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靜刑辯講堂｜第六期】由陳建樺博士以一起不訴處理案件為例就合同詐騙罪的辯點為大家進行分析。
陳建樺，刑法學博士，主攻經濟刑法。本科畢業(yè)于華南師范大學，碩士和博士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曾到Queen Mary（倫敦大學女王學院）訪學一年，研究課題——背信犯罪；曾到我國臺灣中正大學交流學習，并在“兩岸公法刑事法論壇”做主題發(fā)言人；曾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公訴一處掛職處長助理一職。
自2008年開始，嫌疑人甲的兩家有限公司長期從本案被害公司購買LED產品，甲再轉手出售給下游企業(yè)，以賺取中間差價。合同約定先收貨再付款，但2011年被害公司突然自行改變約定交付貨款的方式，要求先付款否則不予發(fā)貨，導致甲無法按時供貨給其下游企業(yè)，受到下游公司的違約警告和罰款，并威脅到甲的資金鏈。甲為了減少損失，在2011年11月至12月期間，甲通過提供虛假的網銀匯款憑證，騙取被害公司發(fā)貨。后被害公司發(fā)現(xiàn)，遂案發(fā)，起訴意見書認定甲涉嫌構成合同詐騙罪。律師介入后，出具法律意見書并取得被害人諒解協(xié)議，檢察機關最終做不訴處理。
下面主要從兩方面分析：第一、實體法上分析本案的爭議焦點；第二、程序法上分析我們刑辯律師是如何在合同詐騙案件中發(fā)揮其作用的。
一、實體法上——爭議焦點分析
就本案而言，主要有以下兩個爭議焦點：第一、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甲是否具有合同詐騙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第二、本案犯罪嫌疑人甲的行為究竟是民事行為中的欺詐，還是刑事責任中的合同詐騙？這兩個爭議焦點其實也是合同詐騙罪辯護中最重要的突破口。
（一）甲是否具有合同詐騙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
一般來說，行為人不會承認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因此判斷其是否具有合同詐騙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時，應當從其客觀行為及其他要素做綜合判斷。具體如下：
1.分析行為人的主體身份。即需要判斷行為人的主體資格是否真實可靠，如果是以單位簽訂合同，該單位是否一直以來有經營行為。就自然人來說，應當主要看其是否以其真實身份進行交易。如果行為人以虛假身份與相對方進行交易，如果其他情節(jié)符合詐騙罪的要件，這在很大程度上可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僅僅根據(jù)主體身份資格存在虛構便予以認定，如果虛構的程度較低，或者虛構的原因并不是非常惡劣的話，同樣不能認為構成犯罪，或者應當非常慎重地認定。比如，行為人是為了在與其他競爭對手中勝出而虛構了自己的經濟實力，這時就不能僅僅因為存在虛假陳述而認定為合同詐騙罪，還需要進一步考慮行為人之所以虛構主體資格的原因。就本案而言，甲以及其公司一直是以真實身份與被害公司合作的，不存在虛構的問題。
2.分析行為人的經濟實力。即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履行合約，如果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具備相應的資金、設備等實力；或者雖然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雖不具備履行能力，但可預見其有足夠的履約能力，比如資金鏈斷裂是因為對他人的應收賬款未到期，但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可以收回的情況。就本案的甲而言，因為被害公司先改變合同條件，導致甲資金鏈斷裂，可能在2011年11月至12月期間簽訂合約之時，履約能力不足，不過其是可以預想到只要下游方收到貨物，支付貨款，其是有能力履行合約的。
3.分析行為人在談判、簽訂以及履行合同的整個過程中是否有詐騙的行為。沒有詐騙行為，不能定合同詐騙罪，但是有詐騙行為也不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也可能只是民事欺詐。就本案而言，甲的確實施了欺騙行為，但是不應當忽視這個欺騙行為是在被害公司擅自改變合作基礎的情況下做出的，而且也可能屬于民事欺詐，這在第二個爭議點部分會詳細分析。
4.分析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沒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如果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后有積極的履行合同的行為，或者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去履行合同。按照一般人的觀念，可以認為其實有誠意的，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后，則一般不會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就本案而言，甲在獲得被害公司貨物后，馬上供應給下游，足見其是有充分誠意以及實際行動履行合約的。
