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6所教會大學中（其中13所新教教會大學指齊魯大學、福建協(xié)和大學、金陵女子大學、之江大學、華中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嶺南大學、、、、、華西協(xié)和大學、。3所天主教大學指的是震旦大學、輔仁大學、津沽大學），三所天主教大學在其中居絕對少數(shù)。少數(shù)并不意味著重要性低。震旦、輔仁和津沽大學都為中國社會作出了獨特而巨大的貢獻，構(gòu)成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一道風景線。
由于每所天主教大學在身份、教育理念、課程和校園文化上各具特色，因此，作一比較研究將有助于對中國近代天主教教育獲得更清晰的圖景，也進一步補充中國近代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全貌。
天主教大學是震旦與輔仁位居第一的身份。但是根據(jù)與天主教會和羅馬教廷的關(guān)系，他們又分屬于兩類，而這須追溯到大學的創(chuàng)始階段。
(一)創(chuàng)始人和經(jīng)營者:屬于修會的大學(Denominational ) vs教宗直屬大學(Pontifical)
震旦大學1903年由馬相伯(1840一1993)創(chuàng)立，但1905年之后被法國耶穌會接管，以1905年為界，大學被稱為“第一震旦”(在英語中被表述為“The First Aurora')與“第二震旦，(在英語中被表述為“The Second Aurora' ) 。
在第一震旦階段，總教習馬相伯負全責，擬定章程、設(shè)計課程和延請教師等，與法國耶穌會有合作關(guān)系。按嚴復(fù)、張謇等人聯(lián)名的《復(fù)旦大學募捐公啟》所言，該合作實屬無奈:“惟細經(jīng)費，故不得不借地于教門”，“惟乏師資，故不得不借才于會友”。震旦初創(chuàng)時所用校舍為徐家匯天文臺余房，所請教師為法國耶穌會士南從周((P . Perrin)和惠濟良( H aouisee)。公啟同時認為“借地借才”所致“教育之權(quán)界不清，遂終于相激而解散”。這種“爭奪教育權(quán)”論是一直以來解讀第一震旦解散的主要觀點。種種史料和文獻證實該解讀并無不當，近來又有學者指出另一層原因，即馬相伯與耶穌會在辦學上的觀點分歧:馬相伯收生年齡不設(shè)上限，培養(yǎng)其獨立思考能力，要辦研究式的學生自治書院，而耶穌會希望辦大學，招收青年學生，校方要對學生有絕對權(quán)威，學生應(yīng)該循規(guī)蹈矩。
第二震旦是“在校政、教學和經(jīng)濟等各方面都由耶穌會負責，不同于1903年創(chuàng)辦時的震旦，其第一任院長是法國耶穌會士韓紹康((P . H . Allain)，此后歷任有孔明道(de Lapparent)，南道煌(G 0 F oumier)。從1915年任院長的姚縷唐(H enry)開始，院長的法文稱呼從directeur改稱為recteur，需由羅馬耶穌會總部任命，至此震旦大學“已列入耶穌會創(chuàng)辦的各大學的行列”。此后的歷任院長都是上海耶穌會的重要人物。
如果說，第一震旦與耶穌會是若即若離的合作關(guān)系，那么第二震旦則完全是從屬于耶穌會的大學。由于耶穌會是天主教會的一個修會，也即是屬于修會辦的大學。
