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樂府
即“新題樂府”,相對于古樂府而言。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樂府詩統(tǒng)稱作古樂府。新樂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題寫時事的樂府詩,不再以入樂與否作標準。新樂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題而作的樂府詩。宋代郭茂倩指出:“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于聲,故曰新樂府也。”(《樂府詩集》)明代胡震亨說:“樂府內(nèi)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制為樂府題者也。”(《唐音癸簽》)
新樂府詩始創(chuàng)于杜甫,為元結(jié)、顧況等繼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唐朝元和年間(806~820)由白居易、元稹倡導的,以創(chuàng)作新題樂府詩為中心的詩歌革新運動。樂府詩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紳、張籍和王建等人。
杜甫善于用樂府詩體描寫時事,所作如《兵車行》、《麗人行》、《悲陳陶》、《哀江頭》等,“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樂府古題序》)。元結(jié)、韋應(yīng)物、戴叔倫、顧況等人,也都有新題樂府之作。元結(jié)還提出詩歌創(chuàng)作應(yīng)“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guī)諷之流”(《二風詩論》),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樂府序》)。他們可說是新樂府運動的先驅(qū)。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新樂府序》、《寄唐生》《傷唐衢》、《讀張籍古樂府》等詩文中,元稹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樂府古題序》等詩序中,闡述了新樂府運動的理論主張。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明確提出了新樂府運動的基本宗旨。所謂“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泄導人情”(《與元九書》),“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強調(diào)了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諷諭作用;所謂“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傷民病痛”(《傷唐衢》),“諷興當時之事”(《樂府古題序》),反對“嘲風雪、弄花草”(《與元九書》),是主張詩歌要有社會內(nèi)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現(xiàn)實弊端。所謂“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其辭質(zhì)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新樂府序》),“非求宮律高,不務(wù)文字奇”(《寄唐生》)。這些詩歌理論,一反大歷以來逐漸抬頭的逃避現(xiàn)實的詩風,發(fā)揚了《詩經(jīng)》、漢魏樂府和杜甫以來的優(yōu)良的詩歌傳統(tǒng)。
元和四年(809),李紳首先寫了《新題樂府》20首(今佚)送給元稹,元稹認為“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于是“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寫作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12首。后來白居易又寫成《新樂府》50首,正式標舉“新樂府”的名稱。白居易還有《秦中吟》10首,也體現(xiàn)了同樣的精神。元稹原與白居易、李紳約定“不復擬賦古題”,后來見到劉猛、李馀所作古樂府詩,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題樂府19首。雖用古題,但或“全無古義”,“或頗同古義,全創(chuàng)新詞”(元稹《樂府古題序》)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是他們的代表作。張籍的樂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詞》、《賈客樂》等詩歌,反映了戰(zhàn)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揭露了統(tǒng)治者對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謠》中描寫了驛船纖夫的悲慘生活?!短锛倚小?、《簇蠶辭》則揭露了封建賦役的殘酷。李紳曾作新題樂府二十首,惜已無存。他的《憫農(nóng)》詩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nóng)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為千古傳誦的名詩。
白居易的《杜陵叟》、《賣炭翁》,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張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謠》等,都是直接描寫勞動人民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為他們的悲慘命運鳴不平的;白居易的《繚綾》、《紅線毯》、《重賦》、《輕肥》等,是直接刺責統(tǒng)治階級的驕奢淫逸,并從中反映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閣山北村》、張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權(quán)階層惡勢力為非作歹、殘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元稹的《夫遠征》、張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遼水》等,是反映邊地士兵之苦和反對窮兵黷武的;白居易的《鹽商婦》、元稹的《估客樂》、張籍的《賈客樂》等,是反映當時商業(yè)經(jīng)濟的畸形發(fā)展,富裕商人和窮苦農(nóng)民之間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陽人》、《井底引銀瓶》,張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婦》等,是同情婦女們不幸遭遇的。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為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作《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的社會現(xiàn)實。
新樂府的特點有三:一是用新題。建安以來的作家們歌寫時事,多因襲古題,往往內(nèi)容受限制,且文題不協(xié)。白居易以新題寫時事,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創(chuàng)新題的,但多無關(guān)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姑于杜甫。白居易繼其傳統(tǒng),以新樂府專門美刺現(xiàn)實。三是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標準。新樂府詩多來嘗“播于樂章歌曲”。從音樂角度看是徒有樂府之名,而在內(nèi)容上則是直接繼承了漢樂府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
“元白”指中唐詩人元稹、白居易。“元白”并稱,在元稹、白居易生活的那個時代即已盛行。白居易序劉禹錫詩云:“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又《舊唐書•元模傳》:“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tài)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 白居易、元稹等詩人的主要文學活動在唐憲宗元和年問(806—820),因而把他們創(chuàng)作的詩歌和仿效他們的作品統(tǒng)稱“元和體。”《新唐書•元稹傳》:“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又唐李肇《國史補》:“元和已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體。’”后憲宗歿,穆宗立,改年號為長慶(821—824),白居易、元稹將自己的詩歌編輯成集,分別名《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故又稱他們的詩作為“長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