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寫好悼文和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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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詞與祭文
中國歷來被稱為“禮儀之邦”，禮儀遍及社會的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葬禮屬于禮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人固有一死”，人們對已故的長輩和親人、對那些死得“比泰山還要重” 的人，一般要舉行葬禮。葬禮是出殯埋葬死人時舉行的儀式，其中，唱讀祭文、宣讀悼詞（或葬辭）是葬禮的一個步驟。祭文，祭祀或祭奠時對神對死者唱讀的文章。悼詞，亦作悼辭，舉行殯葬儀式時宣讀的對死者表示哀悼的話或文章。兩者既有聯(lián)系，如，一般都要追憶死者的生平及業(yè)績，都表達(dá)哀悼之情，都在舉行葬禮時表述；但又有以下幾點(diǎn)區(qū)別。
產(chǎn)生的時代不同。祭文古已有之；悼詞脫胎于祭文，出現(xiàn)于近代。毛澤東《為人民服務(wù)》末段寫道：“今后我們的隊(duì)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zhàn)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tuán)結(jié)起來。”這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tuán)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的講演。文中指出了開追悼會的對象是已故的“做過一些有益工作的人”，也指出了開追悼會的意義“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tuán)結(jié)起來”，同時還要求推廣追悼會這種形式“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無庸贅言，開追悼會、作悼詞是近代出現(xiàn)的。
范圍不同。祭文是祭奠時唱讀的文章，祭奠的對象既有死者又有神仙，其中祭奠神仙時唱讀祭文，不是葬禮的組成部分；而悼詞（悼辭）只為死者宣讀。如封建帝王舉行封禪大典時，唱讀祭文，就與悼念亡靈無關(guān)。（封祀,封巒,封岳,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在泰山上筑土為壇,報天之功,稱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辟場祭地,報地之德,稱禪。）王直《天水各界公祭伏羲文》“惟我羲皇，德配上蒼。戈獵綱罟，果黎庶之饑腸；婚喪嫁娶，興我禮儀之邦。河洛負(fù)圖，太極煌煌。文王演義，孔子發(fā)揚(yáng)。歷百代而不衰，極后世以垂芳。渤渤浩浩，煙波蕩蕩。十億中華，頂天地之巨浪；后輩兒孫，伴宇宙之久長?！?/div>
對象不同。祭文形成的過程也是由祭神嬗變到祭人的過程，除了祭神外，祭文一般用于普通人（親人、朋友）的死亡；悼詞往往用于德高望重的、對革命有杰出貢獻(xiàn)的人。袁枚的《祭妹文》所祭奠的是自己的胞妹“三妹素文”，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所祭奠的是自己的侄子“十二郎”；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是悼詞，祭奠的是杰出的革命導(dǎo)師馬克思，雨果《巴爾扎克葬辭》（葬詞即悼詞）祭奠的是19世紀(jì)法國最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
場合不同。唱讀祭文，可以在墓地，可以在靈堂，亦可以是死者的“正寢”，可以在宗廟，可以在家祠，也可以在名山大川（如泰山、黃河）等，范圍極廣；宣讀悼詞，一般在公墓、死者單位、犧牲的地點(diǎn)、追悼會場等公眾場合。袁枚《祭妹文》的唱讀是在墓地；雨果《巴爾扎克葬辭》的宣讀是在巴黎郊外拉雪茲公墓面對前來送葬的法國公眾時，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題目明確說明了宣讀悼詞的地點(diǎn)，毛澤東的演講是在中共中央警備團(tuán)舉行的“張思德追悼會”上。
人稱不同。祭文一般用第一人稱；悼詞常用第三人稱。如，袁枚的《祭妹文》、韓愈的《祭十二郎文》皆用第一人稱寫成，并且較多地運(yùn)用第二人稱代詞，與死者“面陳”，對死者直接抒情；毛澤東《為人民服務(wù)》是第三人稱，如“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duì)伍中的一個同志”，雨果《巴爾扎克葬辭》，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也都是運(yùn)用第三人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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