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良
譚峭(?—973年)，字景升，晉江人，唐國子司業(yè)(國子監(jiān)副長官)譚洙的兒子，是我國五代時著名道士和道學理論家。譚峭幼時聰穎，長大后博學能文，《全唐詩·譚峭小傳》稱其“博涉經(jīng)史，屬文清麗”。其父希望他遵循科舉之路，走入仕途，但他自幼醉心黃老之術，無意功名利祿，后離家出游終南、華、岱諸名山，拜嵩山道士為師，學道十余年，深得辟谷養(yǎng)氣的法術。譚峭經(jīng)常四處遨游，夏天穿著厚厚的棉衣，冬天只穿薄薄的葛衫，有時倒臥在霜雪之中。暢游時，他還經(jīng)常行吟：“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柱杖前?！?div style="height:15px;">
五代時候，閩王王昶拜譚峭為師，并賜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這是道教產(chǎn)生以來，官方正式承認道教的最早記載，也說明道教“正一”教派已經(jīng)確立?？梢姰敃r譚峭的道學造詣之深，已聲名遠播。
閩國滅亡后，譚峭隱居在江西廬山棲隱洞，當時向他學習道法的學生有百余人。南唐后主李煜聞其名，將他召至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要賜予官階和財物，他固辭不受。李煜深為感動，更加看重他，將他比為當時的蜀國道士杜光庭，還賜號為“紫霄真人”，所以時人又稱譚峭為“譚紫霄”。
后來，譚峭回歸泉州本籍，修煉于北郊清源山紫澤洞。
唐末五代時期，中原混亂，泉州從屬更迭，其間有王氏政權、留從效、陳洪進相繼統(tǒng)治，政局比起北方較為穩(wěn)定。王氏政權推崇佛教和道教。晉江王留從效、節(jié)度使陳洪進除了是佛教的推崇者外，又是道教的倡導者。他們親近道士，興建道教宮觀。因而當時天下的釋、道為避華北和中原戰(zhàn)火，紛紛云集在泉州。是時，出現(xiàn)仙道羽客遍及泉南名山洞巖，修真煉性，有的還著述撰書。作為五代著名道士，譚峭在泉州修煉時，對道家理論精心研究，有著獨到的體悟，他對現(xiàn)實世界極為關注，并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在終南山的著作《化書》，大量涉及現(xiàn)實生活，揭露和批判腐朽的統(tǒng)治階級和黑暗的社會制度，成為一部頗具影響的道教名著，在我國道教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地位，并流傳至今。而他本人也因此成為這一時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化書》共分六卷，即《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每卷又分若干篇，共110篇。其道學理論多出于黃老，而揉合儒家的思想，有的篇章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思想，至今仍有其積極意義①。如《化書》卷2《術化·心變》篇云：“至淫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如，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戚。斯亦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為龍蛇，可以為金石，可以為草木。大哉斯言!”所謂“至淫者化為婦人”句，為封建社會對婦人的偏見，然《心變》一篇卻道出心變?nèi)藙t變的樸素辯證法，即使有六尺之軀，只要心變壞了，其人的價值不如草木。又如《化書》卷5《食化·食迷》云：“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焚食而鯁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斗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讒言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于輩流，歸咎于江海，食之迷也?！薄妒郴な趁浴芬匀藶榫S持其生命的生存，故以食為根本道理，來喻社會的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人的爭斗。封建官吏接受俸祿是為了食，商賈冒死萬里鯨波亦是為了食。這里缺少了個人的社會屬性，即人的階級性，但《食迷》篇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思想，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所以譚峭的《化書》其本多出于黃老，而又適合于儒家之思想。②
《化書》中有許多涉及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方面的內(nèi)容，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揭露了矛盾的本質，并提出自己獨到的觀點。如《化書》卷5《食化·絲綸》：“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纟孛。取之不已，至于欺罔；其罔不已，至于鞭撻；鞭撻不已，至于盜竊；盜竊不已，至于殺害；殺害不已，至于刑戮。欺罔非不愛，而斂者教之，殺害非民愿，而鞭撻者訓之?！边@是對統(tǒng)治階級強取豪奪、殘酷壓迫農(nóng)民的具體描述。他認為對統(tǒng)治者怨恨，才是真正的怨恨，如《化書》卷3《德化·養(yǎng)民》云：“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表達了其對殘酷的封建暴政深為痛恨和對農(nóng)民生活的深切同情。又如《化書》卷3《德化·弓矢》云：“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御賊盜，賊盜擅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蛟弧参５乱病?。又曰‘興亡數(shù)也’。