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摘要：本文運用多元性的文化視角，從國家利益、民族傳承、個人意識、宗教信仰四個方面對
音樂教化作用的具體表現(xiàn)予以闡述，并對音樂教化的相關理論進行了梳理。
關 鍵 詞：音樂 教化
音樂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tài)，來自人類對社會、人生的理解和認識，既展示生活的外觀，而且能夠表現(xiàn)生活的本質特征和本質
規(guī)律。由于蘊含著
藝術家對生活的評價和態(tài)度，滲透著藝術家的社會理想和審美追求，因而能夠使人受到啟迪和
教育。然而,正如諾爾在《論教育論中的對立性》一文中闡述的那樣，在心靈中樹立紀律和秩序的“形式和支配力”，不能從外部強加給心靈，而應當出自心靈本身，屬于心靈所必需的生活本身。只有這樣，生活才能在心靈中得到完善。而音樂作為藝術皇冠上最為璀璨的明珠，正是心靈的藝術，因而在人類精神生活領域中，音樂有著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真善美相統(tǒng)一的人類最高精神境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正因此音樂具有凈化人的社會行為的作用，音樂的教化作用不僅體現(xiàn)在對個人心靈的完善上，而且體現(xiàn)在對社會的重要影響上。
一、 強調(diào)國家意識、注重精神統(tǒng)治
為了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并實現(xiàn)對社會永恒的把握，統(tǒng)治者總是利用各種手段強化自己的統(tǒng)治。音樂作為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對于強調(diào)統(tǒng)治者利益、強化精神統(tǒng)治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代周公的樂教具有很強的教化性。樂教的教化特征是由樂教的具體實踐活動體現(xiàn)出來的，《周禮·地官》中所述：“以五禮 （即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兇禮）仿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 （即《云門》《咸池》《韶》《大夏》《大》《大武》）防萬世之情，而教之和。”實質上針對人心的改造、教化而言，是以禮為行為規(guī)范，以樂為輔助手段，樂教的道德教育內(nèi)容與情感內(nèi)容相輔相成，從而達到“以樂教和”的目的。[1]《呂氏春秋·古樂》記禹治洪水，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取得成功，“于是命皋陶（yao）作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這是
歷史上第一個為王歌頌自己勛業(yè)的樂舞作品，稱作《夏龠》即《大夏》。其樂舞的編創(chuàng)，反映“以昭其功”的功利目的與王權意識。而《大武》表現(xiàn)了樂以象德的審美意識。所謂“樂以象德”，就具教化功能的樂舞來講，就是以形之于外的樂的表演形式，去表現(xiàn)和觀照王者的功績和德行。[2]從周代禮樂制度對吉禮、嘉禮行稱式的精心安排，我們可清楚地看到其用樂意圖與審美意識。
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談道：“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這是說音樂不僅是一種教育手段，能作用于人的品格，使人就善避惡、愛人和增長知識，而且也是一種
政治手段，使人能事父、事君以維持社會秩序。因而君子學好了音樂便可以從政治國，小人學好了音樂便于統(tǒng)治（“易使”）。[3]
中國古代歷代統(tǒng)治者都很重視音樂教化這種能潛移默化的手段。教化音樂有很多相傳是由統(tǒng)治者自己完成的。伏羲氏所作樂舞名《扶來》，又名《立本》。宋羅泌《路史》說，此舞有某種安定和威懾天下的神奇作用，故又稱之為《立基》。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秦王破陣樂》又稱《七德舞》屬武舞，即燕樂立部伎表演的《破陣樂》；他還親制《秦王破陣圖》。其內(nèi)容是關于李世民破叛將劉武周之事；太宗即位之前，部下對他征討之功的歌頌。
一些教化音樂是統(tǒng)治者通過對先祖的歌功頌德達到美化自己、鞏固統(tǒng)治的目的的工具。樂舞《九淵》相傳為黃帝之子少昊所作，是溝通人神的原始宗教樂舞。宋羅泌《路史》說：“諧人神，和上下”，“以通山川之風”。后句引自《國語·晉語》師曠所說：“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于廣遠也。”“開”即通。是說樂通山川之風（各地音樂），并借山川之風將祖德播之以遠。即《九淵》是一部頌揚先祖黃帝的樂舞。帝嚳的樂舞名《五英》，又稱《六英》。《呂氏春秋·古樂》：“帝嚳命咸黑（帝嚳之司樂）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英即英華，指先帝之美德?！读ⅰ芬酁閷ψ嫦瘸绨莸臉肺?。
