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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江南士紳聲氣之張揚

 

明代后期江南的生員，實際上大多并不按照朝廷要求，在校認真讀書，學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事，而是利用本人免役的特權(quán)和高于普通平民的社會地位，混跡社會，不少人成為地方的邪惡勢力，幾乎無惡不作。對此，生員出身的明末清初大儒昆山人顧炎武曾總結(jié)道：“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于鄉(xiāng)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笨梢?，出入公門，勾結(jié)胥吏，干預(yù)行政，武斷鄉(xiāng)里，操持輿論，是明后期生員的基本社會形象。有鑒于生員的惡習劣行，顧炎武甚至將生員與鄉(xiāng)官和吏胥，比作“天下之病民”的三種人，主張：“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雹粕鷨T的乖張惡劣行徑，具體說來，大要有五：

一是奔競請托。萬歷時給事中浙江定海人薛三才說，士習日以澆漓，學政日以廢弛，挽救之舉“莫如禁奔竟”，蓋因“彼頑鈍衰暮，藉衣冠為壟斷者無論，青年俊茂之士，率多投贄呈身，納交有司，歲時而薦筐篚，慶賀則致帳詞者比比也。而江南為甚。有司不勝桃李之私愛，亦或嘔煦受之，因而開請托之路，長奔競之風。夫士為諸生時，已奔競?cè)羰?，異時勢利熏心，安所不至。有司以提調(diào)為職，作興自有常典，而假此以樹私交，是誨之使競也，何可不嚴為禁戢也”。⑶按照薛三才的說法，當時士子大多交通官府，歲時令節(jié)致贈行賄，而地方官府也喜樹立門墻，予以照拂，因而請托之路大開，奔競之風大長，尤以江南最為突出。

二是行為張揚。明后期，是江南士子行為最為張揚無所顧忌的時期。據(jù)說原來“吳中士習最醇，間有挾娼女出游者，必托名齊民，匿舟中不敢出”。萬歷十五年(1587)，南京兵部尚書太倉人凌云翼，家居驕縱，毆打諸生，群情激憤，三吳士子進京伏闕訴冤，給事中、御史連章彈劾，朝廷下旨逮系鞫治，凌被削職奪銜，行兇者其義子遣戍，人心大快，而“此后青衿日恣，動以秦坑脅上官，至鄉(xiāng)紳則畏之如帳子，間有豪民擁妹麗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⑷當然江南士子舉止粗野行徑惡劣，絕不始于此事囧件，而是長期潛移默化的結(jié)果。早在萬歷初年，太倉人王世貞就曾致書大學士同鄉(xiāng)人王錫爵稱：“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嘩伍者，青衿之能卷堂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驕子矣?！雹善鋵嵅簧偕饺艘仓皇巧鷨T出身。此類澆漓行為，多系生員所為。生員之敢于罷囧學，挾脅上官，甚至連鄉(xiāng)紳也畏懼三分，實在也是官府長期慫恿巨室過于溺寵的結(jié)果。

松江地方文獻將生員入學前后異境視為迎送之變，稱：“初子弟游庠及送科試，有司例用彩絨花披紅藥絹及紅旗一對，有乘肩輿者，亦有步行者。今新進送學，巨室宦家多乘馬張蓋，羅綺綢纻，彩旗百竿，簪花至用珠翠作金囧龍以耀首，親戚爭以酒禮花幣迎者，交錯于途。自郡齋至文廟謁拜始各歸家，設(shè)燕以待。鄉(xiāng)薦南歸，舟至西墅，迎接亦如之。讀書人才少進步，正當教以儉約，士大夫不宜以此訓(xùn)子弟也。”⑹士子一旦人泮，家人親友就百般寵愛，備加呵護，迥超于前。嘉興地方文獻則論師生前后地位變化道：“國初，民間有以生員舉者，輒相怨詈，如服重役。蓋學規(guī)甚嚴，諸生俱宿齋舍，日夕課業(yè)有程，不得休沐，人以為苦也。其時師道也甚尊嚴……今師道日替，弟子視其師顧如儕偶，相謔者有之矣?！雹嗣髂┣宄?，江南士子更被社會視為是非之人，敬而遠之。御史陳玉輝說：“吾少時鄉(xiāng)居，閭閻父老，阛闠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斂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秀才行于市，兩巷人無不注目視之．”⑻
明后期，生員常常在鄉(xiāng)宦支持或慫恿下，公然篾視官府和官員，難堪甚至凌辱官員。萬歷時華亭人范濂就說：“士風之弊，始于萬歷十五年后，跡其行事，大都意氣所激，而未嘗有窮兇極惡存乎其間。且不獨松江為然，即浙直亦往往有之。如蘇州則同心而仇凌尚書，嘉興同心而訐萬通判，長洲則同心而抗江大尹，鎮(zhèn)江則同心而辱高同知，松江則同心而留李知府，皆一時蜂起，不約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變也?！雹吐c元年(1567)，無錫知縣韓錦川，因某事不厭眾心，致使諸生大嘩，當面唾罵。同年，常州知府李幼滋，被五縣諸生合擊，差點斃命。⑽萬歷四十四年(1616)，原禮部尚書董其昌的宅第被焚，被地方官定性為“難發(fā)于士子而亂成于奸民”。崇禎七年(1634)，復(fù)社領(lǐng)袖張溥與蘇州府推官周之夔論戰(zhàn)，致書京官黃道周、蔣德璟等，生員則起哄張貼檄文驅(qū)逐周，迫使周改任吳江知縣，而生員又集中到吳江舉行排周運動，終使其不安于位而辭職。⑾兩起地方大事，皆因生員發(fā)起。最為突出者，可謂崇禎十五年無錫生員驅(qū)逐縣令一事。按慣例，明末無錫生員每年可免糧銀五錢，若無田需免，可直接領(lǐng)銀，稱為“扣散米”，生員的待遇相當優(yōu)厚。知縣龐昌胤未能按時發(fā)米，五月初三日。生員杜景耀等約同學群哄縣堂，打碎堂上紗廚。龍教官令生員跪，生員也迫令教官跪。市民更毀碎縣令轎傘、執(zhí)器，圍住馬素修家。龐縣令步行至西門下船出城，極為狼狽。故事，無錫縣令出西門，即不得復(fù)人。當時諸生大書一紙云：“逐出無錫知縣一名龐昌胤，不許復(fù)入?！庇檬夤P傍豎，粘于蘆席上，作為牌子高擎，并將縣衙吏役笞散。龐昌胤出城后，城門即關(guān)閉。后龐悄悄人城，初五日下午，秀才又哄鬧縣堂。龐昌胤哭訴于巡撫，調(diào)為嘉定知縣。事隔很久，官方只逮系帶頭鬧事的五六人，革去生員功名，竟不置重典。⑿無錫生員借錢糧好處未能及時發(fā)放，小題大作，竟然將朝廷命官堂堂知縣“驅(qū)逐”出境，目無法紀已極，而當局居然不予深究，從輕發(fā)落，江南生員氣焰囂張可謂登峰造極。

三是隱漏錢糧。明后期，士紳隱漏賦稅錢糧，自是常態(tài)，人稱“一青衿寄籍其間，即終身無半鏹入縣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屬，其所飽者更不可勝計，以故數(shù)郡之內(nèi)，聞風猬至，大僚以及諸生，紛紛寄冒，正供之欠數(shù)十萬”。⒀松江一府，華亭人范濂記載，“自貧儒偶躐科第，輒從縣大夫干請書冊，包攬親戚門生故舊之田實其中。如本名者僅一百畝，浮至二千，該白銀三百兩，則令管數(shù)者日督寄戶完糧……是秀才一得出身，即享用無白銀田二百畝矣”⒁可見江南錢糧拖欠嚴重，與生員免役逃稅大有關(guān)系。清人形容明末江南生員逃稅漏稅行徑道：“明季廩生，官給每歲膏火銀一百二十兩。三科不中，罰為吏。五等生員，亦罰為吏。五年期滿，撫按考選，分別等次，以八九品未人流銓補，仍準鄉(xiāng)試。歲考等次，臨時發(fā)落。始知前后不先出案。又貧生無力完糧，奏銷豁免。諸生中不安分者，每日朔望赴縣懇準詞十紙，名曰‘乞恩’。又攬富戶錢糧，立于自名下隱吞。故生員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謠?！雹由鷨T不但自身漏稅，更包攬富戶錢糧，隱吞應(yīng)納錢糧。

