對其他土地所有制起主導的制約作用。離開了這個經(jīng)濟基礎，就失去了理解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的最主要的根據(jù)和憑借”[6](p43)；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形成了土地買賣與土地兼并等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的根本特點，由此派生出其他很多社會經(jīng)濟特色。最后，將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的基本經(jīng)濟規(guī)律概括為：“用主要通過買賣方式兼并土地的辦法，用剝削依附佃農(nóng)的辦法，來保證地主占有地租和滿足其經(jīng)常增長的寄生性消費”[6](p422)。
《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匯集了胡如雷50年代至70年代有關中國封建社會整體思考和研究的精華。它以恢宏的氣魄，運用馬克思剖析資本主義的方法，以土地所有制為鑰匙，從縱橫兩個方面對中國封建社會進行全面剖析，融會中西，貫通古今，見解精當，體系嚴謹，從而揭示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經(jīng)濟規(guī)律，構筑了一個較為完整的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jīng)濟學的理論體系，對豐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做出了貢獻。該書出版問世后，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獲得極高評價，被譽為獨具特色，富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jīng)濟學”，成為不少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yè)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谷風出版社在臺灣出版發(fā)行了繁體字本，稱之為“別開新局之作”。日本唐代史研究會所編《中國歷史學界動向》一書在介紹新中國三十多年的史學研究成果中，以超過十分之一的篇幅介紹了該書。《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成為胡如雷史學理論的奠基之作，也是他學術成就的代表作。
當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難免留有那個時代的痕跡，但是胡如雷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的理論概括和體系建構無疑具有獨創(chuàng)性，其基本面作為那個時代為數(shù)不多的碩果僅存，仍然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誠如日本學者菊池英夫認為的那樣，近代以來中國史研究中一直缺乏“一個貫通中國史的總括性的理論框架，哪怕是粗線條的也好”；王亞南《中國半封建半經(jīng)濟形態(tài)研究》“這部著作在簡明之中貫穿著一條粗大的邏輯主線，有一種將普遍的經(jīng)濟理論徹底中國化的姿態(tài)”，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不論在書名上還是在手法上，這本書都可以說是一部真正繼承王亞南先生的工作”，“這部著作具有綜合的體系性和整合性，在從基礎概念出發(fā)構筑起完整的理論方面，可謂是一部出色之著?！盵7](p380)《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完全可以視為唯物史觀中國化過程中的重要的階段性成果。這就是本文所謂“古史形態(tài)理論化”的全部蘊涵所在。
總而言之，承舊啟新，文化史觀中國化；轉舊趨新，唯物史觀學術化；棄舊開新，古史形態(tài)理論化，既是對陳寅恪、唐長孺、胡如雷三位先生個人成就、學術特色的集中概括，也是三代史家的代際比較。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紀隋唐史學術研究發(fā)展的歷程，顯示了三代史家學術傳承、價值取向和歷史觀的演進軌跡，而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展示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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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繼民(1955—)，男，河北省邯鄲市人，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