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者說】
作者:林乾(中國政法大學(xué)教授、博導(dǎo),中國法律史學(xué)會理事)
我自1984年讀碩士時,即以明清史為研究方向。就清朝人物而言,康熙、乾隆乃至晚清的曾國藩,均多有涉獵與探討。在人民大學(xué)清史所讀博士期間,有幸參加戴逸、李文海二位先生主編的《清通鑒》撰寫工作,本人承擔(dān)《康熙朝》,完成近90萬字的撰寫。該書獲得中國圖書獎。我的博士論文《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quán)政治》先后于2003年、2013年,在臺北正展出版公司、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關(guān)注雍正,卻是晚近的事情。2015年,我受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邀請,讓我講清朝人物。中國古史的記述,大多以皇帝紀年來展開。無論是“編年體”,還是“紀傳體”,概莫如此。我們研究歷史,也受此影響,通常是以皇帝,特別是有作為的皇帝來展現(xiàn)一個時代。在選擇主題人物時,我沒有選自己熟悉的康熙、乾隆,而是選擇了自己不怎么熟悉的雍正。

《雍正十三年:一個硬漢皇帝的破局之道》 林乾 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
一
材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chǔ)。但清朝官方編纂的史書,特別是《實錄》,存在諸多“不實不盡”,孟森先生稱“《清實錄》欲改則改,毫無存留信史之意”,他還特別指出,《清實錄》“于帝王本身者,多不可信”。既然如此,研究雍正就不能以《實錄》作為主要材料。為此,筆者先用《雍正朝起居注冊》與《清世宗實錄》對校,盡管二者記述“體例”有別,這樣的比對存在不少“風(fēng)險”,但還是發(fā)現(xiàn)《實錄》所故意不載者甚多。舉例言之,起居注記述了雍正初年廉親王允禩與宗室大臣“逼位”,以及雍正兩次“讓位”的重大史事,《實錄》則不載。即便同一史事,二者的記述重點也大異其趣。起居注記述雍正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不得不防范允禩等人,一再講允禩“大志至今未已”,《實錄》則改為允禩“懷挾私心,至今未已”云云。細閱起居注,躍然紙上的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他的皇位不穩(wěn),統(tǒng)治受到極大威脅。他在西安將軍、宗室延信的密奏上朱批:朕在此三年,未曾指望能如此輕易挺過去。可謂真情流露。
雍正從即位伊始,直到他去世的十三年間,把繳回朱批奏折作為一項嚴厲的制度來執(zhí)行。他甚至命令文武百官,把面奉諭旨的內(nèi)容繕寫具奏或轉(zhuǎn)奏,不得遺漏。由此可以推斷,現(xiàn)存的滿漢文朱批奏折,無疑是經(jīng)過雍正帝“御覽”后得以存世,用作“歷史”的某種“見證”,而真實的歷史,極可能伴隨原始檔案之一炬,而隱淹不見。
筆者試圖從歷史的冰山下面,找出那些隱藏的所在。為此,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以雍正十年刊刻的《朱批諭旨》223人中的重點人物為綱,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為材料底本,編寫了三十幾個重點人物的檔案目錄,在廣泛參考其他文獻和近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完成了《雍正十三年——一個平凡皇子的逆襲》《雍正十三年——一個硬漢皇帝的破局之道》上、下部的寫作。
二
在清朝入關(guān)后的十位皇帝中,雍正即位時年齡最大,45歲已是人到中年。雍正自己講,“朕向在藩邸,未諳政事,不識一人,毫無閱歷聞見”,加之康熙晚年近二十年的儲位之爭,這給雍正的執(zhí)政生涯帶來極大挑戰(zhàn),從而他對“為君之難”也有了別一樣的體味。他多次對王公大臣說:自古為君難,至于朕躬,繼承大統(tǒng),尤為難之難者。
雍正的“為君難”,主要來自雙重壓力,一是他擔(dān)當(dāng)有為的志向與他所處時代的關(guān)系。傳統(tǒng)王朝有所謂“三代現(xiàn)象”。雍正即位時,清朝已歷兩帝八十年,用他的話說,一切制度皆已創(chuàng)定,留給他的施展空間有限。而雍正不想做庸君,他期許自己做一代“令主”,“朕若能為令主,則圣祖皇帝付托得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若朕所行不當(dāng),則并圣祖六十余年之苦心,俱付之流水矣?!薄肮旁茷榫y,若祗圖一身逸樂,亦復(fù)何難?惟欲繼美皇考之治,則憂勤惕厲,莫難于為君矣?!庇赫摹盀榫y”,是有作為之難。
清朝皇帝中,康熙帝最具雄才大略,正如雍正對乃父的評價:雖曰守成,實同開創(chuàng)。在雍正乃至臣民的眼中,康熙是難以跨越的一座高山。雍正的每一項政策舉措,人們習(xí)慣于把他與乃父對比,不時加以“苛刻”之名。但康熙晚年積弊已深,若不加以整頓,“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非治國經(jīng)邦之道也。若朕竭力整頓,而內(nèi)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且有加朕以苛刻之名。”雍正一再向臣僚解釋,他這樣做是“為萬世子孫之法”。
