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是中國第一部系統(tǒng)的史學理論專著。作者劉知幾是中國封建社會杰出的史學家。他用畢生精力研究歷史，完成了《史通》二十卷。
在這部書中，劉知幾對過去的史學著作，從體例、史料、語言文字到人物評價、史事記述，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表現(xiàn)出不受傳統(tǒng)觀點束縛和敢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劉劉知幾對于史家和寫史都提出了一些標準。他主張一個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對于“識”尤其強調。對于寫史，他提倡“直筆”，主張“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要求做到“不掩惡，不虛美”，“不避強御”，“無所阿容”?！妒吠ā吩谥袊穼W發(fā)展史上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劉知幾：私撰《史通》
武后圣歷二年（699），三十八歲的劉知幾在做了十九年獲嘉縣主簿這個九品芝麻官后，調任京師定王府倉曹。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大轉折。
如果說，此前近三十年讀史研史生涯使他打下了做學問的堅實基礎，近二十年的仕宦閱歷使他積累了豐富的政治識見的話，那末，以后的劉劉知幾便是從事學術著述了。在他奔往京師的大道上，心情是怎么樣呢？
盡管劉知幾在仕途上兢兢業(yè)業(yè)，但他既沒有當朝權貴的引薦，也缺乏取悅當權者的升官之術，僅憑著一顆效忠之心是決然無望的。何況他又是那樣的認真，切直無隱地給武則天提了那么多意見，"后嘉其直，不能用也"，這就決定了他升不了官。憑劉知幾的見識，他對未來的仕途并不會抱過高的希望。
這次調職，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此時的劉劉知幾已經(jīng)是聞名全國的學者。青少年時代已以文學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華。
其二，則天詔修《三教珠英》，以為劉知幾是個人選。據(jù)《舊唐書?徐堅傳》載："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皶r在圣歷二年（699）。編修《三教珠英》的動機何在？《新唐書?張昌宗傳》所提供的是一種偶然性而且是相當?shù)拖碌拇鸢?，說張易之兄弟及諸武雜侍后宮，”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后知丑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我們固然不必排除這種動機的可能，但武后詔修的根本動機還是推廣她的文化政策，以加強統(tǒng)治。這就是她對儒、道、佛三教態(tài)度的反映。
我們說過，太宗、高宗頗重儒學。但到則天時期，由于佛學盛行，使儒學顯得有幾分冷落。光宅二年（685），陳子昂上疏說國家大學之廢，積以歲月久矣。"學堂蕪穢，略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①圣歷二年十月，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說："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余載，禮樂廢散，胄子棄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②但從大體上說，武后雖崇佛抑道，對儒學并未加貶損。
道教在唐初交過好運。道教尊始祖老子，老子姓李，皇帝也姓李，把老子說成唐室的祖先，自然就為皇權套上了神圣的光環(huán)。貞觀十一年（637）太宗下詔："自今以后，齋供行立，至于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①高宗時，曾尊老子為老君太上玄元皇帝。武后當權，想變李氏天下，對道教也就不那么尊重了，因下詔，“釋教宜在道法之上，緇服處黃冠之前?！雹谄浜?，曾倡言“僧道并重”，但總是先佛而后道。中宗、睿宗時期，道教地位開始上升，及玄宗即位，發(fā)展到極盛。
至于佛教，由于李唐建國之初，奉行崇儒、尊道、禮佛的原則，因而，①《唐會要》卷三五。
②《唐會要》卷三五。
①《全唐文》卷六。
②《全唐文》卷九五。
并未受到輕視。李淵稱帝不久便舍宅立寺，寫經(jīng)造象，建立道場。太宗支持建寺度僧，譯寫佛經(jīng)。貞觀十九年（645），玄類自印度回國，太宗對他優(yōu)禮備至，不僅資助他譯經(jīng)，還親自撰《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之初崇道禮佛，晚年受武后挾制而近乎于佞佛。則天推重佛教有其政治意圖，既然李唐皇室自稱是道教始祖老子之后，抑道自然有助她在帝后黨爭中的聲威。在當時，抑道之方莫過于崇佛。又有僧徒懷義偽造《大云經(jīng)》，陳符命，說武后是彌勒下生，合作人間人主，可見佞佛是為武周制造輿論。因之她“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雹垡灾隆袄镩|動有經(jīng)坊，亦有精舍”④，唐代佛教在武則天時代達到鼎盛。
綜上所述，唐初儒、佛、道三教并興。其客觀效果是沖擊了傳統(tǒng)的是非觀念，活躍了當時的思想界。三教思想的精義在相互排斥中相互融合，形成一種新的、富有批判綜合精神的社會思潮。武則天詔修《三教珠英》正是這一時代風氣的反映。反過來，《三教珠英》的修撰，也推動著這一社會思想的發(fā)展。
但是，在修撰時，總領張昌宗、李嬌，廣引文學之士，日夕談論，賦詩聚會，彌年不下筆，還是徐堅與張說"專意撰綜，條匯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①其中貢獻最多的，徐、張之外，還有徐彥伯、劉劉知幾。盡管該書以《文思博要》為本，但"更加佛、道二教，及親屬、姓氏、方域等部"，②說明預修諸人采撰淵博。