四是好持公論。明后期的江南輿論，是由鄉(xiāng)紳和生員制造和掌控的。崇禎中期嘉善知縣李陳玉說：“此中士習，矜尚名誼，與他邑不同，弟甚喜之。但憂其過于標表，或未底于粹耳。乃近來細察，衿尚固佳，引類聚哄，一概視為矜尚，美事則誤矣?！雹悦骱笃诮鲜孔酉埠眉姵允浅隽嗣?。清人陸文衡說：“吳下士子好持公論，見官府有貪殘不法者，即集眾倡言，為孚號揚庭之舉，上臺亦往往采納其言。此前明故事也?！雹瞻殉止摰男袨橹皇窃熳髁餮则阏Z嘲笑地方官，成為一時風俗。明后期，蘇州、吳江、松江、嘉興、無錫等地士子好為謔語，嘲諷守令。嘉靖時華亭人何良俊說：“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里巷中輒有歌謠或?qū)β?lián)，頗能破的。”⒅萬歷時華亭人范濂說：“歌謠詞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甚。凡朋輩諧謔，及府縣士夫舉措稍有乖張，即綴成歌謠之類，傳播人口?！雹浊迦硕洠骸皩⒗羝澩琳?，往往不能廉潔。有李正華者，小有才，矯廉飾詐，下車之日，行李蕭然，及其歸也，方舟不能載。有輕薄子投以一絕云：‘吳地由來異郁林，歸舟壓浪影沉沉。不須更載華亭鶴，江上青山識此心?！雹貐墙h祝似華，初到時以風力自命，禮部尚書湖州南潯人董份有田數(shù)萬畝在吳江境內(nèi)，祝立意摧擊，不久因暮夜得賄，遂改初衷。民間即有詩傳誦道：“吳江勁挺一莖竹，才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干梢，登時改節(jié)彎彎曲。”【21】故沈德符說：“至近日吳越間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謔之”，而“大抵嘲守令居多?！薄?2】這種公論，當然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而民意實際上是由生員等造作出來的。

五是包攬詞訟。明后期的生員，在民間訴訟中極為活躍，常常造事生非，興訟攬訟，覓取好處。沈德符說：“至民間興訟，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吳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語?！薄?3】時語“雇秀才打汝”，反映出生員在官司詞訟方面的優(yōu)勢地位和惡劣行徑。
生員如此，較生員功名更高、社會地位更加顯赫的江南士大夫，更是氣勢非同一般。家居時，雖然也有人約束檢點，自重自愛，但絕大部分，特別是嘉隆以后的江南士大夫，則是暴橫霸道，為害一方。杭州人原來自詡，“仕者咸以清慎相飭勵，多無田園宅第”，“士夫居鄉(xiāng)者，往往以名節(jié)自勵”，可萬歷時杭州府志的編纂者陳善卻說：“今士大夫居鄉(xiāng)者，高爵厚祿，身占朝籍，抗禮公府，風雷由其片言，或壟斷罔利，莫之敢爭，煦之則生，噓之則枯，侵官浸訟，納賄千金，少亦足抵數(shù)吏之人，剝眾肥家，豈其微哉!”杭州鄉(xiāng)紳名聲稍佳，尚且如此，蘇松一帶，更為了得。華亭人董含的族曾叔祖董容概括松江府縉紳居鄉(xiāng)行為時說：“吾郡縉紳家居，務(wù)美宮室，廣田地，蓄金銀，盛仆從，受投謁，結(jié)官長，勤宴饋而已，未聞有延師訓(xùn)子，崇儉寡欲，多積書，絕狎客者?！薄?4】明清時人論到其時的江南縉紳，幾乎眾口一詞，深惡痛絕，前述顧炎武將仕宦與生員列為天下病民的三種人中的兩種人，清人概而言之，“前明縉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林，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其立身行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齒”。【25】江南紳士家居行徑，歸納起來，約有如下數(shù)端：

一是結(jié)社成幫，黨同伐異。明末江南沿宋元舊習，結(jié)社成風。崇禎初年，松江有幾社，浙江有聞山，昆陽有云簪社，蘇州有羽朋社，杭州有讀書社。各地文社均統(tǒng)合在復(fù)社的旗幟下，同聲相求，“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yè)；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6】吳振械說：“盟社盛于明季。江南之蘇、松，浙江之杭、嘉、湖為尤甚。國初尚沿此習。順治十七年(1660)，從給事中楊雍建請禁同社、同盟名目?！?nbsp;【27】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理學名儒嘉興人張履祥回顧、總結(jié)明代江南士人結(jié)社之消極后果說：“士人勝衣冠，即無不廣交游，談社事，浸淫既久，乃至筆舌甚于戈矛，親戚同于水火。予嘆息而言，疇昔之日，數(shù)十人鼓之，數(shù)千萬人靡然從之，樹黨援，較勝負，朝廷邦國，無不深中其禍。政事之亂亂于是，官邪之敗敗于是，人心之溺溺于是，風俗之敝敝于是。今者，禍亂已極，一時人士不能懲創(chuàng)既往，力圖厥新，顧乃踵其失而加甚焉。”【28】

二是干預(yù)行政，把持鄉(xiāng)里。江南縉紳以其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影響力，干預(yù)中央和地方行政，時時事事無不要體現(xiàn)其意志，維護其利益。

江南士紳影響朝政，早在萬歷中期東林學派講學，“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時已開其端。后來更集社結(jié)會，利用銓選官員的選人大權(quán)，在朝和在野互相輿援，大造聲勢，對中央行政施加各種影響。常熟縣民張漢儒就曾控訴東林骨干錢謙益、瞿式耜居鄉(xiāng)“不畏明論，不懼清議，吸人膏血，啖國正供，把持朝政，濁亂官評，生殺之權(quán)不操之朝廷而操之兩奸，賦稅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兩奸，致令蹙額窮困之民欲控之府縣，而府縣之賢否，兩奸且操之”，劣跡多達58款?！?9】言雖不無過激之處，所論卻多系事實。崇禎中期，宜興周延儒任內(nèi)閣首輔大學士，復(fù)社領(lǐng)袖張溥認為時機已到，“欲盡用其黨人，而殺異己者，書二冊以進，延儒秘而藏之”。后來張溥死，周延儒才松了一口氣，說：“天如死，吾方好作官?！比梭@問其故，周延儒將張溥所書二冊名錄出示座客道：“此皆天如所欲殺之人也，我如何能殺盡?”【30】張溥氣焰之張狂、周延儒應(yīng)付之難度，可以想見。這些都是極為彰顯的事例。其實明代江南官紳平時出處行事類多如此。清初，葉方靄在朱家角鎮(zhèn)，洞庭商人許某出示吳中諸前輩手跡，其中董其昌手書多至百幅，“內(nèi)數(shù)幅則自京所寄書也，皆家常瑣屑受賄請托語”。【31】真憑實據(jù)，所書皆記錄“受賄請托”之事。

在地方，士紳更是出入公門，左右掣肘，對官府和官員施以各種影響。萬歷時，趙南星將鄉(xiāng)官之害稱為天下“四害”之一，謂：“夫吏于土者，不過守令，而鄉(xiāng)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鄉(xiāng)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32】天啟二年(1622)的狀元修撰文震孟，由其《文文肅公日記》所記，可知其致仕在家，自天啟二年五月至天啟六年，幾乎每天忙碌不停，或出外與友朋相聚，討論時局，或接待、訪謁、致書地方官員，日記中時有“往謁撫臺”、“報謁撫公”、“報訪二署邑”、“訪太尊”、“撫臺來”、“撫公來”、“按臺來”、“劉學師來”、“訪郡尊及吳縣公”、“往晤撫按道府”等記錄，【33】差不多所有地方官員均與其有往來。文震孟的事例，形象地說明江南官紳無論在朝在野，中央行政、廟堂大事，地方事務(wù)，都是他們時刻所系念的。崇禎時，松江地方文獻則稱：“緹帙之變，初鄉(xiāng)大夫諸生與郡縣交際絕少，近輒用冊葉、錦屏，冊詩則倩代作，以士大夫署名，或有摹石刻棗裝為墨帖者，計潤計工，率倍收之。一錦屏不下百人，而裝池之費，每計數(shù)十金，主者遍索授紀綱，紀綱因而為利，且藉此阿上官。遂有亡行者，身犯大垢，甘與金木為伍而不悔?！薄?4】崇禎初年當祁彪佳出任蘇松巡按時，同樣是那個復(fù)社領(lǐng)袖張溥，前往謁見，即“袖出一揭。乃蘇州各屬者，云系名士”，要求予以照應(yīng)，紳士吳偉業(yè)、賀王盛、賀鼎、徐憲卿、陸獻明、朱大烈、朱大治、莫儼皋、范允臨、沈彥威、蔣鐄、李逢申、趙士履、姜云龍、李世祺、張肇林、談自省、施元征以及難以記憶者，都紛紛前往謁見請托，【35】演出了一幕幕生動的人情戲。
請托之風如此熾烈，出面關(guān)說者如此位高爵顯，地方官員自然難以施展手腳。以致有位知府將士夫干請之書與山人詩卷、僧徒募緣之冊合稱為吳下“三厭”。【36】所以崇禎十五年劉宗周憤憤地說：“江南冠蓋輻輳之地，無一事無衿紳孝廉把持，無一時無衿紳孝廉囑托，有司惟力是視，有錢者生。且亦有釁起瑣褻，而兩造動至費不貲以乞居間之牘，至轉(zhuǎn)輾更番求勝，皆不破家不已。甚之或徑行賄于問官，或假抽豐于鄉(xiāng)客，動盈千百，日新月盛。官府之不法，未有甚于此者也。”【37】清乾隆后期生員顧公燮甚至認為，明后朝的江南鄉(xiāng)紳，“尤重師生年誼，平昔稍有睚眥，即囑撫按訪孥。甚至門下之人，遇有司對簿將刑，豪奴上稟主人呼喚，立即扶出，有司無可如何。其它細事，雖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38】鄉(xiāng)宦眼中并無官府，竟視公堂如私室，勢焰十分囂張。因此，所謂士論民心，實皆士論而已，鄉(xiāng)紳之見而已。明后期的江南地方政權(quán)，一定程度上是操在這些有財有勢的鄉(xiāng)紳之手的。