雍正的另一重壓力,來自他即位時已屆中年,他無法像乃父那樣在六十多年中從容施政,而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大刀闊斧推行新的舉措,查辦虧空,懲治侵貪,希望用雷厲風(fēng)行的手段,換來嶄新局面。但如此一來,人們又說他操切。對此,雍正一再解釋說:有人議朕求治太速者。朕勵精圖治,欲使天下臣僚振作奮興,去其怠玩,上下交相勸勉,庶抵于有成;茍此志有或弛,則庶務(wù)積而叢脞矣。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覽各處章奏,目不停視,手不停批,訓(xùn)諭諸臣,日不下數(shù)千百言。實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
雍正的勤政,堪稱古代帝王之典范。他說雍正六年以前,晝則延接廷臣,引見官弁,傍晚觀覽本章,燈下批閱奏折,每至二鼓三鼓,不覺稍倦,實六載如一日。經(jīng)過持續(xù)六年之久的整飭,天下庶政漸入暢達軌道。個人以為,雍正重塑了明朝廢除丞相制以后的國家治理架構(gòu),極大提升了國家機器運轉(zhuǎn)的效率和決策水平。而他勇于破除陳規(guī)舊俗的作為,進而成為清朝特別是嘉道時期的重要政治遺產(chǎn)。
三
通過批閱臣僚奏折推進治道,是雍正時期的一大特色?,F(xiàn)存的幾萬份滿漢朱批奏折,是最有溫度的歷史記憶,也最能讓我們走近雍正君臣的內(nèi)心世界。雍正朱批,每折或數(shù)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無一件假手于人,亦無一人贊襄于側(cè)”,之所以連篇累牘,殫竭苦心,不外乎“教人為善,戒人為非,示以安民察吏之方,訓(xùn)以正德厚生之要,曉以福善禍淫之理,勉以存誠去偽之功”。
雍正即位后,分別與地方大吏打招呼,詳細闡述他的治國思想。元年七月,在兩廣總督楊琳所上奏折的朱批,最能表達他的作為。他講了三層意思。第一,朕要給你們重新立規(guī)矩:爾等若仍似康熙年間之奉行國家法度紀綱,恐朕未必如皇考之寬仁容孰也。身家性命,當(dāng)再三留心保安要緊。第二,朕要給你們提要求:自茲以往,若仍以因循為安靜,以隱飾為愛君,以納賄為要務(wù),以賣法為巧宦,恐爾等噬臍莫及也。第三,為君臣做出歷史的大期許:朕不為庸愚下流之主。爾等既遇知于此時,要當(dāng)吐氣揚眉,明目張膽,上以報效朝廷,次以垂芳竹帛為務(wù)。
為此,雍正以極大的魄力和勇氣,力圖根除好人政治,對庸官懶官太平官說不,大膽起用田文鏡、李衛(wèi)、鄂爾泰、楊文乾、諾敏等一批有作為的封疆大吏。楊文乾就任廣東巡撫后,受到普遍抵制,他密奏說,這里的風(fēng)氣是彌縫掩飾,互相蒙混,如果整飭官方,剔除積弊,人不以為躁,即以為刻矣。這句話引起了雍正的強烈共鳴,他提筆朱批:這種風(fēng)氣豈止廣東!在“不以為躁,即以為刻”上旁批:內(nèi)外吏治之不敢實心任事者,皆此習(xí)不除之故。以朕之實心行政,尚有奸黨議論,何況爾等?朕竭力剔除者,此風(fēng)也。他去世前還明發(fā)諭旨,指出:如果官員但知潔己而不知奉公,國家豈能用這樣的木偶官?如果實心為國做事,即便有錯誤,朕必原諒而保全你們。但如果習(xí)成巧術(shù),只知保身遠害,不肯擔(dān)當(dāng),遇事推卸,此風(fēng)有妨于政治,無益于國家,況將來后進效尤,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雍正的許多政策措施,如裁革陋規(guī),破除朋黨,特別是士民一體納糧當(dāng)差、攤丁入畝,無疑會觸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而田文鏡于雍正初年任職河南巡撫,執(zhí)行雍正的政策不打折扣,最為徹底,具有“改革試驗田”的意義,由此也招致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聲音。在此,雍正堅定支持田文鏡,他在朱批中直抒胸臆:朕每將河南為表標,示諭督撫。直省督撫果能如田文鏡之存心行政,朕可力保。他對田文鏡說:直省惟卿豫省,能如朕意行之也。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間有何區(qū)別?
官僚政治的弊端,堪稱是歷代王朝的痼疾。雍正即位之初,即提出“為國家首重吏治事”。雍正十三年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澄清吏治。也確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乾隆時著名史學(xué)家章學(xué)誠評價說:雍正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guī),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fēng)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fēng)革面,時勢然也。
“為君難,為臣不易!為君為臣原是一苦境,不過盡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蒼生,造他日之福耳!”雍正承上啟下,是清朝“盛世”的主要奠基人。
《光明日報》( 2020年04月11日 09版)
來源: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