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當修成《三教珠英》時，崔融集修書諸學士詩成《珠英學士集》五卷，內(nèi)收劉知幾詩三首。劉詩尚存，其第一首《旅泊》詩，當是已自獲嘉來仕京都，自京至洛紀程詩。“川路雖未遙，心期頓為阻?！睋?jù)詩可見劉知幾上調京師的情緒未必就是歡快。
《三教珠英》于長安元年（701）修成，次年劉知幾出任著作佐郎。時年四十二歲。適如他自己所說：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于門下撰起居注。
從此開始了他的史官生涯。
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職任。著作局設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從六品上。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魏太和年間，開始設置著作郎，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佐郎職知博采，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jiān)職思其憂。
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jiān)，而仍領著作郎者。"①到了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元北魏始于秘書置著作局，后別置修史局。北齊改修史局為館，周、隋亦然，其史官以大臣統(tǒng)領者，謂之監(jiān)修。到了唐代，由著作郎主管著作局，其責任是撰寫碑志、祝文等，并③《新唐書?蘇 傳》。
④《唐會要》卷四九。
①《新唐書?徐堅傳》。
②《唐會要》卷三六。
①《史通?史官建置》。
不參與修史。
劉知幾說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于門下撰起居注。這個"左史"也叫"起居郎"、"起居舍人"。"貞觀二年，移起居舍人于門下省，改為起居郎。顯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改為中書省。起居舍人兩員，品同起居郎。龍朔三年，改為左右史。咸亨元年，復為起居舍人。天授元年，又改為左右史。神龍元年，復為起居舍人焉。"載于《唐會要》卷五十六《起居郎、起居舍人》條這段文字之后，又引蘇冕編會要的舊文說："貞觀中，每日仗退后，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后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可見左史記注，至是時已難畢備了。
但不管怎樣，劉知幾出任左史記注之官，負責記載天子言行，卻是一項光榮的職務。劉知幾前半生與世沉浮，仕途宦海，默默無聞。他潛心史傳，期以述者自命，至此榮任史官，可謂如其夙愿。
《史通?自敘》說：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縱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為后王法。自茲厥后，史籍逾多，茍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于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于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厘革。??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
劉知幾懷有宏偉抱負，志擬《春秋》，厘定群史，而朝廷又以載筆相推，主觀愿望和客觀環(huán)境符合了。他身居史職，以撰述為任，正是他施展才華實現(xiàn)宏偉抱負的大好時機。
我們說劉知幾懷有宏偉抱負，其一是說他學孔子修《春秋》的榜樣，"其文不刊，為后王法"。寫出不刊之典，作為后世標準、楷模，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應該說這樣的宏偉抱負是逐步樹立起來的。劉知幾并不懷疑自己的能力，但他擔心的是會受到世俗的攻擊，"將恐致驚未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①這里如實地表露了劉劉知幾當時矛盾的心態(tài)：既意識到厘定群史的歷史使命責無旁貸，又擔心遭受世俗白眼，勞而無賞。劉劉知幾終于沖破壓力，勇敢地擔當起歷史重任，實際上這是一種可貴的自覺，他體會到時代的歷史使命，厘定群史的工作已經(jīng)是刻不容緩了。其二，他也選中了自己的位置，或者說找到了自己事業(yè)的突破口。他是站在史學領域里，對古代史學作系統(tǒng)的理論總結。于此，這個宏偉抱負就落到實處。劉知幾獻身于史學事業(yè)，對于他自己，對于社會，無疑都是一個良好的選擇。
唐初修史，盛況空前。究其原因，"多識前古，貽鑒將來"是其一，史學自身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是其二，借修史為李唐皇室歌功頌德是其三。貞觀年間，不僅修前代史，也修當代史，成果累累。僅從唐初史學編修實踐而論，必然需要做出理論的總結。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唐初豐富的修史實踐，也就沒有劉劉知幾的史學總結。劉劉知幾面臨的時代使命，就是總結修史實踐經(jīng)驗，探討史學自身規(guī)律，建立史學理論、史學批評體系。如果劉劉知幾不走這條路，①《史通?自敘》。
