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汀陽講座《第二啟蒙及其方法論的改進》
從康德提出啟蒙這個概念以來，人類都在追逐著如何才能更理性，怎樣才能讓世界更完美。但現(xiàn)在的情況似乎并沒有那么樂觀，所以趙汀陽教授對此做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回顧第一啟蒙
趙教授在講座的一開始，先和同學們一起回顧了第一啟蒙的主要內容。第一啟蒙指歐洲啟蒙運動，其直接成果就是現(xiàn)代性，啟蒙運動是形成現(xiàn)代社會的關鍵一步?，F(xiàn)代性由英國、法國和德國各自的啟蒙運動推動的。
英國最早開始啟蒙運動，焦點集中于確定個人權利。
趙教授在敘述法國的啟蒙用時較多，他指出，法國的啟蒙更具風格。較關心普世的知識，有百科全書派，推崇對知識的崇拜，這方面推動知識體系的發(fā)展。法國的啟蒙還推動了革命、平等、人權等觀念。人權這個概念是較大的貢獻，而革命這個概念則有些可疑。100年來我國就在不斷革命，整個人類在不斷的革命，包括社會革命、工業(yè)革命、政治革命、科技革命等。其中導致很多災難后果的是政治性革命。法國大革命創(chuàng)造的革命這個概念，要推翻傳統(tǒng)的一切，“新的就等于好的”成為一種價值觀和現(xiàn)代生活基本風格。不斷創(chuàng)新使得革命變?yōu)樯畹某B(tài)，連續(xù)的小規(guī)模革命貫穿于日常生活中。未來、明天、新、青春等概念變?yōu)楹玫拇~，反之，傳統(tǒng)的、老的、昨天的，被拋棄的則是不好的。這種觀念的潛在危險就是：沒有一個今天是可靠的，所有的今天都是要被拋棄的，這也使得現(xiàn)代人更沒有安定感。
對比之下，英式和美國式的革命都是成功的，而法國是失敗的。英國和美式各自都僅有一例，沒有推廣。英國革命的成功在于沒有否定傳統(tǒng)，是貴族集團自愿行為，保持了較多社會秩序，傳統(tǒng)結構，及思想觀念文化品位，因為平穩(wěn)所以成功。美國革命由于人少地多，其實是有財產(chǎn)的人聯(lián)合的革命。法國革命推行的方式是平民在失意的知識分子領導下的革命【伯克•托克維爾•阿倫特（音）】分析，這類都是失敗的。
再說德式啟蒙，趙教授說，前兩個國家的啟蒙更關注外部世界，即我之外的，是向外的。而德式則是向內看的，反思性的。貢獻是建立了人的主體性，即人是自覺的，精神不受別人支配，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康德式的。德國啟蒙運動的貢獻是：理性，即怎樣的方式能夠做正確的事情，是真正塑造現(xiàn)代精神和思考方式的關鍵概念。
趙教授最后總結說，理性概念支配下的主體性，在政治上又擁有個人權利，追求人權和革命，這些合起來，就基本表達第一啟蒙，即歐洲啟蒙運動。現(xiàn)代的生活價值觀、方法論，由第一啟蒙奠定的。
為什么提出第二啟蒙
趙汀陽教授認為康德提出的啟蒙——人類要擺脫加于自身的不成熟的狀態(tài)——這個目標尚未達到。也就是說第一啟蒙所做的一切還尚未達成康德的理想。人類還是不成熟的?，F(xiàn)代化進程雖然看上去順理成章，但隨著形勢的變化，深刻問題也逐步隨之暴露了，例如全球化所導致的各種問題：環(huán)境問題、金融危機等。學術上成為：沖突問題。只有解決了各類沖突，人類才可能更好的發(fā)展。怎樣在沖突狀態(tài)中，發(fā)展出合作，來解決沖突是運用第一啟蒙的成果、方法、價值觀所解決不了的。
人類社會目前所采取的制度，規(guī)范，都是未經(jīng)證明的，也就是所有制度都是一種冒險。人文社會科學，都是關于人類命運的知識，都不是關于真理的知識（與自然科學不同）。制度是一種創(chuàng)作而非真理。那么，確定一個制度是好的由于沒有標準，所以是比較困難的；然后如果制度是壞的則是可見的，也就是不能克服各種沖突。目前人類很多的沖突，如戰(zhàn)爭，經(jīng)濟沖突，資源爭奪，國際沖突，文化沖突等，自己制造的沖突，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人類依然是非理性的。