涉及地方利益時，各地縉紳更與生員結(jié)成蠻橫勢力，干預(yù)地方官府行政。萬歷時期嘉興府嘉善縣的爭田鼓噪事囧件，可稱最典型事例。明代嘉興一府，各縣之間田地互相錯壤，即戶籍在此縣而田在他縣，尤以嘉善與嘉興和秀水兩縣之間最為突出。萬歷年間，三縣為交賦稅而長期形成矛盾，到萬歷末年，延續(xù)30年未解的爭田發(fā)展成鼓噪事囧件。萬歷四十四年，三縣知縣會勘田糧，四月二十六日，嘉善鄉(xiāng)宦五人到府衙，知府以查冊丈田之說與之辯論，鄉(xiāng)宦堅持依據(jù)嘉善之虧冊抽丈嘉善之虧田。二十八日，知府邀集三縣鄉(xiāng)紳在城隍廟集中，反復(fù)申明前說，令三縣會議具稿，傳示三縣鄉(xiāng)紳次第書押，只有莊鄉(xiāng)宦不肯書押，漏下三鼓，各人散去，抽丈之議格而不行。五月初三日，嘉善錢鄉(xiāng)宦再次到府城，邀同吳知縣議事，并送上公述公書一紙，稱田不宜丈，冊不宜查。五月初六日，嘉善生員四五十人、豪民三四百人，先至知府衙堂喊冤，后到嘉湖兵巡道叫嚷，各級官員反復(fù)曉諭，詬誶如故，甚至打傷旗鼓手，打壞鄉(xiāng)宦門庭桌椅。初八日，嘉善沿街遍貼傳帖，聲稱道府聽信叛賊岳元聲，本縣當圖大舉，先接吳知縣歸縣等。此次爭田鼓噪事囧件，兵巡道僉事王重岱形容其“篾視法紀”的嚴重程度“恐夷虜不是過”，嘉興知府則稱其“兇橫暴戾，無復(fù)子民之分”，“猖獗之勢成，屑越紀綱，決裂名分，真宇內(nèi)異變”，以致提出辭職。在此事囧件中，嘉善鄉(xiāng)宦和生員的囂張氣焰，堅持地方利益不依不饒，一再要挾府縣衙門，豪橫把持，目中了無法紀和官府之尊，使得嘉善知縣和嘉興知府先后提出辭呈?！?9】這個爭田鼓噪事囧件，其實質(zhì)，誠如廖心一所說，“是兩個鄉(xiāng)紳集團的斗爭”，【40】充分反映了鄉(xiāng)紳濃重的地方利益行為。

三是侵奪小民產(chǎn)業(yè)，橫行不法。江南縉紳仗勢欺人，指使、縱容家人子弟奴仆侵奪田產(chǎn)，弱肉強食，刁鉆殘暴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而又隱漏納稅田畝，將應(yīng)納賦稅千方百計轉(zhuǎn)嫁到小民頭上。按照松江鄉(xiāng)紳何良俊的說法，江南人直到憲宗成化朝時尚未積聚，自武宗正德朝開始，“諸公竟營產(chǎn)謀利。一時如宋大參愷、蘇御史恩、蔣主事凱、陶員外驥、吳主事哲，皆積至十余萬”，后來則一中進士之后，“而日逐奔走于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處有莊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生息若干；或某人為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礙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干，則欣欣喜見于面”。【41】而到嘉靖時，“競以求富為務(wù)，書生惟藉進身為殖生階梯”，“吳中縉紳士夫多以貨殖為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興販鹽酤，其術(shù)倍克于齊民”?！?2】到隆慶時，巡按直隸御史董堯封奏，查出蘇松常鎮(zhèn)四府投詭田1595470畝，花分田3315560畝。【43】萬歷中期，常熟知縣譚昌言說：“吳中士大夫田連阡陌，受請寄，避徭役，貽累閭里，身歿而子孫為流庸者多矣?！薄?4】以致萬歷中期華亭人范濂說，當時縉紳，“營營逐利，雖有陶朱猗頓之富，日事干請，如饑犬乞憐”?！?5】清乾隆時常州人趙翼說：“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xiāng)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薄?6】如常熟徐風竹，官至工部尚書，其孫蔭為部郎，“居鄉(xiāng)恣橫不法甚”，被縣官逮治?！?7】如淮揚巡撫太倉凌云翼，“家居驕縱，給事、御史連章劾之”?！?8】這些人的居鄉(xiāng)不法行徑，較之那些勢力更為顯赫的縉紳的巧取豪奪，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如嘉靖末年的內(nèi)閣首輔華亭人徐階，“子弟家奴暴橫閭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應(yīng)天巡撫海瑞與蘇州兵備道蔡國熙勒令徐階退田。二人反被徐階先后以勢以金唆使給事中劾論去職。以致時人感慨道：“此一事也，見方正之難容焉，見法紀之澌滅焉，見家居之罷相能逐朝廷之風憲焉，見瑣闥之言官甘為私門之鷹犬焉?！薄?9】又如南京禮部尚書華亭人董其昌，三個兒子“素不加檢束，而仲尤甚。有干仆陳明父子，更倚勢煽虐，鄉(xiāng)里側(cè)目久矣”?！?0】更有甚者，如無錫秦梁之子秦燈，與太倉王世貞之子王士驌、華亭喬敬懋之子喬相，自負貴介，挖空心思，詐人錢財，“或與百金，或數(shù)十金，不則目懾之曰：‘爾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筆剿汝矣’”【51】宜興周延儒為大學士，陳于泰為翰林，二家子弟暴橫鄉(xiāng)里，民眾至發(fā)掘周家祖墓，焚燒陳氏兄弟宅第。
這批鄉(xiāng)宦惡少，兇神惡煞，實乃社會惡勢力?？N紳侵奪田產(chǎn)最常見的手法是逼迫勒令小民投獻，有的投獻雖出于自愿，但都是縉紳豪橫欺隱的結(jié)果。徐階、董份、申時行、董其昌等縉紳占有的動輒數(shù)萬畝、數(shù)十萬畝膏腴田產(chǎn)，就是不擇手段從小民那里劫奪過去的。明后期江南土地兼并形成高峰，也正是這些豪紳顯宦巧取豪奪的結(jié)果。

四是肆意奴役鄉(xiāng)民?？N紳賤視鄉(xiāng)間小民，頤指氣使，任意役使，“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xiāng)人，而磚甓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后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X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筑，其磚亦多取自舊冢中’無足怪者?！薄?2】可見縉紳自家中瑣事至興筑工程，隨意役使鄉(xiāng)民已成習慣。

五是接受投獻，蓄奴成風。明代仕宦享有蓄奴特權(quán)，他們更濫用這種特權(quán)，遠超法律規(guī)定大肆蓄養(yǎng)奴仆。華亭人范濂稱，“自鄉(xiāng)宦年久官尊，則三族之田悉人書冊……故一官名下，有欠白銀一千余者”?！?3】顧炎武論到江南士大夫蓄養(yǎng)奴仆之風時，又說：“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原注：……今吳中士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薄?4】徐階、董份、董其昌家，投靠家奴皆達上千。所投靠者，表面上出于自愿，多半?yún)s是因為縉紳大戶獨多，享受優(yōu)免特權(quán)，繁重的賦役負擔全部落在小民頭上，小民出于無奈而不得不投靠勢家以求庇護。如董其昌就是“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55】董其昌宅第被鄉(xiāng)民焚毀，家財被掠。明清鼎革之際太倉、上海、嘉定、昆山、石門、金壇、溧陽廣及蘇松常嘉四府之地紛紛發(fā)生奴變，索契殺主，實在是縉紳地主長期作威作福的結(jié)果，咎由自取。明末江南奴變最為激烈，與當?shù)睾篱T最為集中、蓄奴風氣最盛、馭下最為苛酷是有著必然聯(lián)系的。個別豪奴恃仗主人勢力，成為主人鷹犬，為非作歹，為所欲為。如宜興縣民周文攘、張瑞、劉寧、蔣美、胡成，都是本縣鄉(xiāng)官陳一教的義男；張鳳池、樊士章、張成等，都是鄉(xiāng)宦徐廷錫的義男。他們“倚藉主勢，收租勒索贈耗，放債逼寫子女田房，各卻蔽主釀禍，造孽多端”，【56】劣跡斑斑。事實上，不少豪強巨紳的萬貫家財，正是靠這些家人義男從細民處掠奪勒逼來的。