輔仁大學創(chuàng)建于1925年，是各種力量合作的成果:中國天主教徒發(fā)起，教宗推動，美國本篤會主持最終實現(xiàn)。早在1912年，英斂之和馬相伯即上書教宗，呼吁創(chuàng)辦大學。美國本篤會神父、圣文森修院教授奧圖爾(George O' Toole)，在1920年經(jīng)過北京時得識英斂之，隨后他在教宗那里得到了創(chuàng)辦學校的鼓勵，并被授意由圣文森書院負責創(chuàng)辦大學。教宗個人甚至捐贈了一萬里拉作為這項事業(yè)的第一筆資金?？朔刂乩щy后，本篤會神父與英斂之等共同合作建立了預(yù)科學校輔仁社，兩年之后，開設(shè)大學課程。因經(jīng)濟的原因，輔仁大學在1933年易手至圣言會，但是白始至終輔仁都由天主教會管理，與教宗的直屬關(guān)系也沒有變。
由創(chuàng)立者和經(jīng)營者看，震旦大學和輔仁大學與教宗的關(guān)系不同:震旦大學僅屬于某個修會;而輔仁則為教宗直屬:由教宗發(fā)起，管理者向教宗負責。震旦大學的耶穌會士只向耶穌會負責，只需要在梵蒂岡注冊而已。
(二)宗教性:具有天主教氣氛的兩所世俗大學
震旦大學從一開始就沒有把宗教作為教育的目標。馬相伯主持震旦大學時，“不講教理’，是辦學宗旨之一。自1905年耶穌會接管后，宗教課程和活動也只是向天主教徒提供，不強迫非教徒參加。1932年，學校擬建教堂，最終選址于校園之外，就是為了服務(wù)于社區(qū)周圍更多的天主教徒和非教徒。耶穌會士在震旦大學辦學，并不注重發(fā)展信徒，而是在學生中發(fā)展天主教道德和精神，以此影響社區(qū)和整個社會。
同樣的，在輔仁大學宗教課程非必修，宗教活動也不強制參加。正如陳叔杰指出的，本篤會士和圣言會士們希望幫助中國青年學習中國文化和西方科學，理解中國文化和天主教兩方面。大學的氣氛則具天主教色彩:退修會邀請中國知識分了參加;采用各種方式在無強迫課程的基礎(chǔ)上增加天主教氣氛，例如為貧苦孩子開設(shè)夜校等;中國化的基督教藝術(shù)也贏得了很高的贊譽。
盡管未設(shè)必修宗教課程，震旦與輔仁大學的宗教性卻因各種課外活動得以加強。這一點與新教大學在立案壓力下將宗教課程改為選修、再擴展宗教活動大相徑庭。
作為天主教大學，震旦和輔仁很自然地在教育理念上有兩個向度:為教會，為社會。
第一震旦與天主教會僅有松散的聯(lián)系，當時掌校者馬相伯的辦學理想是融會中西文化，“廣延通儒，培成譯才”。他更多關(guān)注中國社會急需科學，急需語言人才，但是，自1905年法國耶穌會士接手并掌管了全部行政之后，震旦大學成為一所真正的教會學校。他們的教育理念是建一所法國式的大學，提供系統(tǒng)的職業(yè)教育。因此，震旦大學逐漸從一所“學院”成為綜合性的“大學”，在1909年，震旦大學的校旨被表述為“為便益本國學生，不必遠涉重洋，留學歐美，而得歐美大學普通及高等程度之教育’。耶穌會士從而有機會與同樣設(shè)在上海的新教圣約翰大學一爭高下，為的是讓天主教“贏得知識分了的尊重’，“接觸社會的高層’，。以上表明馬相伯時期震旦大學更多關(guān)注中國社會，而耶穌會士時期震旦大學的關(guān)注點則落于天主教會。
輔仁大學自創(chuàng)校起上上下下始終都懷有相對穩(wěn)定的教育理念。其創(chuàng)校者英斂之的教育理念集中體現(xiàn)在他與馬相伯在1920年9月聯(lián)名給羅馬教宗請求興學的上書。這份上書的核心內(nèi)容主要有四點:一是發(fā)揚明清耶穌會士對學問的重視，二是廣邀博學之士辦學，三是提高天主教徒的中國文化水平，第四還希圖以學問對天主教之外的社會產(chǎn)生影響。
除了教會和社會的兩個向度，震旦大學在教育方面還有第三個向度，即“為法國”。法國耶穌會士將大學設(shè)計為“法國大學”，采納法國教育方式，而且始終秉持“法國第一”(France First)的原則。其原因是他們對法國和法語抱有的文化優(yōu)越性。他們認為，“法國代表了世界文明的杰出一半”，法國文化必將有助于中國社會，是挽救中國高等教育對科學缺失的關(guān)鍵。輔仁大學沒有類似的文化優(yōu)越性以及任何的國家向度。