只有走如徐堅、吳兢等認定的路，當名史官，撰實錄，修國史；或者回溯古代，象元行沖撰《魏典》，劉允濟撰《魯后春秋》。貞觀時代編前代正史的任務已完成了。史官們最大的任務就是在監(jiān)修大臣的主持下集體撰實錄、修國史。劉劉知幾出任史官，當然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三十年的史學積累，培養(yǎng)成一位博學卓識的史學家，也確立了他的宏偉志愿。那么，實現(xiàn)志愿的道路是康莊大道還是崎嶇小徑呢？
問題還要回到劉劉知幾任職的史館上來。前已言之，唐初史館修史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是修前代史，一是修國史，包括皇帝實錄。前一項任務是在武德年間開始，但主要是在貞觀時期已順利完成，高宗顯慶年間收尾，這就是唐初八部紀傳體前代史的修撰。后一項任務從貞觀年間起也有作為，這就是高祖、太宗實錄的編撰。
貞觀十七年（643）七月，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人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高宗永徽元年（650），史官太尉長孫無忌等修《貞觀實錄》畢，起于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二十卷，同前《太宗實錄》相銜接；高宗顯慶元年（656）七月，無忌等修成國史，凡八十一卷，起義寧（617）盡貞觀末，是記述高祖、太宗兩朝的歷史；顯慶四年（659）二月，許敬宗等撰貞觀二十三年后至顯慶三年（658）實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參撰諸人，多受封賞。以上是劉知幾出生前有唐政府詔修實錄、國史的大體情況。
咸亨四年（673），高宗檢驗以往實錄，發(fā)現(xiàn)許敬宗所紀"多非實錄"，因責成監(jiān)修國史劉仁軌等"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yè)鴻勛，咸使詳備"①。
劉仁軌等于是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將加刊改。垂拱元年（685）仁軌以八十四歲高齡卒于任上，修改國史之事又停頓了下來。到了長安三年（703）正月，武后詔修唐史。這時，四十三歲的劉劉知幾，身為史官，第一次參加了修國史的工作。這是自貞觀以來修國史實錄的繼續(xù)。
參加這次修史的有特進武三思、納言李嬌、正諫大夫朱敬則、司農(nóng)少卿徐彥伯、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劉知幾、直史館吳兢等。②劉知幾亦云："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③可見，這次修唐史，陣容頗強，劉知幾及其志同道合的朱敬則、徐堅、吳兢等，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其他諸人，大都堪稱其選。李嶠以文學詞彩獲武后器重，"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為之。"④徐彥伯少以文章得名，在官有善政，修史能直筆。魏知古性方直，早有名，弱冠舉進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國史，執(zhí)政頗能舉薦賢才，時論以為有知人之鑒。崔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每有大手筆，多手敕付融。上述可知，參與本次撰修國史者，絕大多數(shù)是德才兼?zhèn)涞闹麑W者。
但李嬌、崔融盡管頗富才學，卻依附于有權勢的二張。"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嬌、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jiān)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jié)事之。"①這個蘇味道與李嶠同鄉(xiāng)，少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
《舊唐書》作者評論說："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奧贍；驗以粥諧之道，罔有①《唐會要》卷六三。
②《唐會要》卷六三。
③《史通?古今正史》。
④《舊唐書?李嶠傳》。
①《舊唐書?崔融傳》貞純。故狄仁杰有言曰：'蘇、李足為文吏矣。'"②分析長安三年修唐史的寫作班子，可以這樣說：論才學，皆堪稱其選，集中了當時頗有聲望的大家手筆；論德行，卻可以一分為二。其中，朱敬則、徐堅、吳兢、劉劉知幾、魏知古等德才兼?zhèn)?，而李嶠、崔融?quot;文雖堪高，義無可則"。在正常情況下，也不能把他們的缺點看得過重了，但趨炎附勢在關鍵時刻定會誤人誤己。此次修史，李嬌為監(jiān)修之一，劉知幾受到排擠。在當時，擔任監(jiān)修的武三思則是個缺德少才的不學無術之輩。他憑借后族出身飛黃騰達，則天稱帝，封梁王，拜天官尚書。證圣元年（695），轉春官尚書，監(jiān)修國史。圣歷元年（699），檢校內(nèi)史。二年，拜特進、太子賓客，仍并依舊監(jiān)修國史。"三思略涉文史，性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shù)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jié)事之。武三思又以則天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以弄其權。"①這樣的一個武三思掌握著監(jiān)修大權。
自劉知幾進入史館后，面對著無數(shù)難以克服的矛盾，使他簡直處于進退維谷的境地之中。劉知幾在《史通?自敘》中回顧自己在史館修史的往事，不無感慨地說：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圣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義，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jiān)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茍從，猶大為史官所嫉。