六是奢侈淫佚，醉生夢死。江南縉紳，宦囊既豐，又兼營市利，鯨吞小民脂膏，百般役使細民弱戶，積累起了巨額財富。身處繁華之鄉(xiāng)，又見過世面，因而講排場，擺闊氣，蓄優(yōu)童，擁麗姬，精賭術(shù)，已屬尋常，甚者荒淫糜爛，追求畸形生活方式，了無讀書人仕人的氣味。如無錫俞憲，與談愷、安如山、秦瀚、王瑛五位鄉(xiāng)宦結(jié)成五老會，“樓船、鼓吹、園池、聲妓、服玩，使令之麗，甲于江南”，成天“沉酣聲色，廣取艷妓妖童”。秦瀚交結(jié)嚴世蕃，“極多奇味”。俞憲與安如山“皆有龍陽癖，既富且貴，以重資購得者，不可勝計”。如山孫紹芳也“大有祖癖”。【57】明后期各地士人多好此風，而以江南為甚。所以人稱“今吳俗此風尤盛，甚至有開鋪者”。【58】沈德符記時人風尚謂：“得志士人致孌童為廝役，鐘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漸染于中原。乃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傳游壻愛寵，女伴中相夸相謔，以為佳事，獨北妓中尚有不深嗜者?！薄?9】

明后期的江南縉紳，以飲宴妓唱為樂事。如南京大手筆顧磷晚年家居，“喜設(shè)客，每張宴，必用教坊樂工以弦索佐觴，最喜小樂工楊彬，常詫客曰蔣南泠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也”?！?0】如萬歷時御史蘇州人錢岱，家居蓄養(yǎng)女優(yōu)13人，女教師2人，“第宅之廣，姬妾之多，衣食供養(yǎng)之華且靡也，人人共見為富貴逸樂”，“優(yōu)游林下數(shù)十年，聲色自娛”?！?1】整個江南士夫事實上常常沉浸在絲竹色場中。以致明人沈德符說：“吳中縉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坐命技，即老優(yōu)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此習尚所成，亦猶秦晉諸公多嫻騎射耳。”【62】縉紳居鄉(xiāng)放蕩，使得江南奢糜之風日甚一日。華亭人范濂說：“嘉隆以來豪門貴室，導(dǎo)奢導(dǎo)淫，博帶儒冠，長奸長傲，日有奇聞疊出，歲多新事百端?！薄?3】無錫人尤伯升也說：“吾邑本尚儉，始奢于馮龍泉、顧東巖，至嘉靖中，俞、談諸老爭以奢侈柑尚，而風俗益靡矣?！薄?4】湖州人李樂則說，風俗之陋，“作俑于大宦家”。【65】說到底，哪里縉紳多，哪里風俗就奢，可以說，江南風俗奢糜，正是由縉紳們一手導(dǎo)演出來的，其程度也正與縉紳勢力的興盛一致。

二、清初懲戒士紳之大案要案  

人清之后，江南士人仍然沿襲明末舊習，結(jié)社盟誓，大舉文會。時人稱：“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jié)為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其最盛者，東越則甬上，三吳則松陵……松陵為東南舟車之都會，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66】蘇州有同聲社、慎交社、遙通社，吳江有驚隱社，婁東有端社、起韓、綠斐堂、七錄齋，浙西有澹鳴社、萍社、彝社、介社、觀社、廣敬社、澄社、經(jīng)社等，“吳浙之間，各有部署……每社各數(shù)十人，以為倡和，推之各邑，無不皆然”?！?7】無錫有云門社，“名動遠邇”。【68】吳越之間的文社還互相聯(lián)絡(luò)，互為聲勢。越中文社名士百余人，以駱復(fù)旦為領(lǐng)袖，“嘗率越士赴十郡大會，連舟數(shù)百艘，集嘉興之南湖”，與太倉吳偉業(yè)，長洲宋德宜等數(shù)十名士酬唱?！?9】時人將當時的文社與明末文社比較，謂：“明季時，文社行，于是人間投刺，無不稱社弟。本朝始建，盟會盛行，人間投刺，無不稱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張為氣勢者，縉紳躡屐問訊，亦無不以盟弟自附，而狂瀾真不可挽?！薄?0】似乎惡俗甚于明末。順治十年(1653)，與明崇禎六年一樣，江南十府大社在虎丘大會?？滴跏陱埪南檎f：“今者，禍亂已極，一時人士不能懲創(chuàng)既往，力圖厥新，顧乃踵其失而加甚焉?！薄?1】結(jié)社風習直到康熙初年一如明舊。生員則仍然以撥弄是非為能事，熱衷于代人打官司。顧公燮謂：“康熙年間，男子聯(lián)姻，如貧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糾集打降，徑入女家搶親。其女必婿親扶上轎，仍以鼓樂迎歸成親，次日杯酒釋歡。又訐訟者，兩造各有生員具公呈，聽審之日，又各有打降保護。故曰打降之降乃行，非降下。善拳勇者為首，少年無賴，屬其部下，聞呼即至，如開行一般，謂之打行。今功令森嚴，此風不興矣。”【72】士紳劫奪小民弱肉強食，拖欠逃避賦稅如故，以致稅糧逋欠多達上千萬石。

清廷為穩(wěn)定在江南的統(tǒng)治，采取一系列極端措施整治士心，嚴懲偷漏賦稅行為。舉其要者，前后約有三大案。

一是哭廟案。順治十六年，朱國治就任江寧巡撫，索饋苛征，興起奏銷錢糧大案。新任吳縣令任維初，“開大竹片數(shù)十，浸以溺，示人曰：‘功令森嚴，錢糧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矅n不完者日日候比，不必以三六九為期也”。【73】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一日，正是錢糧奏銷綦嚴之時，世祖駕崩哀詔至蘇，府衙設(shè)靈堂，巡撫、巡按率領(lǐng)屬官鄉(xiāng)紳哭臨三日。初四日，生員丁紫洄從府學教授程蒼翼處領(lǐng)得文廟鑰匙，生員倪用賓等到廟號哭，薛爾張作文，隨而從至者生員百余人，鳴鐘擊鼓，又至府堂，乘撫按皆在時，跪進揭帖，控訴任縣令濫用非刑，預(yù)征課稅之貪酷狀，相從而至者，更多達千人。巡撫大驚，下令左右逮治鬧事者，11人被擒。當時正好金壇有叛案，鄭成功北伐清軍失利于鎮(zhèn)江，朱國治乃上奏窮治。清廷派侍郎葉尼等四人鞫治，朱國治上疏紳衿抗糧，四出抄掠，貨賄器用，劫掠一空。有人同情被逮諸生，也被波及逮系，增至18人，俱著處斬，家產(chǎn)籍沒。這就是駭人聽聞的“枉法坑儒十八人”之哭廟大案?！?4】哭廟案與錢糧奏銷案攪在一起，成為收拾江南士紳的開端。