震旦大學和輔仁大學在教育理念上更大的差異在于輔仁大學對天主教會和中國社會都抱有更深廣的遠見:本色教會和復(fù)興中國文化。輔仁的創(chuàng)辦者相信教會和中國社會可以互惠互利互相影響。他們也相信與新教大學的競爭只是暫時的，更重要的是培養(yǎng)國籍教會人才，由此讓本色天主教會在中國扎根。
根據(jù)以上的教育理念，震旦和輔仁:大學設(shè)置了不同的課程。以下兩表是三十年代兩校的教學概況。
由此可以分析以下方面:
(一)院系設(shè)置:偏重應(yīng)用、工程VS人文、白然科學指向
由上表很清楚看出，震旦大學側(cè)重應(yīng)用學科，三個學院中有兩個分別培養(yǎng)醫(yī)生與律師;而輔仁大學傾向人文學科，在11個科系中占近二分之一:包括中文系、西洋文學與語言系、歷史系、哲學與心理學系與藝術(shù)系。1937年，上述5系共有教師42人(各系分別為8, 15, 10, 3, 6)，占當年教師總數(shù)的60%
兩所大學有著截然不同的理學院。在震旦，理學院有4系，其中3個為工程系，旨在培養(yǎng)各行業(yè)的工程師(電了機械、化學與建筑)。而在輔仁，理學院由3個純自然科學系構(gòu)成(數(shù)學與物理、化學、生物與微生物)。
在震旦大學，即使是為全校開設(shè)的文哲課程事實上也是非常有限的。以1937年為例，在3年的哲學課程背后只有1位教師負責，實際上他并不能教到所有的學生。震旦曾有開設(shè)文學院的動議，也是由于“難以請到教師’，而胎死腹中。
(二)教學語言與語言課程:法語優(yōu)先((French First) vs重視中文
震旦大學先后以拉丁和法語為第一外語，后來法語甚至成為教學語言。在馬相伯時期，法語是一年級的必修課程，但二年級學生可以在英語、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言中任意選擇。在法國耶穌會士接管震旦后，法語成為第一語言。在1905年，震旦學生需修51小時的法語授課課程，英語授課的課程只有20 ~ 26小
時。在1909年，法語成為震旦大學惟一的外語，漸漸地，所有的課程都以法語講授了。
相應(yīng)地，震旦大學所開課程里與中文相關(guān)者微乎其微。以1935年為例，震旦大學只有一位中國教師講中國文學，而哲學由一位法國人講授，法語和法國文學由兩位法國教師負責，英語也配備了兩名教師。
相反，輔仁大學從一開始就以中文為教學語言，十分強調(diào)國文和中國文化課程。輔仁大學的前身香山輔仁社(1913 ~1918)的建立就是為了提高天主教青年的國文程度;輔仁大學早期的預(yù)科學校輔仁社(1925 ~ 1927延請了優(yōu)秀的中國教師講授國文、歷史和哲學等。文學院始終是輔仁大學最大的學院。1937年，文學院的教師甚至超過了其他兩學院的總數(shù)。
“大一國文”是輔仁大學的特色課程，是全校學生的必修課，始終被校方置于相當重要的地位。該課程有統(tǒng)一的教材，其中的文章選白歷代名家，或有教益，或有意義，期末組織統(tǒng)一考試。校長陳垣甚至每年都教一個班，并設(shè)計試題，使期末考試不僅成為所有大一學生的考試，對任課老師來說，也是一次大考驗。
不僅如此，輔仁大學在國學研究，特別是中外關(guān)系史方面享有卓著的聲望。比如張相文開創(chuàng)了歷史地理學，陳垣創(chuàng)始了宗教研究，特別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還有余嘉錫在文獻學方面等。
