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運河與海上絲綢之路”寧波論壇舉行。寧波是中國大運河的終點，同時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論壇旨在向世界展示中國大運河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價值
喚醒“大河小道”沉睡的記憶
人民政協(xié)網(wǎng) www.rmzxb.com.cn 日期:2010-12-23 00:18 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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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鮑蔓華
我國已經(jīng)明確，寧波是中國大運河的終點，同時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由此，形成了一條由絲綢之路和大運河連接而成的中國古代與世界交流的大通道。這也讓寧波在大運河和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chǎn)保護方面被賦予了重要的歷史使命。12月8日，中國文物學會、浙江省文物局和寧波市政協(xié)聯(lián)合主辦了“大運河與海上絲綢之路”寧波論壇。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說，寧波這次把中國大運河與海上絲綢之路結合起來舉辦論壇，極具文化魄力。它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國大運河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價值。
港通天下
運河文化源遠流長
有著1100多年建城史的寧波自古就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其獨特之處在于河海交匯的黃金位置。從歷史空間的角度，可以這樣描述寧波:東出大洋、西連江淮、轉運南北、港通天下。大量的考古、文獻資料及歷史遺存證實:唐宋以來，寧波港及浙東運河是外國來使與貿易商團的主要登陸口岸和通往中原的運河航道，同時也是中國使團和商團出海的主要通道。寧波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始發(fā)港之一，而且是中國大運河南端唯一的出海通道。運河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相互交匯、疊壓，成為寧波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
寧波的三江口距海20余公里，甬江直通大海。甬江水位隨潮漲落，遠洋大帆船可以溯江抵達三江口；而內河舢板船借大運河之便，可抵達中國內陸絕大部分地區(qū)。唐宋時，寧波大力挖掘人工河道，與自然江河相輔助，形成了縱橫交錯的發(fā)達水道，成為貨物集散與商旅往來的重要水運交通樞紐。
寧波在唐代稱明州。從歷史文獻記載看，唐宋時明州城進入了以港口城市為核心的“帆船貿易”時期，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到達明州的內河航船，一般從東渡門外的三江口換乘海船經(jīng)甬江出海。同樣，從嶺南、福建等地以及日本、高麗來的海船，在明州駐泊后，改乘內河船，經(jīng)浙東運河至杭州，與大運河對接，直達當時最大的商業(yè)城市揚州。
南宋遷都至臨安(今杭州)后，寧波實際上成了杭州的外港。當時，來往杭州與寧波之間的商旅交通十分繁忙。受杭州灣和長江口的暗沙和潮汐影響，來自華南及海外的遠洋大帆船只能在寧波卸貨，轉駁通航內陸航道的小輪船或小帆船，再由這些小船轉運到杭州、長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國北方地區(qū)。而長江下游地區(qū)的產(chǎn)品則經(jīng)運河水道運往寧波出口。從元代開始，寧波成為當時南方漕糧北運的重要運輸港。由于“明、越當海道要沖，舟航繁多甲他郡”，元初就在慶元(今寧波)設置專門的漕糧海運的管理機構。
從曹娥江、姚江交界至鎮(zhèn)海甬江出?？?，沿大運河(寧波段)主航道，余姚、慈溪、鄞縣、鎮(zhèn)海四大古縣城一字排開。從其建城選址、布局及功能定位等形成發(fā)展的過程分析，幾乎同海上絲綢之路與運河的形成及其功能的發(fā)揮完全一致。在100公里運河主航道上設置這樣密集，形態(tài)、結構、職能各具特色，發(fā)育完備的四個古代縣級行政機構，保證了寧波港及大運河(寧波段)各段航道的功能管理需求，這在大運河沿線及沿海城市中極為罕見。
底蘊深厚
開啟與海外“文明對話”的窗口
寧波與海外的“文明對話”始于東漢晚期。這一時期，舶來品和印度佛教已通過海路傳至寧波地區(qū)，越窯青瓷也始銷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地。唐長慶元年(821年)明州遷治三江口后，構建州城，興建港口，置官辦船場，修杭甬運河等一系列重大舉措，使明州成為我國港口與造船最發(fā)達的地區(qū)之一，躋身于四大名港(廣州、揚州、交州)之列。