二是錢糧奏銷案。關(guān)于奏銷案，當時人大多將其歸為江寧巡撫朱國治的暴政，說朱“因見協(xié)餉不前，創(chuàng)為紳欠，衿欠之法”，【75】或說“撫臣更立奏銷法”?！?6】近人孟森先生和今人何齡修先生先后有文論述?！?7】孟先生認為，當時江寧巡撫朱國治，因鄭成功兵人沿江列府，意所不懌，于是以逆案為名，任情荼毒江南士紳。孟先生又說：“整理賦稅，原屬官吏職權(quán)，特當時以故明海上之師，積怒于南方人心之未盡帖服，假大獄以示囧威，又牽連逆案以成獄?！焙锡g修先生在孟先生持論的基礎(chǔ)上，引述實錄所收上諭，專文考察浙江奏銷案，認為錢糧奏銷新例實際上是全國奉行的條例。兩人的研究，無疑均是符合史實的不易之論。結(jié)合興案者朱國治、上海人葉夢珠據(jù)當時蘇松常道奏文所述、華亭人董含所述和后來的昭褳所述，朱國治乃因當?shù)丶濕仆锨峰X糧嚴重，視為“抗糧”，出于錢糧考成，又意欲乘機懾服人心，乃釀成奏銷大案。朱國治謂：“吳縣錢糧歷年逋欠，沿成舊例，稍加嚴比，便肆毒螫，若不顯示大法，竊恐諸邑效尤，有司喪氣，催征無心，甘受參罰，茍全所家而已，斷不敢再行追比，攖此惡鋒，以性命為嘗試也?！薄?8】朱國治的奏疏，清晰地供認了他興起奏銷大案的動機。葉夢珠也謂：明末清初蘇松等地錢糧拖欠嚴重，守令往往因積逋罷官，“至順治之季，江寧撫臣朱國治無以支吾，遂歸過于紳衿、衙役。題參議處之令，先行常之無錫，蘇之嘉定，至十八年五月，通行于蘇松常鎮(zhèn)四府及溧陽一縣，所題陳明錢糧拖欠之由補人年終奏銷之例……奏銷一案，據(jù)參四府共欠條銀五萬余兩，黜革紳衿一萬三千余人”。【79】相關(guān)史料記載涉案人數(shù)雖微有區(qū)別，但均在13500余人以上，牽連廣大。葉夢珠和董含的說法，在朝廷的諭旨可以印證。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世祖晏駕，是月二十九日，諭吏部、戶部：“錢糧系軍國急需，經(jīng)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為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積逋，貽累后官；或系官役侵那，借口民欠。
向來拖欠錢糧，有司則參罰停升，知府以上雖有拖欠錢糧未完，仍得升轉(zhuǎn)，以致上官不肯盡力督催，有司怠于征比，枝梧推諉，完解愆期。今后經(jīng)管錢糧各官，不論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體停其升轉(zhuǎn)，必待錢糧完解無欠，方許題請開復(fù)升轉(zhuǎn)。爾等即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內(nèi)拖欠錢糧不完，或應(yīng)革職，或應(yīng)降級處分，確議具奏。如將經(jīng)管錢糧未完之官升轉(zhuǎn)者，拖欠官并該部俱治以作弊之罪?！比鲁跻蝗?，“定直隸各省巡撫以下州縣以上征催錢糧未完分數(shù)處分例”?！?0】順治十八年三月初九日，上諭戶部：“近觀直隸各省錢糧逋欠甚多，征比難完，率由紳衿藐法，抗糧不納，地方官瞻徇情面，不盡法征比。嗣后著各該督撫責論道府州縣各官立行禁飭，嚴加稽察，如仍前抗糧，從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報，該督撫嚴察，一并題參重處。”【81】細繹皇帝上述兩則上諭，參閱清初人和地方官的記載，利用孟、何二位的研究，可知順治十七年，江寧巡撫朱國治有鑒于明末以來江南錢糧拖欠的現(xiàn)實，面對清廷足額征收田糧的要求，利用鄭成功北伐進軍江南的機會，以“拖欠錢糧致誤軍需”事由條奏，嚴懲江南士紳的錢糧逋欠行為。清廷接受朱國治的奏請，戶部題有定例，在順治十八年頒發(fā)上諭，要求全國各地如江南一樣奉行查處。在前后過程中，江南因為賦稅定額最重，拖欠數(shù)量最多，紳衿人數(shù)又眾，足額征稅，既能滿足官員錢糧考成，同時又能摧折士氣，威懾人心，朱國治更特別殘暴，實行時又搞擴大化，大事株連，遂釀成褫革蘇松常鎮(zhèn)四府及江寧府溧陽一縣紳衿13500余人之錢糧奏銷案?！?2】

江南奏銷案，征收田糧之嚴，史所罕見。“凡紳衿欠糧者，無論多寡，一概奏請褫革，名曰奏銷”?！?3】葉方靄的事例最為人樂道，即盛傳“探花不值一文錢”的昆山人葉方靄，因拖錢錢糧一厘(合錢一文)而被褫革一甲探花功名，【84】認為他確實因欠一文稅糧而遭黜革。實際上，依據(jù)葉方靄后來的申訴，他家應(yīng)稅官田329畝，計稅銀44兩4錢6分零，順治十七年分實完稅兩已有46兩1錢5分5厘，并有完銀印票為證，不但未曾拖欠，反而多交了銀1兩6錢多，只因奸書徐寧宇朦開他家欠銀一厘，是以被誣懲處?！?5】多交了錢糧，只要誣稱拖欠，就被涉案，而且不問青紅皂白，即予黜革，可見實行之嚴酷。

清廷在江南改變前明做法，足額督征田賦錢糧，嚴懲拖欠錢糧的士紳，既制定條例，推向全國，江南地方官更切實實行。也就是說，嚴懲拖欠錢糧，雖以奏銷案為最大焦點，而并未從此結(jié)束。順治十八年十月，韓世琦繼任江寧巡撫。據(jù)他題奏，“履任后，即將所屬江寧蘇松常鎮(zhèn)五府順治十八年分未完錢糧嚴督催征，仍一面將紳衿三戶有無掛欠責令各道府確查，造冊遵例奏銷”，據(jù)呈報全完后，“猶恐各州縣官徇庇不實，又經(jīng)駁核，復(fù)據(jù)呈送各州縣紳衿衙役全完印結(jié)前來”?！?6】奏銷案后，江南地方官切實遵照諭旨，嚴督催征錢糧?？滴醵迥?，趙士麟任江蘇巡撫時，“用法嚴峻，意在鋤強去暴。一時勢惡土豪，剪除殆盡”?！?7】直到康熙中后期，由江蘇巡撫宋犖所奏可知，地方官每至奏銷年限，“非不加意嚴催，以期賦完餉?！保驗榻咸K松常鎮(zhèn)財賦重地，歲征銀米特多，力難全完，以致“經(jīng)征經(jīng)督各官降調(diào)接踵”?！?8】奏銷案后，官府嚴格催征錢糧，長期力行不輟。

三是雍正時清查虧空錢糧案。順治末年奏銷案和哭廟案是利用賦稅錢糧打擊江南士紳的第一輪，第二輪即是雍正時清查虧空錢糧案。清查虧空并不限于江南，但江南拖欠錢糧最多，清查虧空影響也大?？滴鹾笃?，錢糧征收似乎較前稍為寬松，錢糧拖欠也就日益嚴重起來。江南數(shù)府，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錢糧積欠多達一千余萬兩。雍正五年(1727)，朝廷派遣戶部侍郎彭維新赴江蘇清查。彭在兩江總督尹繼善等人配合下，只查拖欠，不管催征，“悉心查察，--得實，俾官侵不混入吏蝕，吏蝕不混人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吏蝕”?！?9】其做法原來與順治末年相似，“逮捕追比無虛日”，【90】后來似乎稍為寬松，將官侵吏蝕和實系民欠區(qū)別對待，并“不妄戮一人”，【91】不事株累，查出“官侵吏蝕四百七十二萬余，民欠五百三十九萬余”?！?2】實際逋欠在民的錢糧，比例還是高過官侵吏蝕，說明當時江南士紳對如期足額完納錢糧又有所松弛，當然也說明江南的賦稅定額確實高出了能夠承受的能力，以致在雍正、乾隆年間朝廷兩次減低蘇松兩府賦稅征收定額。

雍正初年大規(guī)模清查積欠錢糧后，江南士紳才進一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更加遵守法度，率先輸納。乾隆十一年，江蘇巡撫陳大受奏報說：“但江蘇錢糧，從前舊欠最多。自雍正年間清查之后，積弊已除?！薄?3】乾隆十二年，皇帝上諭：“從前各處鄉(xiāng)紳，侍勢武斷，凌虐桑梓，欺侮鄰民，大為地方之害。及雍正年間加意整飭，嚴行禁止，各紳士始知遵守法度，循分自愛，不敢稍涉外事?！薄?4】次年，署理兩江總督策楞上奏說：“臣等伏查，江蘇各屬，財賦甲于天下，而錢糧積欠亦甚于他省。其間役侵民欠，弊竇多端。自雍正年間奉旨清查之后，奸胥玩戶，始知儆惕，侵欠之風，得以少息?！薄?5】乾隆十四年，兩江總督黃廷桂也認為，當時“紳衿大戶，查現(xiàn)登仕籍者，無不遵奉功令，率先輸納，惟有名列衿監(jiān)及捐職家居之輩，恃有護符，專以抗延為能事”?！?6】乾隆后期的蘇州生員顧公燮也認為，江南紳衿勢焰囂張，至康熙時仍沿此陋習，“迨我世宗憲皇帝整綱飭紀，一洗從前積習，紳衿皆知斂跡。非公不至，絕無坐大轎者矣”。【97】種種說法表明，在順治末年錢糧奏銷案特別是雍正年間的錢糧清查后，江南士紳雖然仍有人不知約束，但較之以前，及時完納錢糧的情形大為好轉(zhuǎn)。

 

 