茍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茍數(shù)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總結了歷朝最高統(tǒng)治者以武力鎮(zhèn)壓人民，則人民被迫以武力推翻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的事實。他認為是統(tǒng)治者對農(nóng)民的剝削和壓迫導致了農(nóng)民起來造反，闡發(fā)了“官逼民反”的思想。他同時指出歷朝統(tǒng)治者制禮樂來維護其統(tǒng)治，然而人民大眾也會接過手來，以禮樂來反對統(tǒng)治者。因此，有的統(tǒng)治者干脆不要儒家的德治，因噎廢食，以“聚斂蓄粟，具甲兵以御賊盜”，然而盜賊也會“擅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所以《弓矢》篇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即有國者只有用儒家的德治才是治國之根本，然后輔以弓矢、禮樂、聚斂蓄粟帛、廣甲兵之類。這些激烈的言論切中了時弊。
《化書》還從經(jīng)濟因素深刻地分析了農(nóng)民反抗暴政的原因，如《化書》卷5《食化·七奪》云：“民事之急，無甚于食”；“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但農(nóng)民這種最低要求卻被統(tǒng)治階級掠奪去了，“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zhàn)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所以農(nóng)民不論豐歉始終過著非人的生活?！痘瘯犯M一步從分配不均來探討社會動亂的根源，《化書》卷5《食化·奢僭》云：“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zhàn)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雖然“均食”的辦法，只是種幻想，但它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矛盾的根源，反映了農(nóng)民某種均貧富的要求，具有進步意義。
譚峭在《化書》中還進一步提出其理想中的社會為“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從處之；一塊之臺，與眾臨之；一料之食，與眾蓄之；一蟲之肉，與眾咂之；一罪之疑，與眾戮之”(《化書》卷4《仁化·螻蟻》)，“均平”思想顯而易見。這一理想社會與當時動亂的社會現(xiàn)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③對于怎樣才能達到理想的社會，《化書》提出的辦法是“節(jié)儉”，如《化書》卷6《儉化·太平》中“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yè)也?！弊T峭希望用道德說教來規(guī)勸統(tǒng)治者實行節(jié)儉，寄托了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但這觀點在當時社會只能遭到統(tǒng)治階級的蔑視，反映了他對當時社會問題認識上的不足。
《化書》闡述了譚峭的哲學思想，發(fā)展了道家“虛無”理論，稱世界起源于虛，最后復歸于虛，一切事物都在永恒變化。譚峭認為“虛”生萬物，“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而后復歸于“虛”。譚峭的這種哲學思想觀點，可以說是對道教中的變化范疇最全面的發(fā)展?！痘瘯沸麚P無形影、無寒暑、無死生、齊昏明、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以泯滅一切差別，追求“虛實相通”的“大同境界”，認為“食為五常(仁、義、禮、智、信)之本，五常為食之末”。譚峭幻想一個“無親、無疏、無愛、無惡”的“太和”社會，這種幻想在殘酷專制的封建制度下是完全不可能實現(xiàn)的，但反映了譚峭的崇高理想。
譚峭生活于唐末、五代、宋初數(shù)個朝代，經(jīng)歷戰(zhàn)禍和動亂，目睹人民群眾的悲慘遭遇，對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痘瘯分杏么罅科赋?、抨擊封建統(tǒng)治對老百姓的殘酷壓迫和掠奪的暴行；同時也提出了治國安民、漸進化育的方法。“民之瘠也，由剜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雀鼠》)。他認為“王者能均其衣、讓其食，則黔黎相悅”(《鴟鳶》)，指出“窮民之力以為城郭，奪民之食以為儲蓄……是不信于天下之人；斯道也，賞不足勸，罰不足懼，國不足守”(《有國》)。譚峭闡述的這些觀點，雖然免不了道家虛無變幻思想，但并不脫離社會現(xiàn)實。④其進步的歷史觀被后世所注視和肯定。
明代謝肇淛《文海披沙》云：“譚景升《化書》一百一十篇，文詞簡暢，義理粲然。其中雖有長生太上等語，而無龍虎刀圭之術，恍惚之語?！兜赖隆?、《南華》之后，此其翹然者也?！薄兜啦啬夸浽斪ⅰ吩唬骸啊痘瘯芬徊?，要人窮神知化，反道歸虛，不與物交，惟存神主，如是可以出化機之外，游無何有之鄉(xiāng)也?！雹菝鞔枷爰?、哲學家、泉郡鄉(xiāng)宦李贄更把譚峭提高到一個可與佛教創(chuàng)始人釋迦牟尼相提并論的地位，他認為：“若關君子之《文始真經(jīng)》與譚子《化書》，皆宜隨身者，何曾與釋迦差異也?！?div style="height:15px;">
譚峭著成《化書》后，曾請南唐大臣宋齊丘為《化書》作序，但宋齊丘竊為己作，所以舊本《化書》作者題南唐宋齊丘撰，還被另稱為《齊丘子》。事實真相如宋碧虛子(俗名陳景元)題《化書》后序云：“鴻蒙君(張無夢)曰：‘吾師友譚景升，始于終南山著《化書》，因游三茅，經(jīng)歷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愿子序之流于后世?！谑钦褥兌ァ｝R丘奪為己有而序之耳。”此事蒙騙世人竟達幾百年，到明代編撰道教經(jīng)典著作《道藏》時，才將書名改為《譚子化書》而流行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