一些教化音樂是統(tǒng)治者在進行直接的說教。如顓頊的樂舞《五莖》，后世儒家的解釋是“道有根莖”說顓頊“能為五行之道，立莖根也”。（《北堂書鈔·樂總》引《樂緯》注）五行是儒家規(guī)范的五種行為：“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不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禮記·鄉(xiāng)飲酒義》，第四十五）[4]
音樂的教化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國家以立法的方式把它確立為國家政策。前東德的音樂教育一方面
發(fā)展學生的音樂才能和鑒賞力；另一方面與思想和道德目標交織在一起。在這些目標中，對音樂教育最后達到的理解和感受，強化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政策。在前蘇聯(lián)，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美學觀認為，藝術從屬于國家，與社會政治生活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為此，音樂教育能夠用于感情、價值和辨別力這些特性的形成，并且被視為道德與秩序、較好社會的一種陪襯物。[5]
音樂的教化不僅是一種國家機器，而且也是國民素質整體發(fā)展的推動力。正如蕭友梅所說：“將來的世界，一定是以精神的文化為基礎的世界。精神的文化的推進，就基于高尚的藝術；高尚藝術的精髓，便是音樂，音樂的進化與否，實在是有關國家興亡的問題。”因為“只有那些健康的音樂，才能維系一個健康的社會”。（Adornlo語）
二、 強化民族意識、傳承民族精神
一個民族可以通過音樂傳承其文化精髓，而一個民族的音樂也是其區(qū)別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標志，因此強化本民族音樂可以起到凝聚民族意識、傳承民族精神的作用。
在毛利等一些古老民族的音樂活動中，他們的音樂行為活動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精神目的性，他們把原始的、混淆不清的思維都結合在其內(nèi)容中。 既表現(xiàn)了原始人關乎
自然現(xiàn)象和動植物生活、關于宇宙結構的空幻想象，還有關于自己來源于圖騰蒙昧的自我意識，而這種意識又是形成本氏族內(nèi)部以及氏族之間的道德基礎。[6]
殖民地以后的非洲，強調(diào)指出文化侵蝕和社會混亂的問題。非洲音樂是集體特征的體現(xiàn)，也是內(nèi)在價值、風格和語言的一種表達。
拉丁美洲國家中半數(shù)以上的國家缺少規(guī)定的音樂學習計劃，而其余的國家采用積極的（不是被動的）方法使學生對音樂產(chǎn)生興趣。然而各國都認為需要具有拉丁美洲音樂資料中實際而有效的曲目，以強化民族意識。
在印度，小學每天都有必修的音樂課。基本上采用幾種方言唱歌的形式（某一地方的、民族的、民間的等），但是也提倡采用印度傳統(tǒng)的音節(jié)進行視唱。中學音樂教育采取了節(jié)奏循環(huán)的方式，并強調(diào)以各種拉伽、符號記譜和即興演奏進行印度古典風格的作曲。教師也使用坦布拉琴、西塔爾琴，或手拉管風琴以及鼓氣簧風琴給予音樂伴奏。非職業(yè)的學習主要側重于印度音樂形式的音樂理論、音樂史及哲理。
在日本江戶時代，女子出嫁的資格是音樂、武士和上流階層學習箏，中流以下學習三味線。進入昭和時代，出現(xiàn)了與日本精神運動緊密相關的音樂教育。在
現(xiàn)代，東京音樂學校教授謠曲、箏曲和長歌。民間也出現(xiàn)了國樂學校、三味線學校、箏曲學校等，以弘揚民族精神。
在菲律賓，音樂由政府庇護。規(guī)定的音樂教育目標從充分發(fā)揮本人才能的內(nèi)在方式到充滿美感的方式，以至發(fā)展到充分體現(xiàn)民族利益的音樂外圍學科。
德國學校音樂教育的視野更開闊、更寬廣，不僅面向德國傳統(tǒng)與民間音樂，而且面向現(xiàn)代及世界的音樂。向所有人傳授積極參與文化生活和其他各種習俗所必需的能力和技藝，這是一種新型的觀念。[7]因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音樂是最內(nèi)涵的，也是最外延的；音樂是最形式的，也是最內(nèi)容的；音樂是最抽象的，也是最具體的；音樂是最民族的，也是最國際的；音樂是最無為的，也是最功利的。
三、 尊重宗教信仰、注重精神引導
音樂適宜參與宗教活動，因為音樂材料的某些超
自然性、抽象性與模糊性，最能體現(xiàn)宗教的神秘性、象征性。宗教活動中的心理活動與音樂審美活動中的心理活動除有類似之外，宗教儀式還有審美的因素，而立美主體在音樂創(chuàng)造中亦有對人生、對世界的宗教式思索與體驗。[8]