三、清前期江南士風之轉(zhuǎn)變

隨著政局漸趨穩(wěn)定，江南地方官對士人的打擊接二連三，輔之以禁革文社和整頓風習之舉，【98】明末以來長期受到抑制的官氣逐漸鴟張，士紳張揚之氣迅速低落。持續(xù)不斷的三大案，對江南士紳人身、錢財以致心理上的打擊極為嚴重，加以明史案等文字獄案，嚴禁結(jié)社和懲戒朋黨等措施，以及清廷對江南士大夫在打擊的同時，又百般籠絡(luò)、恩寵、眷顧和優(yōu)厚，因此江南士人不獨足額交納賦稅的意識較前明確，而且從意志、心態(tài)到行為各個方面，較之以前有了根本的轉(zhuǎn)變。具體說來，約有數(shù)端：

一是奏銷等案使江南士紳紛紛放棄土田從而改變地權(quán)所有。江南田賦本重，官員錢糧考成嚴厲，征賦銖錙必較，官府小題大作，逃賦漏稅必遭嚴懲，因而整個江南以田為累。談遷說：“今江南溫室，或不能飽其孥，罄宅殫田，鬻子女而填囹圄，指不勝數(shù)也。蘇、松、嘉、湖，夙號腴畝，價逾十金，近委以與人，不得下直。哀哀生民，始困于明季，劇于今日。”【99】褚人獲說：“沈啟南(周)詠田字云：‘昔日田為富字足，今日田為累字頭。拖下腳時成甲首，申出頭來不自由。田安心上長思想，田在心中慮不休。當初只望田為福，誰料田多疊疊愁?！滴醭酰瑓侵刑锂a(chǎn)，皆應(yīng)其言?！薄?00】黃與堅說：“故自早征之法嚴行以來，民無不破家離屬，以田為禍本，而亟亟以去之。夫田，民之所以為安也，盡力以取之，使之輕于去其田，而害將何所底?！眹嵐普J為，奏銷案后，“富人往往以田為累，委契于路，伺行人拾取，遽呼之曰：‘田已屬爾，我無與矣’”。在松江，“國初曹冷民，幼苦踐更，田畝悉書白券與人。李復(fù)興令婁，冷民作詩并書授之，宛然鄭監(jiān)門圖也。及詳定均賦，乃悉取田籍焚之，曰：‘令子孫勿作汶陽想耳?！薄?02】“鄉(xiāng)農(nóng)以田為命，故尺寸動必相爭，然亦各有其時。長老云：‘自萬歷中年，嘉邑折漕，歲復(fù)屢稔，田價驟貴。至崇禎大祲，甚有以空契與人而不受，或遺之地，行者拾之，遂向追取糧餉。國朝順治年間，棉花倍收，花價又昂，田之棄于人者，無不翻贖，動至結(jié)訟。及康熙初，災(zāi)鋟連年，邑令比糧嚴酷，昔所買之田，不索直而還之，其人猶不受?！薄?03】后人追溯當日情形也謂：“故當日多棄田而逃者，以得脫為樂，賦稅之慘，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薄?04】在浙江桐鄉(xiāng)縣，“桐邑瘠薄，近來紳士之產(chǎn)耗廢甚多，半為上農(nóng)所得，半為市儈所有，所以佃戶益恣橫無忌”?！?05】

如武進入邵長蘅，奏銷案被黜生員功名，心有余悸，荒不擇路，急忙將祖遺田產(chǎn)送人。其《青門簏稿·與楊靜山表兄第二書》謂：“先人貽薄田八百余畝，一月間為某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只白送與人耳。昨陳生來，辱垂諭：‘士君子制行不可好奇，恒產(chǎn)不可無?！抢铣芍腋婺嘲驳寐劥搜?顧某之為此，亦自有說。私念先府君、孺人與某極遲，又獨子，奇愛之。稍長略讀書識字，亦望稍有樹立。橫遭廢斥，此事便已。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荼凝脂，縣令如乳虎，隸卒如猁犬，書生以逋賦笞辱，都成常事。某實不忍以父母遺軀受縣卒擠曳人訟庭，僥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出此，為紓禍計耳。然緣此得家累漸輕，故吾亡恙。罌有十粟之儲，家無打門之吏，菜羹啜水，讀書自娛，亦未必非息黔補劓之道也。緣雪兄長愛我之切，敢視縷奉聞?！庇秩缟虾！靶聢鰞ΧΨ?，有田三千畝，以欠糧監(jiān)比；陸方中，田有數(shù)千，棄家遠遁。類此指不勝屈。時有以田為累，畝值銀四五錢。尚無售者”?！?06】清代前期江南殊少明代后期那種田產(chǎn)跨州連縣的大地主，當與此錢糧奏銷大案后的地產(chǎn)所有權(quán)轉(zhuǎn)移大有關(guān)系。

二是錢糧奏銷和清查慘痛的教訓(xùn)，使得江南縉紳以早完國課為第一要義?？滴蹙拍?，太倉王時敏家叔侄同登兩榜，王時敏“營魂回駭，夢寐不安”，以敬畏之心寫下家訓(xùn)，其中有：“早完國課。方今田賦功令最急，茍有逋懸，禍亦最重，此天下皆然，而江南為甚。吾家清白之遺，家無長物，各房析箸時，惟分授田畝，貽之以累。當此春月開征，先期賠墊，鬻田路絕，無貸無門，且頭緒多端，以赤手四應(yīng)，剜肉醫(yī)瘡，良為劇苦。然既有田在籍，雖膏枯髓竭。催科自難寬免，輸將豈容暫延。宜主人與管數(shù)家人時刻提心在口，殫思慮以籌畫，焦唇舌以督催，捃拾經(jīng)營，陸續(xù)投納。完過隨索印票總冊，照數(shù)填明，庶可杜移易飛灑之弊。乃家人輩往往吝惜小費，圖逸目前，事急則張皇失措，稍緩便不復(fù)經(jīng)心，惟以遮掩欠數(shù)那延時日為能事，主人亦以窘困莫支暫圖休息，姑且聽之。不知完糧究不可遲，積累愈增繁重，譬如養(yǎng)癰，終必潰敗，所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謀身適以自戕，即至愚所不為也。惟是新舊相仍，追比殆無虛日，無可搜索枝梧。田租雖微，猶必少藉牽補，決宜于秋成之后，計取所人，銖積寸累，盡以輸官。而家中日用，人事應(yīng)酬，凡百務(wù)從節(jié)嗇，切勿輕以租人用散，則雖簞食瓢飲，衣穿履決，而身心輕快，魂夢俱安，較之日夕驚憂者，所得孰多!使不然，而秋冬所人，隨手用盡，一人新年，枵然赤立，數(shù)月間征比追呼，為期甚遠，粉骨難支，必至敗壞，不可收拾矣，可不為深慮乎?且有田供賦，固臣民通義，毋容逋緩，況吾家新登甲第，列在縉紳，而下同頑戶觀聽，亦甚不便。眉公先生曰‘士大夫居鄉(xiāng)，以早完國課為第一義’，誠為至言，所當時刻書紳，雖力有不及，而心竊自勉者也?！薄?07】王時敏此番語重心長之言，將江南士人經(jīng)受奏銷案打擊后的恐懼惕息心理描摹得極為形象透徹，最具典型意義。葉夢珠也總結(jié)道：“自是而后，官乘大創(chuàng)之，十年并征，人當風鶴之余，輸將恐后，變產(chǎn)莫售，黠術(shù)□□?；蛞蝗斩鴳?yīng)數(shù)限，或一人而對數(shù)官，應(yīng)在此而失在彼，押吏勢同狼虎，士子不異俘囚……故當日多棄田而逃者，以得脫為樂，賦稅之慘，未有甚于此時者也。”【108】地方文獻至于總結(jié)其情形道：“富厚之家踴躍急公，輸將恐后?！薄?09】這種情形，在明后期是根本看不到的。