宋元時期明州(慶元)港為我國三大國際貿易港之一。北宋淳化二年(991年)始設市舶司，成為中國通往日本、高麗的特定港，同時也始通東南亞諸國。明代寧波港是中日勘合貿易的唯一港口。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開放海禁，寧波設浙海關行署，是全國四個海關之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寧波被列為對外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于1844年正式開埠。
寧波又是中國舟船文化重要的發(fā)祥地。唐代，明州是全國重要造船基地之一。宋代，三江口設有官營造船場，年造船額居全國之首。明州港曾兩次受朝廷指定打造四艘“萬斛”神舟，專門用來通使高麗。造船業(yè)的興盛、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上的政治因素，把寧波推上了“海上絲綢之路”始發(fā)港的寶座，讓寧波成為我國唐宋以來著名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向世界傳遞了中國的文化和技術。
寧波先民在開辟海上絲綢之路歷史過程中，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物質文化。雖經(jīng)千余年滄桑，至今仍較完好地保存著東漢晚期至清代中期遺存120余處。這些遺存較集中地分布在以寧波城為中心的近海和江河兩岸。數(shù)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內涵之豐富，均為古代港口城市所罕見。
始建于西晉初期的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在寧波與海外文化交流特別是在與日本的佛教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阿育王寺在宋、明期間就被列為“天下禪宗五大名山”；天童寺號稱“東南佛國”，被日本佛教曹洞宗尊為祖庭。作為中國古代佛教建筑典范的保國寺，則對東亞地區(qū)的寺廟建筑產(chǎn)生過較大影響。
公元659年，日本第四次遣唐使團在越州鄮縣港口登陸。這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它標志著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真正意義上的形成，也表明寧波開始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窗口。此后，日本遣唐使又先后3次在明州登陸入唐，寧波與日本等國的文化交流由此繁榮。與此同時，浙東越窯青瓷與中國的建筑、雕刻、繪畫、書法及思想學說、科技等，通過以明州港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播，對一衣帶水的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產(chǎn)生極為深刻的影響。浙東越窯制瓷技術是明州“海上絲綢之路”先進科學技術向外傳播的重要標志。
有專家提出，廣州、泉州港對外來文化屬于吸納型，而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特點是向外散播。在與外來文化的碰撞中，漢文化始終占主導地位，輸出、傳播是主要的。目前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遺跡、遺物相當豐富，影響面頗廣。這種以輸出為主的文化傳播，正是基于運河文明代表的厚重中原文化的支撐。
兩種文化交織孕育燦爛文明
運河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對寧波的交匯影響，最為典型的是以我國八大天后宮之一——慶安會館為主要載體的媽祖文化的弘揚與傳播。由于寧波南北航運漕幫和對外交流的興盛，媽祖得到北宋朝廷的褒封，由此從民間供奉上升為朝廷封神。媽祖文化由寧波沿兩條線路向外傳播:一路是借助海上絲綢之路從寧波向東南亞一帶傳播，另一路通過運河向運河沿線及北方(以天津為代表)傳播。寧波成為媽祖文化弘揚與傳播極為重要的轉折點。
千余年來，寧波始終占風氣之先，這與運河帶給她厚重的積淀，海洋賦予她開闊的胸懷息息相關。寧波人重商、開拓、以天下為家的精神，正是在運河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人文背景下孕育產(chǎn)生的。以余姚籍思想家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為代表的浙東學派提倡“工商皆本”和經(jīng)世致用思想，萌生早期民主思想，對寧波的地域文化與寧波幫的興盛產(chǎn)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而浙東運河及海上絲綢之路正是明清浙東學術思想的重要傳播通道。朱舜水東渡扶桑，授徒講學，傳授儒學思想，在日本產(chǎn)生較為深遠影響。
江浙一帶幾乎每個沿運河城鎮(zhèn)都有一種本地劇種，并有多種戲曲藝術傳播。而寧波是江浙兩地沿運河城鎮(zhèn)地方戲曲的產(chǎn)生和傳播地之一，甬劇、越劇、姚劇、四明南詞、寧波走書等戲曲藝術十分活躍。
如今，寧波堅持把文化發(fā)展放在重要位置，高度重視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和文化遺產(chǎn)保護工作。寧波舉辦“大運河與海上絲綢之路”論壇，通過各位專家學者的思想交流和智慧集聚，拓寬了寧波在全球背景下審視兩大線性文化遺產(chǎn)文化價值的視野，加快了大運河申遺進程，更加堅定了海上絲綢之路申遺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