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他主導的變法運動（史稱“商鞅變法”）可以說是戰(zhàn)國時期唯一一次成功的變法。商鞅變法不僅使秦國一躍而成為戰(zhàn)國七雄中強大的國家，奠定了統(tǒng)一中國的基礎；而且變法過程中確立的一些制度，也基本上被后世所繼承，構成了中國兩千多年政治法律制度的核心內容。雖然商鞅最后成為一個悲情式的人物，但他的改革成果卻并沒有被拋棄，而是得到了發(fā)揚光大，這也是商鞅變法與歷史上其他有影響的變法運動的最為不同的地方。那么，是什么保證了商鞅變法的成果呢？這，大概還得從商鞅開始變法時的一件小事說起。
秦孝公聽從了商鞅的建議，決定變法改革，實現(xiàn)富國強兵。這些改革措施，力度大，涉及面廣，如何保證這些措施得到切實有效的貫徹執(zhí)行，是商鞅所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他琢磨了半天，想出了一個辦法。一天，他在國都的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頭，下令說：誰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就賞十塊金子。百姓心想，哪有這么好的事情，結果自然是看熱鬧的多，但沒有一個人敢動手搬。商鞅見狀，又把賞金提高到五十塊金子。一個膽大的百姓真的將木頭搬到了北門，商鞅當場賞了他五十塊金子。百姓這才相信商鞅果然是言而有信，說到做到。商鞅則趁熱打鐵，推出了一攬子的變法計劃：“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yè)，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p>
這些改革措施一出來，自然有很多人不習慣，但見商鞅言而有信，誰都不敢以身試法。于是一些人便想出了一個陰毒的辦法：挑唆太子去犯法，看商鞅怎么辦。沒想到，商鞅對他們來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對秦孝公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不能處以刑罰，但太子犯法，是老師沒有教育好，責任在太子的師傅。于是對太子的兩個老師（也是背后唆使太子犯法的主謀）處以刑罰：太子傅公子虔處以劓刑（割去鼻子）；太子師公孫賈被處以黥刑（臉上刺字）。這一下，不僅震懾了那些試圖挑戰(zhàn)變法改革的人，而且百姓見商鞅法出必行，也都老老實實地遵紀守法了。經過十年的變法改革實踐，整個秦國面貌一新，“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p>
《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行文至此時，有一段很精彩的點評，他說：“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薄吧喜恍畔?，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于敗?！币虼?，誠實守信，對于國家的治理、法制的推行是非常關鍵的問題。司馬光雖然對商鞅變法的一些措施并不認同，甚至是多有批評，但對于商鞅立法先立信的做法，也不得不表示認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zhàn)攻之世，天下趣于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商鞅推行變法改革，樹立法律權威，取信于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秦國迅速強大，但他本人卻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的許多改革措施，損害了特權階層的利益，“宗室貴戚多怨望者”；他為了樹立法律的權威和信用，斷了自己政治上的后路果然，秦孝公一死，太子（秦惠王）繼位，公子虔手下的人立刻誣告商鞅謀反。商鞅亡命出逃，在旅店投宿時，因為沒有帶身份證（驗），旅店老板也不知道他就是商鞅，拒絕讓他留宿，并對他說：“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鞅哀嘆道：“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后世的“作法自斃”的詞語便是由此而來的。商鞅無奈，只得回到自己的封地起兵反抗，結果兵敗被殺，“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秦惠王雖然殺了商鞅，但商鞅變法時確立的各項法律制度和措施卻在秦國延續(xù)下來，并且深入人心，連婦女兒童都能“言商君之法”，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商鞅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期。除秦國外，各諸侯國先后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變法改革，但基本上都沒有逃脫“人亡政息”的怪圈。與商鞅同時的，就有韓國申不害主持的變法。韓國是戰(zhàn)國七雄中是最為弱小的一個諸侯國，韓昭侯任命申不害為相國，主持變法，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短短十五年時間，實現(xiàn)了“國治兵強”的目標。但申不害和韓昭侯死后，變法成果便遭到廢棄。戰(zhàn)國時的韓非在《定法》一文中，對兩者做過比較，他認為：商鞅用法制來治理國家，“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商鞅雖死，“秦法未敗也”。
因此，要使改革的成果得到鞏固，實現(xiàn)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要靠法治，依法取信于民。這，大概也是商鞅變法留給我們最好的啟示吧。
作者為上海市政協(xié)常委、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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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主編：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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