三是三大案的摧折使江南士人內(nèi)斂自檢，以足不入公門不與外事為自處準則。地方文獻稱：經(jīng)過奏銷案的打擊，江南士紳“半歸廢斥，大都以名義自處，雖登兩榜、官禁林者，卒安貧困守?；虺鋈胪讲?，不自矜炫”。其地位也較明代一落千丈，所謂“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見紳士無所畏避，因凌轢之，紳士亦僥首焉。又風俗之一變也”?！?10】松江一府，原來兩榜鄉(xiāng)紳，出入必乘大轎，前呼后擁，“今則縉紳、舉、貢，概用肩輿，士子暑不張蓋，雨則自擎”，【111】頗知約束?！翱滴跻詠?，科第甚盛，士大夫當官多清正自守，居鄉(xiāng)不事干謁，屏衣服輿從之飾，引掖后進，唯恐不及”，【112】出現(xiàn)了迥然不同于明代的景象。士人不但不敢干預(yù)地方行政，或者交結(jié)宮府，反以不涉公門自勵。蘇州一地，同樣如此。地方文獻稱：“明季士大夫好持清議，敦氣節(jié)，重名義，善善同清，惡惡同濁，有東漢黨錮諸賢之風，其小人亦慷慨慕義，公正發(fā)憤，然或時捍法網(wǎng)。本朝初載，遺風猶存，近數(shù)十年來縉紳先生杜門埽軌，兢兢自守，與地方官吏不輕通謁，或間相見，備賓主之禮以去。學宮士子多讀書自好，鮮履訟庭?！薄?13】前后情形迥異。士人個體，也自我約束，循規(guī)蹈矩。順治進士蘇州人顧予咸，任過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因哭廟案差點被絞，奉旨復(fù)官，“尋人以奏銷案，竟落職”，自是居鄉(xiāng)，“風采益厲，忌者亦遂莫能難也。既罷官，無所施設(shè)，惟以行己矜式于鄉(xiāng)”?！?14】翰林學士吳縣人汪琬奏銷案時奪二官，后休假鄉(xiāng)居，閉戶著述，不交世事，有居鄉(xiāng)清正之譽。奏銷案中降調(diào)的探花昆山人葉方藹，清操夙著，據(jù)說家無余財，告老歸鄉(xiāng)時，有人誣告他居鄉(xiāng)不法，康熙帝讓江蘇巡撫復(fù)核，巡撫以鄉(xiāng)評之實奏告，確實如皇帝對他的印象鄉(xiāng)評甚好。乾隆進士蘇州人吳云，官至山東彰德知府，退官后里居不與外事。錢塘人大學士梁詩正之子、本身仕至侍讀學士的大書法家梁同書，名德日盛，地方大吏就任必定謁見他，他則“一報謝而止，終未嘗有所干請”，自奉十分節(jié)儉，據(jù)說裘葛無備套，帽子數(shù)十年不換，“出行市，人往往環(huán)視匿笑”?！?15】經(jīng)過歷次打擊，士氣低沉，而官府的威嚴得到重塑。翰林學士韓英就曾論道：“自鄉(xiāng)先生之氣不伸而清議不立，大小吏益無所畏憚而治日壞?！薄?16】官府也名義上與鄉(xiāng)紳保持距離，不相交往，“遂有鄉(xiāng)紳與現(xiàn)任官不許接見之禁。上自督撫，下逮郡邑，皆不相聞問。所與造膝咨訪者，不過奸胥賤隸而已”?！?17】清前期，一改明末的官弱紳強而為官強紳弱。概而言之，清代前期江南士紳整體而言在地方官府的影響已極為有限。這就導(dǎo)致清代與明代江南士紳對地方事務(wù)特別是地方政治完全不一樣的態(tài)度和結(jié)果，江南士紳的力量到中期后才有所抬頭。明后期以來一直興盛的結(jié)社講學之風也戛然而止。哭廟大案后，人稱“講學之社，自是絕矣”?！?18】

四是在經(jīng)歷一系列大案、要案，包括江南、浙江奏銷案摧殘后，江浙士風的軟熟化過程加緊發(fā)展，【119】甚至告誡子弟切勿為士?？滴醢四?，歸莊主張戒子弟勿為士：“士之子恒為士，商之子恒為商。嚴氏之先，則士商相雜，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然吾為舜工計，宜專力于商，而戒子弟勿為士。蓋今之世，士之賤也甚矣，自京朝官外吏以至諸生，陷之以升頭逋賦，輒禁錮；鄉(xiāng)會試中式之士，久滯不選，而投誠者輒得官，薦紳制于賤隸，兩榜不如盜賊，今日為士之效如此，尚欲令子弟磨墨吮毫，作經(jīng)義策論干進之具，以為硯羞，此乃善用先生之傳器者也。”【120】不少士人轉(zhuǎn)而消極灰心，放棄科舉道路，那些劫后得保余生的人大都隱居或教書終身就是明證?！?21】
五是清廷打擊、約束與籠絡(luò)、眷顧兩手的交替運用，使得不少士子人生進取目標發(fā)生轉(zhuǎn)向。清初蘇州地方文獻標榜：“吳郡人文自有制科以來，名公鉅儒先后飚起，皆崇尚正學，言坊行表，為后進倡率，士子讀書談道，喜為標榜重譽而矜節(jié)，時秉先正之遺規(guī)焉?！薄?22】“重譽而矜節(jié)”之淳厚風氣，自然起始于清初江南士子屢受打擊之后。

松江人董含，出身世家，順治十八年二甲進士，時年三十六歲，旋以江南奏銷案被黜，放歸田里，“自以盛年見廢清時，既已嘿不自得，而其家徒四壁立。于是益修無僇，幽憂詫傺，酒酣以往，悲歌慷慨，遇夫高山廣谷，精藍名梵，喬松嘉卉，草蟲沙鳥，凡可以解其郁陶者，莫不有詩”。【123】從此官場少了一個顯宦，而詩壇多了一個行家。其弟董俞，已為舉人，以逋賦微眚見斥，“于是棄去帖括，究極于風雅正變之故．爰及漢魏，下訖三唐，朝齏暮鹽，蕭然如后門寒唆，而其詩亦閎深涵演，非復(fù)專家小乖所敢望”?！?24】與其兄一樣，改而走上詩藝之路。后來江南文才源源涌出，而只有文壇巨擘專門名家，卻絕少思想大家，追根溯源，無疑與此大有關(guān)系。

江南士人即使如愿以償科第人仕，也大多不敢議論時事，“凡學術(shù)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125】以致平時出入，因為“功令嚴峻，紳士莫敢啟口及時政”。【126】不言時政，則將精力集中在考據(jù)等遠離政治的所謂學問上。現(xiàn)有研究表明，“從事考據(jù)的頂尖人物主要都是來自長江下游核心地帶的科甲之士；有人對180種重要考據(jù)學著作進行了研究，結(jié)果表明差不多有90％的作者是江南人，有92％的作者得過科舉功名，超過一半的人(53％)是進士”。【127】說明江南士人的精力多半耗費在考據(jù)事業(yè)上了，清中期江南考據(jù)成就顯赫，與此背景實有關(guān)系。故清末民初學者劉師培確切地比較清代士人和明代士人截然不同的為學旨趣道：“清代之學迥與明殊，明儒之學用以應(yīng)事，清儒之學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譎；明儒尊而喬，清儒棄而濕。蓋士之樸者，惟知誦習帖括以期弋獲，才智之士憚于文網(wǎng)、迫于饑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汨于無形，加以廉恥道喪，清議蕩然，流俗沈昏，無復(fù)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榮辱，由是儒之名目賤，而所治之學亦異。”【128】按照他的說法，較之明儒不計得失剛直不阿，以經(jīng)世之用為旨歸，清代士人則是明哲保身。以至跡近猥瑣。以官位崇卑為榮辱?？v觀清代江南進士官員的舉止言行，劉師培的描述是相當貼切的，只是清儒廉恥道喪并不始于文網(wǎng)之嚴，早在錢糧奏銷案發(fā)時就發(fā)其端了。

清廷在賦稅錢糧、政治措施等方面的一系列打擊，使得江南士人的行為取向發(fā)生了根本變化。乾隆《長洲縣志》評論道：“吳下士大夫多以廉恥相尚，縉紳之在籍者無不杜門掃軌，著書作文，以勤課子弟為務(wù)，地方官吏非有公事不輕通謁，蓋素所矜惜也然也。士子讀書咸知自好，有終身不履訟庭只字不入公門者。富厚之家踴躍輸將，惟恐后時。此固教化之隆，亦足以覘風俗之厚矣?！薄?29】在籍縉紳矜惜名譽。惟以著書作文為業(yè)，而杜門不出，絕跡公門，這在明后期是難以想象的；士子讀書自好，終身不履公庭只字不入公門，也只有在清前期才能看到；富厚之家交納賦稅惟恐后時，當然只是奏銷案后的現(xiàn)象。該志客觀敘述了江南士人迥異前代的風貌，而顯然有意掩隱了其前提背景。