"鑿枘相違，齟齬難入"，語出《楚辭?九辯》："圜鑿而方柏兮，吾故知其 而難入。"圜鑿，鑿成圓孔。方枘，方的榫頭。 同齟齬，言矛盾不相配合。劉知幾的修史主張同世俗之見有著尖銳的矛盾。按劉知幾的主張，寫史應根據(jù)已變化的情況從實而書。但這種正確的意見往往不被采納?！妒吠?/span>?邑里》劉知幾原注云："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jīng)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jiān)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按照劉知幾的觀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mào)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②因此，他主張"國有弛張，鄉(xiāng)有 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①這是一種用變化發(fā)展的觀點對待事物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但有的史家因習成性，不管"州郡則廢置不恒，名目則古今各異"等變化的事實，而"皆取舊號，施之于今"，在這種情況下，"欲求實錄，不亦難乎？"②劉知幾同監(jiān)修和某些史家的意見分歧，是兩種歷史觀點的分歧。一種意見是因俗隨時之義，一種意見因仍舊貫，襲用不改。漢魏已降，士人多以族望相矜，而自晉遷江左，僑立州縣，南人北籍，虛引舊號，這是一種門閥制度下的思想觀念和作法，如此②《舊唐書》卷九四《史臣曰》。
①《舊唐書?外戚列傳》。
②《史通?因習》。
①《史通?邑里》。
②《史通?邑里》。
對待歷史，致使版籍混亂，邑里難詳。如，"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③然而正確的意見不被采納，反而遭到恥笑。象李義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jīng)三代，還要寫成隴西成紀。真是"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④傳統(tǒng)習慣勢力實在大啊！
劉知幾與監(jiān)修的矛盾如果僅僅是一些具體認識問題，通過疏導還有解決的希望。自然，由于劉知幾自負、介直的個性，一旦正確的意見遭到拒絕，甚至嘲笑，那是無法容忍的。當時他"委國史于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⑤就是對史館監(jiān)修的消極反抗。
劉知幾與史館監(jiān)修的矛盾并非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意見不合，而是對史館監(jiān)修大臣的工作及其修史思想的不可調和。
自長安以來，至景龍年間，先后擔任史館監(jiān)修大臣的有武三思、張易之、張昌宗、韋巨源、紀處鈉、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等。武三思與張易之兄弟都是"專橫驕縱，圖為逆亂"的政治野心家。韋巨源等都是武韋集團的主要成員：韋巨源于神龍年間附入韋后三等親，敘為兄弟，編在屬籍。佞媚官爵，魚肉百姓；楊再思為人巧佞邪媚，善于隨風轉舵，為了取得武后信任，多方討好二張。歷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嘗有所薦達；宗楚客為則天從父姊之子，以擁戴則天稱帝，累遷內(nèi)史。后跡附韋氏，與紀處訥共為朋黨；紀處訥，娶武三思妻之姊，由是累遷太府卿；蕭至忠趨附武三思，神龍間，代韋巨源為侍中，尋遷中書令。宗、楚"潛懷奸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至忠處于其間，頗存正道"。①后因參與宮廷政治斗爭被殺。用這些人監(jiān)修國史，史館成了一個官僚主義的衙門，成了權貴結黨營私的場所。劉劉知幾揭露說："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者，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②史館可以"養(yǎng)拙"、"藏愚"，成了一個"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③。這樣，史館又怎么能承擔起修史的重任呢？
在修史的指導思想上，劉知幾與史館監(jiān)修大臣也有著矛盾。
《唐史》之成，在長安三年（703）。中宗神龍元年（705），劉知幾奉令與徐堅、吳兢等重修《則天實錄》，期年而畢。劉知幾說到這次撰修，"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稿，猶有憑焉。"①劉知幾所謂"遺恨"，蓋指載削多不能如意，因為開始劉知幾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②劉知幾的好友吳兢預修《唐書》，亦深以曲筆為憾。故后來他在擔任地方官期間重修《唐書》和《唐春秋》。開元十四年（726）他上奏說："臣往③《史通?邑里》原注。
④《史通邑里》。
⑤《舊唐書劉子玄傳》。
①《舊唐書蕭至忠傳》。
②《史通辨職》。
③《史通辨職》。
①《史通古今正史》。
②《新唐書劉知幾傳》。
者長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居郎兼修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之、張昌宗、紀處鈉、宗楚客、韋溫等，相次監(jiān)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舊章，敬飾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遂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密室。"③是直書還是曲筆是劉知幾同監(jiān)修大臣們在修史指導思想上的根本分歧。
