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者說】
作者：林乾（中國政法大學(xué)教授、博導(dǎo)，中國法律史學(xué)會理事）
我自1984年讀碩士時，即以明清史為研究方向。就清朝人物而言，康熙、乾隆乃至晚清的曾國藩，均多有涉獵與探討。在人民大學(xué)清史所讀博士期間，有幸參加戴逸、李文海二位先生主編的《清通鑒》撰寫工作，本人承擔(dān)《康熙朝》，完成近90萬字的撰寫。該書獲得中國圖書獎。我的博士論文《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quán)政治》先后于2003年、2013年，在臺北正展出版公司、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關(guān)注雍正，卻是晚近的事情。2015年，我受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邀請，讓我講清朝人物。中國古史的記述，大多以皇帝紀年來展開。無論是“編年體”，還是“紀傳體”，概莫如此。我們研究歷史，也受此影響，通常是以皇帝，特別是有作為的皇帝來展現(xiàn)一個時代。在選擇主題人物時，我沒有選自己熟悉的康熙、乾隆，而是選擇了自己不怎么熟悉的雍正。
《雍正十三年：一個硬漢皇帝的破局之道》 林乾 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
一
材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chǔ)。但清朝官方編纂的史書，特別是《實錄》，存在諸多“不實不盡”，孟森先生稱“《清實錄》欲改則改，毫無存留信史之意”，他還特別指出，《清實錄》“于帝王本身者，多不可信”。既然如此，研究雍正就不能以《實錄》作為主要材料。為此，筆者先用《雍正朝起居注冊》與《清世宗實錄》對校，盡管二者記述“體例”有別，這樣的比對存在不少“風(fēng)險”，但還是發(fā)現(xiàn)《實錄》所故意不載者甚多。舉例言之，起居注記述了雍正初年廉親王允禩與宗室大臣“逼位”，以及雍正兩次“讓位”的重大史事，《實錄》則不載。即便同一史事，二者的記述重點也大異其趣。起居注記述雍正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不得不防范允禩等人，一再講允禩“大志至今未已”，《實錄》則改為允禩“懷挾私心，至今未已”云云。細閱起居注，躍然紙上的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他的皇位不穩(wěn)，統(tǒng)治受到極大威脅。他在西安將軍、宗室延信的密奏上朱批：朕在此三年，未曾指望能如此輕易挺過去。可謂真情流露。
雍正從即位伊始，直到他去世的十三年間，把繳回朱批奏折作為一項嚴厲的制度來執(zhí)行。他甚至命令文武百官，把面奉諭旨的內(nèi)容繕寫具奏或轉(zhuǎn)奏，不得遺漏。由此可以推斷，現(xiàn)存的滿漢文朱批奏折，無疑是經(jīng)過雍正帝“御覽”后得以存世，用作“歷史”的某種“見證”，而真實的歷史，極可能伴隨原始檔案之一炬，而隱淹不見。
筆者試圖從歷史的冰山下面，找出那些隱藏的所在。為此，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以雍正十年刊刻的《朱批諭旨》223人中的重點人物為綱，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為材料底本，編寫了三十幾個重點人物的檔案目錄，在廣泛參考其他文獻和近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完成了《雍正十三年——一個平凡皇子的逆襲》《雍正十三年——一個硬漢皇帝的破局之道》上、下部的寫作。
二
在清朝入關(guān)后的十位皇帝中，雍正即位時年齡最大，45歲已是人到中年。雍正自己講，“朕向在藩邸，未諳政事，不識一人，毫無閱歷聞見”，加之康熙晚年近二十年的儲位之爭，這給雍正的執(zhí)政生涯帶來極大挑戰(zhàn)，從而他對“為君之難”也有了別一樣的體味。他多次對王公大臣說：自古為君難，至于朕躬，繼承大統(tǒng)，尤為難之難者。
雍正的“為君難”，主要來自雙重壓力，一是他擔(dān)當(dāng)有為的志向與他所處時代的關(guān)系。傳統(tǒng)王朝有所謂“三代現(xiàn)象”。雍正即位時，清朝已歷兩帝八十年，用他的話說，一切制度皆已創(chuàng)定，留給他的施展空間有限。而雍正不想做庸君，他期許自己做一代“令主”，“朕若能為令主，則圣祖皇帝付托得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若朕所行不當(dāng)，則并圣祖六十余年之苦心，俱付之流水矣?！薄肮旁茷榫y，若祗圖一身逸樂，亦復(fù)何難？惟欲繼美皇考之治，則憂勤惕厲，莫難于為君矣?！庇赫摹盀榫y”，是有作為之難。
清朝皇帝中，康熙帝最具雄才大略，正如雍正對乃父的評價：雖曰守成，實同開創(chuàng)。在雍正乃至臣民的眼中，康熙是難以跨越的一座高山。雍正的每一項政策舉措，人們習(xí)慣于把他與乃父對比，不時加以“苛刻”之名。但康熙晚年積弊已深，若不加以整頓，“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非治國經(jīng)邦之道也。若朕竭力整頓，而內(nèi)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且有加朕以苛刻之名。”雍正一再向臣僚解釋，他這樣做是“為萬世子孫之法”。