5.分析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全部義務也不應以合同詐騙論。如果行為人沒有將取得的財物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經營活動，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內將對方財物予以返還，應視為民事欺詐。具體到本案，甲無疑也不符合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情形，不贅述。
（二）甲的行為究竟是民事行為中的欺詐，還是刑事責任中的合同詐騙
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在于如何區(qū)分合同詐騙行為以及民事糾紛行為或者民事欺詐行為。毫無疑問甲實施了偽造銀行票據(jù)獲得貨物的行為，其外在客觀表現(xiàn)與一般意義上的合同詐騙行為似乎沒有區(qū)別，都是利用不正當?shù)氖侄纹垓_被害人，使被害人陷入認識錯誤而獲得預期的利益。但是，綜合分析整個事件的起因和經過，結合上述合同詐騙的構成分析，甲又與一般意義的合同詐騙行為有明顯不同。
1.起因上是被害方在雙方的合作上改變了一貫的做法，使甲無法很好應對，導致其無法按時按量供貨給下游，并造成資金鏈斷裂和財產損失。
2.甲明顯是沒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根據(jù)上文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綜合評判標準，第一，甲一直以來以真實的身份進行合同，其雖然控制了以他人名義注冊的公司進行合作，但是這也是在進行合作的基礎上的主體瑕疵。第二，甲雖然客觀上存在資金鏈斷裂問題，但是并不代表其沒有履約能力，其在簽訂合同之時是由履行合同的資金、人力、設備和技術力量，之所以用虛假銀行票據(jù)“騙取”貨物是因為與下游公司之間貨款清兌約定導致的資金不能及時到位。第三，甲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雖然有欺騙行為，但是這也是在被害公司單方先改變雙方合作條款的前提下而造成的。第四，甲在簽訂合同后一直都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雙方合作多年，所“騙取”的貨款只是雙方合作金額的九牛一毛。第五，甲對所取得的財物并沒有“攜款逃匿”，也沒有任意揮霍或者其他非法用途，而是將這些財物（貨物）發(fā)貨給下游。所以說甲所實施的行為，只是民事糾紛下的合同欺詐行為。
二、程序法上——律師的作用
由于司法資源等主客觀的原因，對嫌疑人有利的證據(jù)往往無法充分挖掘。因此，刑辯律師在辯護中應當發(fā)揮其積極作用，比如調查取證，不過由于執(zhí)業(yè)風險原因，刑辯律師在調查取證時往往捉襟見肘。但是，就合同詐騙罪辯護而言，由于其對書證要求較高，因此刑辯律師往往可以在書證的合法搜集上發(fā)揮其作用，這個案子便是典型的例子。
（一）搜集對嫌疑人有利的證據(jù)
1. 證明嫌疑人公司與被害公司之間的合作記錄良好的證據(jù)——合同及銀行流水等。
2. 證明沒有犯罪動機的證據(jù)——雙方多年合作的金額、以及合作所獲得的利潤與詐騙的數(shù)額對比。
3. 證明實施欺騙行為的起因的證據(jù)——被害公司違約在先的相關書證；下游公司催告的相關書證。
4. 證明嫌疑人及其公司沒有任何逃逸、隱瞞、藏匿的行為的證據(jù)——相關貨物用于支付下游公司的書證。
5. 其它。
（二）充分利用現(xiàn)有證據(jù)
我們主動搜集的上述證據(jù)是對被告人出罪有利的證據(jù)，但是現(xiàn)有證據(jù)同樣應當充分利用。雖然偵控機關是利用在案證據(jù)指控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構成犯罪，但是并不代表偵控機關所搜集的所有證據(jù)都是對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不利的。因為證據(jù)（合法搜集的）是反應案件客觀事實的，應當是中立價值無涉的，只是偵控機關從指控嫌疑人被告人構成犯罪的角度使用在案證據(jù)，同樣的辯護人可以從有利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角度使用。
（三）取得被害人諒解
本案的辯護策略除了全面地分析甲不構成犯罪的證據(jù)之外，還需要借助其他對案情處理結果有利的要素。對于合同詐騙罪等經濟犯罪而言，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便是取得被害人的諒解。因此，我們強烈建議甲的家屬和被害公司達成被害人諒解，并且爭取由被害人作為申請主體，出具撤案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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