近幾十年的研究，都集中在沖突和合作上，涉及諸多領域，如經(jīng)濟學、博弈論、政治學、哲學等，成果也很多，但存在一個問題：大家都在描述現(xiàn)象，很好的解釋了沖突是如何形成的，但沒有根本的解決辦法。人類所有的沖突都是自找的，明知故犯?，F(xiàn)象：與蘇格拉底的斷言“無人選擇錯誤的事情”沖突。那么一定是哪里出現(xiàn)的嚴重問題，趙教授認為現(xiàn)代的思想方法論，本身可能有錯誤或者局限。
接下來，趙教授從根源上說明了這個錯誤和局限是從哪里發(fā)展出來的。趙教授說，英式的啟蒙，最大貢獻是個人權利。同樣也帶來了副作用。即將人自私的特性合法化。現(xiàn)代將自私合法化后引起的最嚴重的后果是：貪婪。貪婪作為一個文學詞匯的學術表達是：排他利益的最大化，也稱之為個人利益最大化?，F(xiàn)代人的特性之一就是主體性、自我，但其實自我本身是空虛的，無論是學習到的知識還是所擁有的價值、觀念、思想，都是來自外部的，所以自我其實是現(xiàn)代編造的幻覺，是個人能夠決定一切事情，一種當上獨裁者的幻覺。
再說理性的概念，在康德時期問題不大（追求普遍有效性）。到后來的經(jīng)濟學政治學所打造的理性就成問題了。理性被定義為：1、一個人是愿意、并且應該追求利益最大化的；2、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需要合理排序，并總是正確選擇第一需要。這樣的理性帶來了危險性，即貪婪文化，一旦默認貪婪為合法合理的，現(xiàn)在的全部沖突就水到渠成了。理性與個人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并發(fā)展為一種科學的方法：即作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這樣所謂科學方法或者說思想方法，是所有的社會科學和現(xiàn)代人通用的方法論，是一直貫穿近兩百年的主流思想家及大多數(shù)人的思考方式。這是第一啟蒙中的最重要成就，也是通過這樣的方法論分析清楚了各種沖突和困境。著名成果包括：囚徒困境、搭便車理論、工地悲劇及反工地悲劇。趙教授在講座中對這些理論做了非常生動的解釋。包括目前各個國家使用的策略、戰(zhàn)略技巧，如均衡、霸權、制裁、遏制、干涉等，所有策略手段，都是按照這個方法論設置的。
雖然成功的描述問題，但基于這個方法論，所有的沖突都是無解的。以囚徒困境作為代表，這個沖突就是在不合作的情況下產(chǎn)生的，就是有好事也做不成。因為一切價值和利益都以個人為準，邏輯上注定了沒有一個沖突是可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排他的利益優(yōu)先，雖然人類越來越精明，但游戲卻越玩越差，最后自取其禍。例如金融危機、反恐戰(zhàn)爭、中東和平進程等。因為這樣的思路和方法論下，采取措施反而造成事情更糟。
第二啟蒙：作為方法論的關系主義和關系理性
趙教授說，正因為作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所承認的基本假設是錯誤的，所以所有人都被誤導了。
隨后趙教授帶同學們一起回顧這個方法論的起點：霍布斯的叢林模型，他假設每個人都是孤獨的，每個人都與所有人為敵，這樣的初始狀態(tài)導致了人類的沖突。而這個基本假設是可疑的。
趙教授隨后提出，我國也有一個相似的模型，就是荀子的模型，但存在一個基本的不同，就是在荀子假設中，人類的初始狀態(tài)是一個合作的狀態(tài)，而非沖突狀態(tài)。理由是人類的弱小的，其強壯程度保證了人類要生存下去，必須合群。合作之后有了勞動成果，由于自私想多占多得，在合作狀態(tài)下的分贓不均導致了人類沖突的起源。
雖然結論一樣，荀子和霍布斯同樣認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矛盾是不可遏制的。但原因不同，前者認為是個人本性，而后者則認為是分贓不均。荀子模型為合作埋藏了重要的希望。
在霍布斯假設的初始狀態(tài)沒有合作的基因。而在荀子模型中，最低限度的不可還原的合作狀態(tài)：人必須互相依靠才能生存。這一點是社會得以存在的根據(jù)。從這點看，趙教授認為，荀子的模型更優(yōu)于霍布斯的模型。在理論上解決了從沖突如何發(fā)展為合作中的關鍵一步。如果按照霍布斯的思路，合作是無中生有的；而荀子模型中，合作則是是由少變多的。