江南士人保守本分的同時，等而下之者，更喪失了應(yīng)有的風骨節(jié)操，成為政治和官員之附從，隨形逐影?？迯R案、奏銷案后，董含總結(jié)當時士習道：“邇來士大夫日賤，官長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禮獻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輩風氣愈盛，視為當然，彼此效尤，恬不為怪?！薄?30】官長地位日崇，士子地位日卑，奔競請托之風必然興盛。葉夢珠描述松江士風前后變化道：“吾松士子，昔年無游學京師者，即間有之，亦不數(shù)見。自順治十八年奏銷以后，吳元龍臥山學士始人都援例人監(jiān)。癸卯、甲辰，聯(lián)登科甲，選人庶常。其后游京者始眾，其間或取科第，或人資為郎，或擁座談經(jīng)，或出參幕府，或落托流離，或立登朊仕，其始皆由淪落不偶之人。既而縉紳子弟與素封之子繼之，茍具一才一技者，莫不望國都而奔走，以希遇合焉。亦士風之一變也?！薄?31】葉夢珠不經(jīng)意間透露出重要的信息：江南士子經(jīng)過奏銷案的打擊，在進入官場前已在不擇手段鉆營奔走，喪失了知識分子應(yīng)有的自身尊嚴。乾隆時無錫人黃印對清代江南士人的總體評價是：“今科名日盛，列諫垣者有人，居九列者有人，百余年來從無有抗權(quán)幸，陳疾苦，諤諤不回如古人者。雖謹慎小心，不敢放縱，要之，保位安身之念，周其胸中，久不知有氣節(jié)二字矣。故邑志于本朝先達，政績可以鋪張，即理學亦尚可緣飾，惟氣節(jié)不可強為附會?！秉S印還說：“前明邑紳之賢者，敦氣節(jié)，崇理學，今皆無之，其奢侈豪縱及奴仆之肆橫，今亦罕聞?！薄?32】士人群體失語，完全放棄了他們應(yīng)當承擔的社會責任。針對士人不講節(jié)概的風氣，乾、嘉時金壇人段玉裁深有感慨地說：“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guān)之學謂之庸腐，而立身茍簡。氣節(jié)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故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薄?33】不治宋學，不講義理，專治漢學，就像明人顧憲成所說，官輦轂?zāi)铑^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退居林下念頭不在世道上，立身處事，自然談不上有什么節(jié)概。
這樣的人進入仕途，是很難會有社會責任感的。

士人不講節(jié)概，沒有骨氣，出處行事沒有了顧炎武所強調(diào)的廉恥感，也就必然是貨賄是崇。時人董含感慨道：“曩昔士大夫以清望為重，鄉(xiāng)里富人，羞與為伍，有攀附者，必峻絕之。今人崇尚財貨，見有擁厚資者，反屈體降志，或訂忘形之交，或結(jié)婚姻之雅?！薄?34】可見其時的江南士人，賈儒者比比皆是。乾隆二年恩科狀元官至大學士的金壇于敏中，其貪墨在乾隆前期就是出了名的，而且因為位高權(quán)重，還惡化了整個官場風氣。稔熟乾、嘉士風的天潢貴胄昭褳就說：“自于、和當權(quán)后，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135】以著名史評《十七史商榷》奠定身后文名的乾隆進士嘉定王鳴盛，時人王昶作傳諛他為“一介不取”，《清史稿》本傳贊他發(fā)跡后儉樸如寒素時，實則是個不太為人知的貪欲之徒。有記錄：“王西莊未第時，嘗館富室家，每人宅時必雙手作摟物狀。人問之，曰：‘欲將其財旺氣摟人己懷也。’及仕宦后，秦諉楚諉，多所乾沒。人問之日：‘先生學問富有，而乃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節(jié)乎?’公曰：‘貪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yè)。余自信文名可以傳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沒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猶自在也?！薄?36】王鳴盛自出道前到高官盛名后，貪欲之心一直熾烈，而且辯護得那么振振有詞，那么周密清晰，底氣十足，我們很難相信這些話居然會出自一個學術(shù)大師之口。口碑甚佳的名人王鳴盛如此，其他名聲欠佳的士人其行徑更可想而知。氣節(jié)敗壞，江南士人是要負相當責任的。

時世不同，清代江南士人為官沒有明人張揚，清廉儉樸者也復(fù)不少，其聲勢沒有明代江南仕宦顯赫，對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務(wù)的影響力，較之明代江南鄉(xiāng)宦也要小得多，士人的氣節(jié)和社會責任感比之明人更相去甚遠，江南士人漠視社會責任，但是平時出處行事講究聲色奢華卻一如明人，而更加講究奢侈優(yōu)雅。清前期，人稱蘇州縉紳有三好：“曰窮烹飪，狎優(yōu)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間矣。”【137】無錫士紳則“以賭博為公務(wù)，非此無以度余日”?！?38】清中期常輝論江南風尚道：“近日士大夫最尚窯器，愈舊愈佳，取其形象古樸，火氣盡除耳。其值幾等于金玉，非大有力者不能得，且官哥汝定，非深有識者莫之辨……人情凡厭故而喜新，至于字畫玩器，反尚故。故江東風俗，凡贊賞物，莫不曰舊?！薄?39】終日講究此三者，無視社會現(xiàn)實，毫不關(guān)注日益下降的民眾生活，卻在官僚圈內(nèi)十分吃得開。此三者，實際上任何一項都須財力雄厚者才能講究。清代江南士人官高名氣大，宦囊豐，各種無形收入多，有實力崇尚此道。士人如此所思所行，與社會現(xiàn)實、民生日用已相距日益遙遠。

直到后來，在豐亨豫大的清代盛世，江南士人鄉(xiāng)居行徑優(yōu)于明，而社會責任感也大遜于明，因為漠視社會現(xiàn)實，遠離政治，可以潛心學問，無論經(jīng)學、詩文、史評，還是天文、輿地、小學、音韻，乃至金石、骨董，江南士人皆能發(fā)揚光大，遠超明人。然而江南士人群體，在清代盛世，既缺少像明后期東林學派那樣關(guān)心社會現(xiàn)實的人，也缺少像明末徐光啟、張履祥那樣關(guān)注地方發(fā)展的人；在中西沖突、社會動蕩的道、咸、同年間，既缺少像林則徐那樣茍利國家不計生死的社稷忠臣，也缺少像曾國藩、左宗棠那樣振衰起頹、力挽狂瀾的“中興”功臣；在新舊交替、民族存亡的晚清時期，既缺少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倡導(dǎo)改革變法的思想理論大家，也缺少像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那樣的熱血志士。清代江南士大夫是盛世的良臣，而非衰世的能臣，雍容華貴，宏篇巨著，增添絢麗的華章，是其所長，而開拓進取，力挽狂瀾，卻往往難見其人。追本溯源，與前此江南士人的遭際和清廷的軟硬措施兩手策略大有關(guān)系。


（完）
注釋：

    ①相關(guān)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日本學者岸本美緒的《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和山本英史的《清朝の江南統(tǒng)治と在地勢力》（參見巖井茂樹編：《中國近世社會の秩序形成》，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年），前者著重探討明清之交江南士人的動向，后者探討以衙蠹和紳衿為代表的地方勢力在清初的實態(tài)，富有學術(shù)價值。
    ②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2-23頁。引文中“胥史”當作“胥吏”。
    ③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卷之二《禮垣·申飭學政疏》，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年影印本，第131-135頁。
    ④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二《督撫》“海忠介撫江南”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56頁。
    ⑤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三《山人》“山人愚妄”條，第587頁。
    ⑥崇禎《松江府志》卷七《俗變》。
    ⑦天啟《海鹽縣圖經(jīng)》卷四《方域篇》。
    ⑧陳玉輝：《陳先生適適齋鑒須集》卷四《規(guī)士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82冊，第102頁。
    ⑨范濂：《云間據(jù)目抄》卷二《記風俗》，《筆記小說大觀》第13冊，揚州：江蘇廣陵書籍刻印社，1983年影印本，第8頁
    ⑩參見黃?。骸跺a金識小錄》卷四《司牧·手搏諸生》，光緒二十二年刻本，第8頁。
    (11)參見陸世儀：《復(fù)社紀略》卷二，見《中國內(nèi)亂外禍歷史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46年，第209-214頁。
    (12)參見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一八，崇禎十五年，“無錫諸生逐令”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37-338頁。
    (13)佚名：《研堂見聞雜記》，見《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第294頁。
    (14)范濂：《云間據(jù)目抄》卷四《記賦役》，第4頁。
    (15)顧公燮：《丹午筆記》“明季生員”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8頁。
    (16)李陳玉：《退思堂集》卷一一《奏牘·復(fù)李學博生虞》，崇禎刻本，第36頁。
    (17)陸文衡：《嗇庵隨筆》卷三《時事》，轉(zhuǎn)引自何齡修《浙江奏銷案》，見氏著《五庫齋清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18)何良?。骸端挠妖S叢說》卷一八《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61頁。
    (19)范濂：《云間據(jù)目抄》卷二《記風俗》，第6頁。
    (20)董含：《三岡識略》卷三“謠讖”條，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頁。
    (21)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六《諧謔》“吳江謔語”條，第669頁。
    (22)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六《諧謔》“松江謔語”條、“蘇州謔語”條，第667、668頁。
    (23)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二《督撫》“海忠介撫江南”條，第556頁。
    (24)董含：《三岡識略》卷四《補遺》“讀書種子不可絕”條，第95頁。
    (25)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上“明季紳衿之橫”，《涵芬樓秘笈》第2集，上海：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16年至1921年景印本，第5-6頁。
    (26)顧公燮：《丹午筆記》九七條“文社之厄”，第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