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紀實
本文摘自：鄭加真的《中國的東北角》
1968年，毛澤東主席在批準組建兵團的同時，發(fā)出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號召。城市知青如大潮般涌入黑龍江墾區(qū)。從1968年至1972年，墾區(qū)接收了京、津、滬、杭和本省各城市知青45萬人。1973年后，對京、津、滬等外省城市知青停止接收，但是，本省知青仍不斷來場，先后共接收城市知青達50萬人。這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背景下進行的“移民總動員”。虔誠的家長和處于狂熱狀態(tài)的“紅衛(wèi)兵”們熱烈響應和紛紛報名，其場面可謂壯觀。
上海一位電車老工人把自己的同胎三個女兒咸慕真、咸慕和、咸慕群一齊送上去北大荒的列車。三姐妹來到五十團(查哈陽農(nóng)場)，老大當農(nóng)工，老二當護士，老三進修配廠當翻砂工。北京豐臺區(qū)一名鐵路工人，老伴有病，家里無人照料，他也堅決把小兒子送到黑龍江。上海女知青孫英，當時在第一師范念書，沒有下鄉(xiāng)任務，她聯(lián)合十多個同學，主動給上海市革委會寫信，要求來北大荒，信上插了一根雞毛，表示“情況緊急”，市革委當即批準她們的要求。有的學校整個班級都報了名，有的聯(lián)名寫血書，有的背著父母，偷偷地來了。
“一片紅”、“一刀切”的政治背景，掩蓋了當年“文革”對社會和家庭的沖擊所造成的潛在矛盾。有的家庭父母挨斗，或下放“五七干?！?，或有病在身；有的家庭已有子女下鄉(xiāng)，需要有人照料；有的知青本人有病，不適合來北大荒，但也被動員到北大荒來了。
“兵團戰(zhàn)士胸有朝陽/屯墾戍邊，披荊斬棘，戰(zhàn)斗在邊疆/堅決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誓把北疆變成糧倉/熱愛邊疆扎根邊疆建設邊疆保衛(wèi)邊疆/紅心向太陽！”
這首在特殊年代里產(chǎn)生的歌，久唱不衰。它原名《兵團戰(zhàn)士之歌》，后改為《兵團戰(zhàn)士忠于毛主席》，最后定為《兵團戰(zhàn)士胸有朝陽》。詞作者是政委高思，他是1968年組建兵團時來到北大荒的一名現(xiàn)役軍人。1938年參軍的老兵，從班排長到營教導員，從師保衛(wèi)科長、團政委到師政治部副主任。兵團在嫩江平原組建五師，他出任政委。日子久了，勞動、生活條件艱苦，有的知青發(fā)開了牢騷：“什么‘兵團戰(zhàn)士’？咱們是‘裝甲兵’(莊稼兵)，部隊番號是‘7086’(七零八落)部隊，‘3322’(三三兩兩)分隊！”有的手捧一碗菜湯，扯起了順口溜：“湯湯湯，革命的湯，早上喝湯迎朝陽，中午喝湯暖洋洋，晚上喝湯淚汪汪……”
面對復雜的知青思想，年過半百的高思居然自已動手，寫下了《兵團戰(zhàn)士胸有朝陽》歌詞。他讓與知青同時來到的哈爾濱師范大學音樂系的畢業(yè)生王德全為之譜了曲。
1972年冬天，五師舉行了盛大的文藝會演?！侗鴪F戰(zhàn)士胸有朝陽》一炮打響，并獲匯演大獎，繼而推向全師，而后推向整個兵團，又從北大荒推向全國，激勵了千百萬上山下鄉(xiāng)知青。
盡管這首歌打下了那特殊年月的烙印，但它成了聯(lián)結黑土地和各大城市老知青的紐帶，濃縮了一代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屯墾戍邊的人生歷程，鑄造了令人夢牽魂縈的“北大荒”情結。
五萬多平方公里的地盤上，到處可以看到身穿綠色兵團戰(zhàn)士服的年輕人。
每個連隊都有知青，小連隊一百多人，大連隊二百多人。新建連隊除了配備幾名轉(zhuǎn)業(yè)軍人和山東支邊青年當干部和包車組長外，幾乎是清一色的知青。
他們過著兵團的半軍事化生活。在現(xiàn)役軍人的指揮下，在老轉(zhuǎn)業(yè)官兵的帶領下，凌晨操練。勞動時打著紅旗，唱著語錄歌，作業(yè)時間長，往往是“早上兩點半，晚上看不見，地里一頓飯，外加革命大批判”……經(jīng)過實際鍛煉和選拔，他們很快成為各條戰(zhàn)線的骨干力量。