說到這里，趙汀陽教授提出了他改進后的理性概念：由作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演變?yōu)樽鳛榉椒ㄕ摰年P系主義。趙教授提示說，很顯然，他提出的這個理性是根據(jù)荀子的模型和儒家的觀念背景而提出來的。
作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作為方法論的關系主義的根本區(qū)別在于：作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首先承認了自私的合法性，而導致了貪婪，所謂理性就是不擇手段的達成最大化。一切都落實到了以個人為單位。
而改動為作為關系的方法論，將個人焦點移開，落在關系上。將兩個人的關系當成是一個必須保護的既定前提，關系優(yōu)先。這個改進的基本精神是：在考慮個人利益之前，先保證不沖突之間的關系。所產(chǎn)生的變化是：所謂理性由原來的排他利益的最大化轉變?yōu)榛ハ鄠Φ淖钚』?span lang="EN-US">
趙汀陽通過一個叫做普遍模仿的實驗來證明作為方法論的關系主義對這個社會發(fā)展是更優(yōu)的。先使用作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假設，即每個人都追求排他化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且后來的人會學習最先使用使得利益最大化的方法。最終一定會有一個狀態(tài)，就是所有的方法都用盡了，趙教授說的集體黔驢技窮的狀態(tài)。達成了都吃虧的納什均衡，這種均衡僅僅表現(xiàn)于我吃的虧不比你吃的虧大。這樣的方法論顯然不是最優(yōu)的，是非理性的。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的思考是理性的，但實際的行動步驟是通往集體的非理性。
而方法論的關系主義，以安全作為優(yōu)先條件，傷害最小化基礎上發(fā)展，經(jīng)得起普遍模仿測試的。無報應結果，都會得到好處。才是真正的理性。為了區(qū)別第一啟蒙中普遍認可的理性概念，趙教授給自己定義的理性其名為關系理性。
回到康德當年的幻想：啟蒙就是人類擺脫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狀態(tài)。趙教授認為，目前的情況是，這樣的目標顯然沒有完成，所以需要第二啟蒙，這是他思考的意義所在。
當然他也提出，今天所講的作為方法論的關系主義和關系理性都只是達成第二啟蒙的一小部分，還需要更多的內容，例如全球化的狀態(tài)相比較于以民族國家為體系，需要政治制度創(chuàng)新（《天下體系》）、方法論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新，價值觀創(chuàng)新。在現(xiàn)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又到了這樣一個時刻：人類需要全方面的反思，就像300年前思想家所做的事情一樣，及時糾正人類所犯的錯誤。趙汀陽教授最后提出希望大家也能夠對此問題感興趣，共同思考這個時代需要怎樣的啟蒙。
簡介：
趙汀陽，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互動知識中心主持。兼任清華大學倫理和宗教中心客座研究員、北京大學應用倫理學中心客座研究員、浙江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東北師范大學客座教授;歐盟國際跨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常委、中國項目主任、法國“跨文化關鍵詞大百科全書”學術常委，中國部分策劃人、聯(lián)合國教科文“哲學日”中國項目主持等。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倫理學、知識論。主要著作包括《美學和未來的美學》、《哲學的危機》、《論可能生活》、《一個或所有問題》、《人之常情》、《腦袋，書本及其他》、《趙汀陽自選集》、《長話短說》、《沒有世界觀的世界》、《觀念圖志》、《天下體系》、《壞世界研究：政治哲學作為第一哲學》等，并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