如果說校園文化是復(fù)雜抽象的，那么大學綽號則簡單直觀，可立即感受到校園文化的味道。震旦和輔仁的綽號分別是:“洋學堂”與“和尚廟”。可從以下三方面解讀:
(一)人員構(gòu)成:洋人多vs男士多
“洋”首先有“外國”的含義，因此“洋學堂”的第一含義指震旦大學外籍教師多，占絕大多數(shù)。在1935年，各學院的外國教師分別占到61%、 61%、57%，占教師總數(shù)60%。而且，其中純一多數(shù)是法國人:在45名外籍教師中，只有英籍1人，瑞典籍1人。
“和尚廟”的第一含義是指輔仁大學的“性別”特征。除卻輔仁大學神父多、修士多之外，直到1938年輔仁大學才建立女校招收女生，此前大學里只有男教師和男學生。許多校友都提到過和尚廟的綽號，也曾描述男生身穿藍色K衫，神父著黑色大袍在輔仁大學所在地定阜大街走過的情形。
與震旦大學相反，中國人是輔仁大學師資的主體。外籍教師的比例恰與震旦華籍教師比例相當。在1937年，輔仁大學的外籍教師在各學院比例分別為33%，37%，25%，占教師總體的33%。國籍的多樣性是區(qū)別于震旦的又一特征。1937年，輔仁大學的外籍教師來白8個國家:德國（10人)，美國(4人)，英國(2人)，奧地利(2人)，挪威（2人)，法國(1人)，意大利(1人)和俄羅斯((1人)。
(二)學生形象:現(xiàn)代青年vs樸素學子
在中國的情景下“廟”通常指的是安靜貧苦杜絕世問欲望之地。對輔仁大學來說，確是如此。輔大畢業(yè)生著名神父趙博雅回憶道:中文系的學生均著藍色長衫，只看長衫的新舊程度，就能判斷學生的年級高低。一位來自重慶的女生，因不堪同學背后議論她的現(xiàn)代衣著及面部化妝，不得不在一周后放棄妝容，換上了樸素的長衫。
(三)國家色彩:中國土地上的法國大學VS國際幫助下的中國大學
面對中國政府，震旦和輔仁兩所大學都與當?shù)叵嗵幦谇?，按照中國政府要求立案。他們既不參與政治，也不允許學生過多參與政治。但是，面對外國，他們采取了不同的態(tài)度:震旦大學更多地依賴法國政府。這種依賴性緣于其經(jīng)濟不獨立。除了學費，從1913年開始震旦大學開始接受法國補貼。補貼數(shù)額逐年增加。1918年，法國政府給震旦大學588000法郎。從1919至1945年，該數(shù)額從總數(shù)128000漲到1600000000法郎。震旦大學所得到的另一份資助來自French Concession of Shanghai，來自庚子賠款。這種依賴性又部分緣于法國人的文化優(yōu)越感。法國耶穌會士常常強調(diào)震旦大學旨在“捍衛(wèi)法國及其文化的榮耀，平衡德國、英國和美國在高等教育上的影響?！?/p>
輔仁大學卻不依賴于任一外國，這是因為輔仁擁有獨立的財政。學費只是輔仁的部分經(jīng)濟來源。盡管輔仁大學在1930年代深受財政壓力的困擾，但是她很少向美國和德國政府伸手，更不用提依賴外國政府了。通過“輔仁之友”、教會支持和天主教徒的個人捐獻等途徑，輔仁大學渡過了難關(guān)，并逐步壯大。
總之，1952年之前的上海震旦大學和北京輔仁大學，同為天主教大學，在性質(zhì)上前者為耶穌會所有，后者為教宗直屬，由不同修會先后辦理;在教育理念上，除了為教會和為社會的共同指向外，震旦大學還有為法國的國家向度;在教學上，震旦偏應(yīng)用、工程，法語優(yōu)先，輔仁重人文、自然科學，強調(diào)國文;在校園文化上，分別有“洋學堂”和“和尚廟”的綽號。兩校的根本差異代表了中國近代天主教的兩個時代:殖民時代與本色化時代，在震旦大學及其代表的殖民地時代由外國人掌握天主教會權(quán)力，不尊重中國文化，更多看到中國的實用需求，輔仁大學及其代表的本色化時代則強調(diào)國人自立、對中國文化的重視及關(guān)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