1970年，二師十七團(普陽農(nóng)場)原來建在湯原，因耕地少，沒有發(fā)展前途，就決定搬遷到蒲鴨河荒區(qū)建立新場。全團機關及20個連隊，共一百多臺拖拉機、5000人馬，其中來自京津滬等7個城市知青近3000人。這是知青們來北大荒2年后的大搬遷，從元旦到春節(jié)前夕，他們從湯旺河畔拉開了大遷徙的序幕。遷徒直線行進，只需250里的路程，可是，江河阻隔，沼澤擋道，遷徒必須繞道而行，行程翻了一番———500里。
松花江在隆冬臘月里結成的厚厚冰面，為全場大遷徙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平整、光滑的冰道上，不但行走著載重汽車、拉貨的膠輪車、爬犁，而且還趕著牛群、馬群。八連的牛和馬，就是通過松花江冰道趕到新建點的。一位老職工和一名知青趕著馬群，在毫無遮攔的凜冽寒風里足足趕了三天，才艱難地將牛群馬群趕到了新建點。然而，冰上行中最為壯觀而令人難忘的要數(shù)五連全副武裝的野營拉練了。126名城市知青，全副武裝，舉著紅旗，攜帶半自動步槍、60炮和行軍鍋灶，在松花江上獵獵而行。他們在冰面上穿來穿去，先由江上插向佳木斯，然后又從富錦插過江面，折向綏濱縣……一路上，他們毫不吝嗇自己的精力，忽而“班進攻”，忽而“排進攻”，忽而“防空降”，忽而“夜行軍”……經(jīng)過十多天熱烈而疲勞的野營拉練，一百多名知青腳上打起了泡，依然打著紅旗，扛著槍支，徒步到達了駐地。
50萬城市知青來到兵團和農(nóng)場，在黑土地開發(fā)上，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和血汗，留下了他們的青春歲月。
1969年3月18日，珍寶島事件發(fā)生后。傍晚6時，一師七團(趙光農(nóng)場)哈爾濱女知青曲雅娟和女知青們正利用休息時間鍘草，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以實際行動痛擊新沙皇”。突然，鍘草機堵住不轉(zhuǎn)了，她下意識地伸手去掏，剎時間，無情的鍘草機鋒利刀刃的滾筒，將她整個右手齊腕切斷……她幾乎痛昏過去。她被送往營部衛(wèi)生所進行包扎，繼而被送往哈爾濱二一一醫(yī)院搶救。手術第二天，曲雅娟就忍痛下床，幫助護士干輕微的活兒。住院時，她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
一個月后，她出乎大家意外，沒有“病退”返城，卻拖著一只空袖筒再次出現(xiàn)在連隊。鋤地時，她用左手拿著鋤把中間，右胳膊夾著鋤把頭，一下一下地鋤草。隆冬深夜，緊急戰(zhàn)備集合號響起，連長吃驚地發(fā)現(xiàn)曲雅娟也站在隊列里。她滿頭大汗，背包打得不太規(guī)整——那是她平時利用休息時間苦練才獨自完成的。連長哽咽了。她的事跡在整個北大荒引起了巨大反響。
1969年國慶20周年，她作為觀禮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見到了“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馬路磚機 。激動得淚水難以自禁。不久，她被提升為副營長、六十八團(前哨農(nóng)場)政治處副主任。作為知青代表，她被選進兵團黨委。還當選為中共黑龍江省省委委員。1972年，想做生意沒錢怎么辦。兵團保送她進黑龍江大學哲學系學習。1984年，離開墾區(qū)，調(diào)任哈爾濱金融?？茖W校人事處長。
上海女知青孫英，1968年9月，剛從上海第一師范學校畢業(yè)，聽說北大荒來了報告團，動員知青下鄉(xiāng)。她就擠進禮堂聽報告，一腔熱血，報名來北大荒。由于是“計劃外的名額”，她和同屆畢業(yè)的11名同學擠進了知青行列，來到號稱“小三江”的25團(七星農(nóng)場)。孫英來到37連農(nóng)工排女工班。連隊分配知青打草，指標是每人一天打50捆。她狠下心來，一口氣刷刷地割，最后總算完成指標了。她在知青排里就像大姐姐似的，照顧同來的小弟弟、小妹妹。1970年團里派她到一營八連當副指導員，干得很出色，又調(diào)到一營當了3年教導員，繼而進了六師領導班子，擔任常委、副政委，專抓知青和婦女工作。
