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之璽：西漢帝后璽制與乘輿六璽
1968年，咸陽渭河北源上的韓家灣狼家溝發(fā)現(xiàn)“皇后之璽”玉?。▓D1），消息一經(jīng)報道，即引起了玉璽歸屬的討論。一種意見據(jù)其發(fā)現(xiàn)地近長陵而推斷為呂后之物（秦波《西漢皇后玉璽和甘露二年銅方爐的發(fā)現(xiàn)》）。另有學者則認為玉璽系偶然撿獲，沒有考古學上的證據(jù)說明它和呂后有關，但肯定其時代為西漢文景至武帝前后（王人聰：《新出歷代璽印集釋》）。
▲皇后之璽（圖1）
現(xiàn)在看來，此璽的時代還可及至漢初。近年虎溪山沅陵侯墓出土的“吳陽”玉?。▓D2），時代下限為文帝后二年（前162），上限可在高后時期，其文字體勢及琢治風格與之相比，頗為接近，說明漢初玉印的工藝已經(jīng)成熟穩(wěn)定；璽文與高祖卒年前后所頒制的“高寢丞印”封泥文字比較（圖3），亦不至為晚。再與陳介祺舊藏秦“皇帝信璽”封泥相衡 （圖4），除有無界格之別外，印文更為近似。而且，“皇后之璽”為累世傳授之物，不為某代皇后專屬，故從邏輯上分析，它的制作，也當在立國之初。那么，此璽曾為呂雉所佩, 也是完全可能的。
▲吳陽（圖2）
▲高寢丞印封泥（圖3）
▲皇帝信印封泥（圖4）
“皇后之璽”的重要性在于串連起陳介祺舊藏“皇帝信璽”封泥以及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璽”（圖5）與古籍記載等一組史料，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秦漢帝、后璽的實際情形。
關于漢皇后璽的質(zhì)料 , 在衛(wèi)宏《漢舊儀》中有一段前后相抵牾的記載，歷來難以疏通，但論璽印制度的學者卻無法 回避：
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玉璽（《漢官舊儀》作“皇后之璽 ”），金螭虎鈕。
既稱玉璽又云金質(zhì)，顯然是矛盾的。再看前后起句重出，也不合古今語言習慣。同書前條記述皇帝璽的文字是這樣的：
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 、“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
《隋書·禮儀志》記載北周皇后璽：
皇后璽，文曰‘皇后之璽’，方寸五分，高寸，麟鈕。
比較起來不難看出，《漢舊儀》有關皇后璽的文字似有脫訛。
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的皇后之璽，明確了是白玉螭虎鈕，那么“金螭虎鈕”當是傳訛或者后人妄改。而相比之下，《漢官舊儀》作“皇后之璽”，則比較合乎辭例。全句顯然另有脫漏文字，現(xiàn)在的實際情況似乎是：皇后玉璽與帝同，文曰“皇后之璽”，玉螭虎鈕。
皇帝六璽沒有實物傳世?，F(xiàn)在由“皇后之璽”的出現(xiàn)以及它 的質(zhì)料、鈕式與《漢舊儀》記載的皇帝璽相同，可知在漢代它們處于同一等級上，那么，形態(tài)也應該相去不遠。
▲文帝行璽（圖5）
首先，乘輿六璽的存在因此得到間接的證實。前引《漢舊儀》載六璽之名目，與“皇后之璽”相對應的“皇帝之璽”必不可少；在封泥中已發(fā)現(xiàn)了“信璽”，南越王墓又出現(xiàn)“行璽”，則其他“天子”諸璽也當可信。“文帝行璽”本身雖不屬皇帝，但它卻是趙眜僭制稱帝而仿照中原朝廷帝璽所作，印式也是依據(jù)秦制，所以它保存的正是秦代皇帝行璽的大致面貌。
施加田字界格的官印，是秦制的標志，入漢即已廢用，這一點通過對近年西安相家巷發(fā)現(xiàn)的秦封泥以及漢初封泥、印章的斷代研究獲得了進一步明確。因此過去游移未決的“皇帝信璽”的時代，現(xiàn)在已可盡釋疑慮。那么，又可證明皇帝六璽之制確是始創(chuàng)于秦。
但除了所謂“傳國璽”之外，秦皇帝六璽以及皇后璽似乎并不為漢代襲用，以后歷朝恐怕也是如此。西漢建立，百官 印即不見界格，帝后璽如果仍用舊物，則現(xiàn)在見到的皇后玉璽也就當是如同“皇帝信璽”那種秦界格印式。所以《南史·孔琳之傳》載孔氏所說“漢用秦璽，延祚四百”，自己先已指出系謂“傳國之璽”，而非指乘輿六璽。后世如晉、劉宋等的乘輿六璽史書記載皆稱“秦制也”，均是指因循秦六璽的名目和形制的主要方面，至于制作新璽，仍是立國的要務?！端螘ざY志》就記載了吳制作六璽之事：“吳無刻玉工，以金為璽，孫皓造金璽六枚是也。”《隋書·禮儀志》也記載了北齊、北周與前朝有所不同的帝、后璽制，顯然都需重新刻制。
天元皇太后璽：北朝官印變革與隋唐印制的淵源
北朝的印制，以史籍記載和傳世實物相互印證，已有種種蛻變的現(xiàn)象。1996年8月北周武帝與武德皇后合葬陵被盜，所出“天元皇太后璽”（曹發(fā)展：《北周武帝陵志、后志、后璽考》）（圖6），不僅鈕制造型奇異為前所未見，其印式亦煥然一新，此印的面世，引起我們對北朝帝、后璽以及整個官印制度轉(zhuǎn)變問題的重新思考。
▲天元皇太后璽
▲天元皇太后璽（圖6）