雍正的另一重壓力，來自他即位時已屆中年，他無法像乃父那樣在六十多年中從容施政，而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大刀闊斧推行新的舉措，查辦虧空，懲治侵貪，希望用雷厲風(fēng)行的手段，換來嶄新局面。但如此一來，人們又說他操切。對此，雍正一再解釋說：有人議朕求治太速者。朕勵精圖治，欲使天下臣僚振作奮興，去其怠玩，上下交相勸勉，庶抵于有成；茍此志有或弛，則庶務(wù)積而叢脞矣。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覽各處章奏，目不停視，手不停批，訓(xùn)諭諸臣，日不下數(shù)千百言。實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
雍正的勤政，堪稱古代帝王之典范。他說雍正六年以前，晝則延接廷臣，引見官弁，傍晚觀覽本章，燈下批閱奏折，每至二鼓三鼓，不覺稍倦，實六載如一日。經(jīng)過持續(xù)六年之久的整飭，天下庶政漸入暢達軌道。個人以為，雍正重塑了明朝廢除丞相制以后的國家治理架構(gòu)，極大提升了國家機器運轉(zhuǎn)的效率和決策水平。而他勇于破除陳規(guī)舊俗的作為，進而成為清朝特別是嘉道時期的重要政治遺產(chǎn)。
三
通過批閱臣僚奏折推進治道，是雍正時期的一大特色?，F(xiàn)存的幾萬份滿漢朱批奏折，是最有溫度的歷史記憶，也最能讓我們走近雍正君臣的內(nèi)心世界。雍正朱批，每折或數(shù)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無一件假手于人，亦無一人贊襄于側(cè)”，之所以連篇累牘，殫竭苦心，不外乎“教人為善，戒人為非，示以安民察吏之方，訓(xùn)以正德厚生之要，曉以福善禍淫之理，勉以存誠去偽之功”。
雍正即位后，分別與地方大吏打招呼，詳細闡述他的治國思想。元年七月，在兩廣總督楊琳所上奏折的朱批，最能表達他的作為。他講了三層意思。第一，朕要給你們重新立規(guī)矩：爾等若仍似康熙年間之奉行國家法度紀綱，恐朕未必如皇考之寬仁容孰也。身家性命，當(dāng)再三留心保安要緊。第二，朕要給你們提要求：自茲以往，若仍以因循為安靜，以隱飾為愛君，以納賄為要務(wù)，以賣法為巧宦，恐爾等噬臍莫及也。第三，為君臣做出歷史的大期許：朕不為庸愚下流之主。爾等既遇知于此時，要當(dāng)吐氣揚眉，明目張膽，上以報效朝廷，次以垂芳竹帛為務(wù)。
為此，雍正以極大的魄力和勇氣，力圖根除好人政治，對庸官懶官太平官說不，大膽起用田文鏡、李衛(wèi)、鄂爾泰、楊文乾、諾敏等一批有作為的封疆大吏。楊文乾就任廣東巡撫后，受到普遍抵制，他密奏說，這里的風(fēng)氣是彌縫掩飾，互相蒙混，如果整飭官方，剔除積弊，人不以為躁，即以為刻矣。這句話引起了雍正的強烈共鳴，他提筆朱批：這種風(fēng)氣豈止廣東！在“不以為躁，即以為刻”上旁批：內(nèi)外吏治之不敢實心任事者，皆此習(xí)不除之故。以朕之實心行政，尚有奸黨議論，何況爾等？朕竭力剔除者，此風(fēng)也。他去世前還明發(fā)諭旨，指出：如果官員但知潔己而不知奉公，國家豈能用這樣的木偶官？如果實心為國做事，即便有錯誤，朕必原諒而保全你們。但如果習(xí)成巧術(shù)，只知保身遠害，不肯擔(dān)當(dāng)，遇事推卸，此風(fēng)有妨于政治，無益于國家，況將來后進效尤，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雍正的許多政策措施，如裁革陋規(guī)，破除朋黨，特別是士民一體納糧當(dāng)差、攤丁入畝，無疑會觸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而田文鏡于雍正初年任職河南巡撫，執(zhí)行雍正的政策不打折扣，最為徹底，具有“改革試驗田”的意義，由此也招致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聲音。在此，雍正堅定支持田文鏡，他在朱批中直抒胸臆：朕每將河南為表標，示諭督撫。直省督撫果能如田文鏡之存心行政，朕可力保。他對田文鏡說：直省惟卿豫省，能如朕意行之也。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間有何區(qū)別？
官僚政治的弊端，堪稱是歷代王朝的痼疾。雍正即位之初，即提出“為國家首重吏治事”。雍正十三年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澄清吏治。也確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乾隆時著名史學(xué)家章學(xué)誠評價說：雍正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guī)，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fēng)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fēng)革面，時勢然也。
“為君難，為臣不易！為君為臣原是一苦境，不過盡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蒼生，造他日之福耳！”雍正承上啟下，是清朝“盛世”的主要奠基人。
《光明日報》（ 2020年04月11日 09版）
來源：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