知青“返城風”興起，許多知青一個個地走了。孫英先做思想工作，勸他們留下；但只要符合“病退”、“困退”規(guī)定，她就一一放行。正如當年熟悉她的女知青說的：“孫英是我們知青中‘偉大的殉道者’，她是處在夾縫中做她的常委、副政委工作，把我們一個個送走了，她還留在三江。說到找對象，也是這樣。等我們一個個成了家，她才騰出空來安排個人問題……唉！”
1976年3月13日，中午11時20分。離尾山農(nóng)場六隊3里多地的小郎山突然升起一股濃煙。“同志們，山火燒過來了，快去救火！”廣播中傳來急促的呼喊。
正在寫日記的哈爾濱女知青楊淑云，沒有來得及插上筆帽，飛奔而出。躺在病床上的上海女知青朱慧娟，甩掉蓋在身上的棉襖，一個箭步，沖了出去。正趕著羊群、放牧歸來的上海女知青檀文芳、菜園小隊的副班長、上海女知青朱慧麗，還有上海女知青汪貴珠、朱桂芬，哈爾濱女知青施寶慧等，聞訊都匯入了全隊二百多名撲火的人流，撲向火海。
7級大風卷著山火，以每秒14米的速度，壓向六隊。它嚴重威脅著場院上260多噸種子和口糧，威脅著知青宿舍和家屬住房，威脅著全隊四百多人的生命安全。
楊淑云等7名女知青和大伙一起，同烈火展開了殊死搏斗。風卷火苗一丈高，10米以外就烤得人火辣辣疼。濃煙滾滾，三五步遠就見不到人，嚴重缺氧。她們咬緊牙關，奮力撲打，2米長的樺樹條，不一會就只剩下半截。剛打開一條防火道，突然一陣旋風刮來，頃刻間使安全地帶又變成了火海。沖天的濃煙驚動了全場，場部和鄰近生產(chǎn)隊紛紛趕來支援。農(nóng)場領導親臨指揮。經(jīng)過三個多小時的英勇奮戰(zhàn)，火撲滅了，糧食、房屋保住了。然而，楊淑云、汪貴珠、施慧寶、朱慧娟、朱慧麗、李桂芬、檀文芳7名女知青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從1972年開始，每年招收工農(nóng)兵大學生，都要在兵團、農(nóng)場引起震動。后來，“病退”和“困退”政策的出臺，為知青返城開了方便之門。再后來，就形成了知青返城的大潮。為了返城，熱戀著的知青分道揚鑣；已經(jīng)組成家庭的(不是同一城市的知青，尤其是知青與本地青年結婚的)，有的離婚，有的“假離婚”；有的將孩子送人，一走了事，也發(fā)生過令人扼腕的“溺嬰”事件。當年涌來50萬，如今只剩幾千人。
令人驚奇的是：知青返城后，在后30年里又掀起一波波的“知青大潮”。
其原因是：50萬知青在那特殊年代經(jīng)歷了黑土地10年磨煉，而立之年又遇上了改革開放的年代，留下的經(jīng)過深造，有的成長為墾區(qū)各級領導班子成員、出色的科技人員和企業(yè)家，有的進入省地市級領導班子；返城的經(jīng)過深造和拼博，有的進入國家機構，擔任省部級領導；有的在文藝界、教育界、科技界、企業(yè)界、新聞出版界成了名人。
他(她)們是：作家梁曉聲(哈爾濱知青，一師一團)、張抗抗(杭州女知青，新華農(nóng)場)、陸星兒(上海女知青，嘉蔭獨立團)、肖復興(北京知青，六師)、張辛欣(北京女知青，二師十五團)……美術、書法家李斌(上海知青，四師四十一團)、趙小牧(北京女知青，二師九團)……新聞出版界代表人物有曹煥榮(上海知青，二師)、陳可雄(上海知青，二師)、顧龍(上海知青，五師)、王杰廉(上海知青，三師十八團)、陸幸生(上海知青，三師三十二團)……還有相聲表演藝術家姜昆(北京知青，二師十六團)、趙炎(北京知青，三師三十二團)、師勝杰(哈爾濱知青，二師八團)，以及戲劇表演藝術家濮存昕(北京知青，二師十五團)等等。
他們經(jīng)受了十年磨煉，繼承了北大荒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脫穎而出。30多年來，這支龐大的文化群體，分布全國各地，并由一條無形的紐帶———北大荒情結聯(lián)系著，互相激勵，不斷創(chuàng)新，長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