劉知幾側身史官，懷有踵武前修的志愿，"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義。"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jiān)修貴臣與他格格不入。在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中，使劉知幾深切感受到："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于時，而美志不遂。"④劉知幾的"道"和"美志"就是做一名真正的史官，堅持史家善惡必書的直書原則，寫出能勸善懲惡的史書來。他認為修史是一項不朽的事業(yè)，"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⑤其基本宗旨在善惡必書，勸善懲惡。茍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可使后人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
但是當時的史館違背善惡必書，也不能起到"勸善懲惡"的作用。這使劉劉知幾的修史理想與現(xiàn)實史館的矛盾達到無法解決的境地。
史館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伴隨著劉劉知幾修史理想與史館的矛盾還有劉劉知幾的仕途追求與現(xiàn)實社會的矛盾。作為封建社會一名知識分子的劉劉知幾，他也有著自己的人生追求，即自己的人生觀。這就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求得功名富貴，以留名青史，光照千秋。他說：夫人寓行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
浦起龍在《史通通釋》這段話后加了一個解釋："原史之所為作也。史者千秋金鏡，只從名心落想，故曰庸淺。"其后又加按說："其舉意出辭，頗淺庸近俗，宜可蔓雍。"果然，到乾隆時紀昀的《史通削繁》便把上面這段話連同下面的我們經(jīng)常引用的"史之為用"的論述一并作為"蕪蔓"而"芟 "了。浦起龍、紀昀自以為高雅，實際上他們掩蓋了實質，所謂千秋金鏡的史學也就失去了現(xiàn)實基礎。對待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希望書名竹帛，并非是一種消極的庸淺的心態(tài)，而是一種積極的向上的追求。他們沿著古代圣賢所規(guī)劃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建立功名，這其中既包括了他們自己的功名富貴，也包括了獻身國家建功立業(yè)。兩者互為一體，追求功名，就是孔夫子也如是想如是做。"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原是孔子的話，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中引用了孔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亦暗示太史公立名著述之美。
但是，現(xiàn)實社會并沒有給劉知幾的仕途鋪平道路，中宗時期，"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①在當時的昏暗的政治統(tǒng)治下，劉知幾深切感到"于是小人道長，綱紀日壞"，③《唐會要》卷63《史館上?在外修史》。
④《史通自敘》。
⑤《史通史官建置》。
①《史通史官建置》。
①《史通忤時》。
故"仕于其間，忽忽不樂"。由于他"守茲介直，不附奸回"②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剛烈的本性所決定，又決然不會放棄自己的信仰而隨波逐流，與世浮沉，因此他也擺脫不了"郁快孤憤，無以寄懷"③的苦悶境地。然而又恐沒世之后，"誰知予者"④，不甘心默默無聞地離開這個世界。在這里，追求功名的強烈愿望同"取擯當時"的遭遇無辦法調和，因而苦悶也無法解脫。
劉知幾自長安二年（702）進入史館，至中宗景龍四年（710），九年之中，"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長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于門下撰起居注。"這是一為史臣，一入東觀（史館）。中宗即位之后，"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這就是二為史臣。中宗還京不久，"驛征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jiān)。"①這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這些年，他參與修過《唐史》，重修《則天實錄》等。但是，修史并沒有給劉劉知幾的功名追求帶來多少幫助。比如神龍二年（706），武三思、魏元忠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秘書少監(jiān)柳沖、國子司業(yè)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等修上《則天實錄》二十卷，"賜物各有差"，劉知幾實預其事，蓋以官卑未列名受賜。對此，劉知幾自然感到不平。他援古自況，說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問他"君王待子，其禮如何？"他說"相期高于周、孔，見待下于奴仆。"