北朝帝、后璽在此之前只能從有限的史籍記載中獲知梗概?！端鍟ざY儀志》說“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制”：天子六璽中，皇帝行璽、之璽、信璽并白玉為之；天子行璽、之璽、信璽并黃金為之；又有傳國璽，白玉為之；督攝萬機印，以木為之，作“腹部隱起篆文”。其中透露北齊帝璽出現(xiàn)了玉、金、木三種質(zhì)科，還有“隱起”的陽文印式。關于帝后璽，同書又載北齊“皇太后、皇后璽并以白玉為之，方一寸二分，螭鈕”。北周的情況是，皇帝六璽皆白玉為之，螭獸鈕；皇后璽，方寸五分，麟鈕。則北周在質(zhì)料、尺寸等方面又略改齊制，且帝、后的鈕式已出現(xiàn)差別。只是這些記載，向無任何印跡或?qū)嵨锏挠∽C。
“天元皇太后”即北周武帝宇文邕之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北史·周本紀》載宣政元年（578）宣帝即位，尊阿史那氏為皇太后，次年改“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大象二年（580）宣帝為楊堅殺死。則此璽的制作年代十分明確。
“天元皇太后璽”是專屬阿史那氏的尊號璽，它又不同于襲用的“皇后之璽”，因而用于隨葬是毫不奇怪之事。況且阿史那氏死于隋開皇二年（582），此時也不可能再作一枚前朝金璽為其殉死。再審其印文，與隋印風格亦截然不類。從這幾方面考慮，此璽只能是阿史那氏生前所受的太后印璽。
此璽為金質(zhì)，這一點與前引《隋書》記載北周皇太后璽的 質(zhì)料有所不合。根據(jù)上文所揭示的北齊、北周兩朝帝后璽的制度變化，以及傳世百官印實物中所反映出來的跡象，可以認為北朝末年的官印定制實際上是處于一種動態(tài)的穩(wěn)定，《隋書》記載并不能完全體現(xiàn)實際的變化。我想此璽所反映的質(zhì)料改變不是一種偶然現(xiàn)象。隋的制度多與北周銜接，《文獻通考》記隋制皇后為金璽，《新唐書·車服志》載：唐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璽皆金為之。按照以玉為尊的規(guī)格，則此時太后、皇后的印制等級有所下移。那么隋唐之制正是承接了北周使用金璽的變革，反過來說，北周末年帝后改用金璽，成為隋唐制度的淵源。
“天元皇太后璽”的鈕式，據(jù)報道稱為“天祿鈕”。觀其形態(tài)，此所謂天祿實際上即是古人所稱的“麟”類。那么，它與前文引《隋書·禮儀志》的記載卻是一致的。這是官印實物中一種前所未見的鈕式，它在漢晉傳統(tǒng)的螭、龜、鼻鈕為主干的鈕式等級體系之外，又于帝、后之間別創(chuàng)出一種等級標志，因此，實質(zhì)上是等級標志的細化，它與質(zhì)料的降格正好是相對應的，因而具有制度含義而非隨意而為。南北朝的武職官印，諸多新的鈕式題材也在衍生。這應當視為南北分割，政權頻繁更迭，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匯的背景下產(chǎn)生的制度變異。只是這一趨勢由于隋的統(tǒng)一而告中斷，官印的鈕式轉(zhuǎn)向以簡樸便利為主的發(fā)展方向。
北周官印的形態(tài)為隋代所接納，還包括此璽所出現(xiàn)的陽文印式和印文作兩行排列的章法，以及印面增大的新格局。這幾方面的改變，過去一直認為始自于隋?！疤煸侍蟓t”印面為縱4.45厘米、橫4.55厘米，這個數(shù)據(jù)，如果忽略手工制作難免存在的誤差，按北周市尺的實際長度，正合“寸五分”的標準，可見是合乎當時印面大小規(guī)則的。入隋，官印則更為益大，這也是此璽的制作不能在阿史那氏身后的又一理由。
官印改刻陽文，在此前已見一例。1982年陜西漢陰縣東壩村農(nóng)民在河中淘金時發(fā)現(xiàn)一枚“衛(wèi)國公印”（徐信印、張?zhí)K云：《陜西漢陰出土“衛(wèi)國公印”》）（圖7），據(jù)《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列傳》，宇文直于武成初以秦郡公進衛(wèi)國公保定元年為雍州牧。又，獨孤信曾于北周孝閔帝時進封衛(wèi)國公。唐貞觀十一年李靖亦封衛(wèi)國公。但此印鈕式與文字均有別于唐印，當屬北周之制。
“天元皇太后璽”的發(fā)現(xiàn)，使得“衛(wèi)國公印”不再是孤證，也與史籍中北齊時已使用“隱起篆文”的記載相呼應，可有力地證明陽文大型官印在北朝后期已經(jīng)肇始。而北周官印的明顯增大，又是在北魏、北齊逐步量變基礎上的進一步突破。這是長期漸變導致的結(jié)果。揭示了這樣的演化軌跡，秦漢印制向隋唐印制的轉(zhuǎn)變才合乎歷史的邏輯。
▲衛(wèi)國公?。▓D7）
官印變大和改作陽文是隋唐官印制度最根本的形制標志。它順應了紙張普遍使用，而由封泥時代轉(zhuǎn)人鈐朱時代的客觀要求，從此奠定了封建社會中后期官印的基本形態(tài)，而 此一轉(zhuǎn)變的初形，即始于北朝后期。這是由“天元皇太后璽”等實物資料發(fā)現(xiàn)所帶來的印史研究范疇內(nèi)的一個新結(jié)論。
▲皇后之璽
▲天元皇太后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