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思想對早年的王陽明影響十分巨大，朱學作為當時朝廷所推崇的官方學術(shù)，朱子學被提升到儒家正統(tǒng)的地位，自然王陽明早年接受教育只能是朱熹的理學套路。
后來陽明成年結(jié)合自身經(jīng)歷，以及對真理的不斷追求，提出了自己的學術(shù)思想，和更符合當時社會現(xiàn)實的學術(shù)理論，以之來解釋和運用于社會人際關(guān)系的處理中。這自然有其必然性及合理之處。
對于格物與誠意之說的關(guān)系問題，最終可以歸結(jié)到知行關(guān)系問題上來。而知行關(guān)系的爭論，歷來的學者之間的爭論沒有停止過。朱熹認為知先行后，先知而后方能行，故格物在誠意之前。
但王陽明則不這么認為，他將格物與誠意看作同時發(fā)生，認為格物與誠意是體用如一的。格物是用，誠意為其體，依照其知行合一的觀點，格物致知乃無先后之分，格物同時就能夠致知，而知至則能意誠。
誠意者其真正表現(xiàn)在，其意識和行動層面就是要能夠不自欺，達到行為與意的完全合一，但要注意的是此意，是特指由明天理之心之所發(fā)得來。
朱熹將致知與誠意分作兩步，致知在他看來屬知的范疇，把誠意則納入行的范疇。他認為是需先通過格物致知，將外在天理充分明白于心，然后通過此天理明白之心所發(fā)的意來指導人的行為，如若是依此心行，不自欺，則是為善，也就可以稱之為意誠。
這也就是誠意的過程。在誠意上王陽明雖和朱熹說法相似，但王陽明不認為知和行是有先后之分的。陽明對于格物的解釋和認識，是他學術(shù)思想與朱熹完全分化的基礎(chǔ)標志。從彼此最為根本的對事物的認識層面，理清了雙方的邏輯起點的不同位置。
朱熹格物目的是要在外物上，尋求在物上的先天自存之理，他的認識理的手段是要窮理，一事物之理，需得窮其十分，完全透徹明白，方為窮盡一事物之理，則理明知至。如此類推下去，窮盡事事物物之理，則能窮盡天下之理，達到徹底的明全體天理于心。
朱熹把致知納入知的范疇，而把誠意納入行的范疇，格物致知與正心誠意有先后之分，須是先格物致其知，然后依所得理去行，真知此理了，方能誠意。
朱熹如此將致知誠意分作兩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其他學派對于朱學的責難，即作為正統(tǒng)儒學的朱學，其理論缺陷不能調(diào)和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知而不行與言行不一的實際困境。
若依其論說，需先窮盡天理才能致知，然后誠意，才能行天理，那如果知未至十分，豈不是永不得行。王陽明對格物致知的解釋與朱熹完全不同，他認為本體之理存在于事事物物之中，要明此理需向外求，需向物求，就是要格物。
此物只是外物，是物理之物。是理、氣相合而化生的宇宙萬物，是自然之物。天理是內(nèi)化于人自身心靈之中的，這即使得后來王陽明倡導的人人成賢成圣得以可能。
從理論邏輯上，化解了朱熹格物致知說中，可能存在的因個人愚智差異，而導致的格物不得知而未能行的理論窘境，同時也從理論上解決了世人知而不行的道德困境。王陽明的格物致知過程是由心體推致事物，由內(nèi)到外。
其致知的過程與朱熹的由外至內(nèi)恰恰相反。對于格物致知的實現(xiàn)過程，王陽明用誠意來協(xié)調(diào)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王陽明反對朱熹，對格物誠意之間關(guān)系所作出的解釋。
他是從知行合一的觀點上來詮釋格物與致知的關(guān)系的，其認為格物致知只是一事，而致知與誠意之間是做順承關(guān)系，因而格物與誠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合一的，若以體用關(guān)系來看待格與誠意之間的關(guān)系，則格物是用，致知為體。
關(guān)于知行合一的最終目的與道德評價之間的關(guān)系，都是為了獲得現(xiàn)實道德實踐的推動力量。知道了孝是什么，和知道怎樣行孝，對于一個人來說，都表明他已經(jīng)內(nèi)心明了孝的具體概念和操作方法。
孝是一種道德評價，是對子女對待父母行為的稱呼。如果一幼孩其不知何為孝，父母也沒有教導其要如何為孝，而其鄰居家有老人，其子對老人行孝，幼孩每日眼觀心受，對鄰居之子每日如何侍奉父母一樣，每一舉動都銘記于心。
隨年齡長大也知道了鄰居之子所為是孝。當這幼子知鄰居是孝，而未曾如此侍奉還未老去的父母之前，他心中已然知孝。待其父母老去，他也會如同鄰居一樣去行孝于他的父母。此知孝為知如何行孝之為，不能從道德評價的角度稱之為孝或者孝的。
只是掌握了為善的具體實踐步驟，具有了為善的能力，而其為善的動機尚未呈現(xiàn)，其也未能具體的將所掌握的為善能力表現(xiàn)出來。
所以''知孝’’這一詞背后應(yīng)含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即包含了孝的動機，并現(xiàn)實中確實行孝的知孝與不包含孝的動機的，只知如何為孝且未有過行孝的實踐。王陽明所說的知孝顯然是前一種，故用后一種知孝，來理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中的''知孝’’，則會產(chǎn)生現(xiàn)實的矛盾。
王陽明把知孝以知行兼?zhèn)涞挠^點來看，他的知孝在知行合一中，可以看作知孝與行孝的兼?zhèn)錉顟B(tài)。孝的屬于對人的道德評價，道德評價更注重具體的道德實踐行為，說某人是孝的，自然是此人有實際行孝的作為，也是對行為的道德評價。
因而知孝和孝的同屬道德評價，道德評價又是以其行為和目的，共同評價作為考量和評價的基礎(chǔ)，所以道德性不能僅僅停留在善的動機上，就道德的最終目的來說，是要達成道德實踐。
沒有了道德實踐的道德律令，可以將之歸于前文中說到的，王陽明的心外無理及其良知說上來。良知說強調(diào)內(nèi)在的意向，也就是此天理之心所具有的道德性是善的本質(zhì)。
但可以看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實際上其更加注重的是，通過個體實踐的道德性，來將他內(nèi)心的良知，即所謂意向的道德性體現(xiàn)出來，進而成為圓滿的現(xiàn)實道德完成，以達成現(xiàn)實的道德性。
良知說是從人先天的善的本質(zhì)上強調(diào)人先天具有善的動機，知行合一則從具體實踐事為上來強調(diào)行為的重要性。在他所倡導的知行合一說的觀點下來看，良知只是人善的動機，是人能夠完成善的開始，而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善，即善的完成。
意向的善不是真正的善，在沒有落實到道德實踐之前，意向的善雖然有其存在的意義，但不具任何道德的價值和道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