牛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劉炫解釋說："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于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余瀝不雷，是見待下于奴仆也。"劉知幾說，"求史才則千里降迫，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位使士有澹雅若 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仆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況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②言為心聲。劉知幾這番話道出了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內(nèi)心苦悶。沒有比對自己事業(yè)價值的承認更重要的，但劉知幾沒有，隸名修史，卻賞不見名。如果說受賞者皆功勞卓著，遺漏者貢獻頗少，劉知幾也不會難過。問題在于名實不符，功賞不副。他揭露當時的實情說："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于史職，至于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zhèn)蜗嚯s，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借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①這正是"小人道長，綱紀日壞"的具體體現(xiàn)。
劉知幾身居史職，希望在"勒成國典，貽彼后來"②，如此既可為國家建功立業(yè)，又可使自己書名竹帛，所謂兢兢業(yè)業(yè)獻身于史職的史志、史道，全在此矣。然而，小人當?shù)?，是非無準，真?zhèn)蜗嚯s，直道不存。在這種情況下，劉劉知幾只有一個選擇：退出史館，走自己的路！
②《史通忤時》。
③《史通自敘》。
④《史通自敘》。原注：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史職。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
①以上引《史通原序》。
②《史通?忤時》。
①《史通?史官建置》。
②《史通?忤時》。
注：
劉知幾：(661-721) 唐代史學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進士。武則天時，歷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職，兼修國史。唐中宗時官至鳳閣舍人，暫停史職。不久又除著作郎，仍兼修國史。后參與纂修《則天皇后實錄》，因與纂修大臣武三思不合，請辭史館職，但不久又三度入館。唐玄宗時，官至左散騎常侍。他自幼篤愛史籍，入仕后數(shù)入史館，得以博覽群籍，又洞悉史館利弊。因和監(jiān)史大臣宗楚客等屢相琲牾，不能自行其道，乃私撰《史通》以見志。他一生著述很多，還有《劉氏家乘》、《劉氏譜考》、《睿宗實錄》、《劉子玄集》等。
劉秩：彭城人，劉劉知幾第四子。唐朝開元末，任左監(jiān)門衛(wèi)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安祿山反，上書諫阻楊國忠罷哥紓翰守潼關。至德初，（公元七五六年）遷給事中。久之，出為閬州刺刺史。唐以前，歷朝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典章制度的記載均附于斷代史中，分別寫成“職官志”“食貨志”等等，沒有人從頭至尾一以貫之寫成一部專史。唐玄宗開元末年，著名史學家劉之幾的第四子。
劉秩依照《周禮》六官的職掌，采經(jīng)史百家之言，分類經(jīng)次，著《政典》35卷，初具了這類專門史書的雛形，為我國最早的政書。后來杜佑（735年～812年），在劉秩《政典》的基礎上進行擴充和改編，用了三十余年時間完成了《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記載了從上古直到唐代宗年間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對于唐朝（天寶以前）的記載尤其詳細。此書不僅具有極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為后來的典章制度分類專史開創(chuàng)了先例。
作者：劉知己，(661-721) 唐代史學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他一生著述很多，還有《劉氏家乘》《劉氏譜考》《睿宗實錄》《劉子玄集》等。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高宗永隆元年(680)中進士。武周時，歷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職，兼修國史。中宗時官鳳閣舍人，暫停史職。不久又除著作郎，仍兼修國史。后參與纂修《則天皇后實錄》，因與纂修大臣武三思不合，請辭史館職，但不久又三度入館。玄宗時，官左散騎常侍。他自幼篤愛史籍，入仕后數(shù)入史館，得以博覽群籍，又洞悉史館利弊。因和監(jiān)史大臣宗楚客等屢相琲牾，不能自行其道，乃私撰《史通》以見志。他一生著述很多，還有《劉氏家乘》《劉氏譜考》《睿宗實錄》《劉子玄集》等。他認為，史家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尤以史識為重要。對著史強調直筆，“不掩惡，不虛美”，表現(xiàn)了進步的史學思想。所著《史通》20卷，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在中國史學史上影響極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