從文化的起源來看，宗教是產(chǎn)生和推動文化
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在任何民族的早期文化中，包括在
中國早期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宗教盛行的痕跡，尊崇、注重以樂聲來達到溝通鬼神、天地的目的，是商代樂的文化意識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人類的早期思維，還無力對各種自然力量和自身的生死
規(guī)律作
科學的解釋，所以，只能以各種自然崇拜來解除內(nèi)心的恐懼。這種原始的宗教意識，正是人類早期文化的重要內(nèi)容。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階級壓迫的產(chǎn)生，人類的意識開始轉向對人生和社會的疑惑，這一點正是早期宗教家們建立人為宗教的依據(jù)，他們在人類現(xiàn)實社會之外建構起一個超越的世界，從而使人類為擺脫人為的社會痛苦而投身于宗教的避難所。這種宗教理想自中世紀以后一直統(tǒng)攝著西方的文化。雖然西方社會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一場以人文主義反對宗教主義的文藝復興運動，但這場運動并沒有使宗教的意識在西方文化中變得淡漠；相反，它賦予了西方宗教以新的內(nèi)容，以更新的姿態(tài)沖擊著西方文化。
西方的宗教傳統(tǒng)，可以說直到現(xiàn)在仍保留著強大的勢力，它不但成為西方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滲透到西方文化的各個領域。西方音樂也正是在這種宗教傳統(tǒng)盛行的文化背景下發(fā)展起來的；宗教意識不但使西方音樂帶有深厚的宗教色彩，而且賦予西方音樂以內(nèi)在的精神價值。宗教內(nèi)容一直是西方作曲家最熱衷的創(chuàng)作題材，在西方音樂史上，以宗教為題材的音樂巨作舉不勝舉。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出西方宗教崇拜的壯麗、宏偉的音響結構和超越現(xiàn)實的神秘色彩作為一種內(nèi)在的精神價值，始終滲透在各個時期的西方音樂中。[9]
15世紀德國宗教改革運動領導者馬丁·路德，在其著名的《宴會上的講話》中曾談道：“音樂一半是紀律，一半是
教育大師，它使人變得更柔和、更溫良、更端莊和更智慧……因為我們的天主已經(jīng)向生活、向本來是一座喧鬧窮困的住宅，傾倒了如此高貴的禮物，并將那永恒生活中發(fā)生的事情賜給了我們。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將變得更完美和更歡樂。但這只是物質上的優(yōu)美，只是個開端。”[10]蔡元培先生更是積極倡導美育，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說。
音樂的宗教價值，是作為人與神溝通、交流的中介。它在宣傳宗教意識、教義與信仰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音樂能渲染宗教儀式的氣氛，增強其神圣的意味，導引進入宗教境界。并且由于宗教音樂本身具有的審美功能，它很容易使宗教的教化滲透到美感享受之中。
四、注重全面培養(yǎng)、強調(diào)自我完善
音樂作為一種來自心靈的
藝術，它不僅凈化人的社會行為，而且凈化人的心靈，甚至身體。它能夠通過旋律、節(jié)奏、調(diào)式、調(diào)性、配器等綜合作用于人的靈魂，從而達到個人的自我完善。
人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其人生從某種角度上講是接受教化的一生。然而這種教化通常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來自外在社會規(guī)范的一種約束力，即社會教育，是由外而內(nèi)的；另一方面來自人類內(nèi)心完善自我的強烈渴求，是由內(nèi)及外的，音樂亦是如此。所以人們需要通過音樂教育“育人”，而音樂由于其審美特征，與科學和道德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訴諸于人類心靈的自由，因而極易被人毫不拒絕地納入內(nèi)心深處，從而完成由內(nèi)向外的暈染。
首先，音樂教育完成了人類從外向內(nèi)的培養(yǎng)?！稑酚洝酚休d：“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中順積中而英華發(fā)外，唯樂不可以作偽。”即：“德，是人性的根本；樂，是德行的花朵……詩、歌、舞三者的本源是人的本性，然后樂器隨之進行演奏。所以，感情深厚仁愛就鮮明，血氣旺盛變化就神妙，和順的德行蘊藏在內(nèi)心，美好的東西才能通過樂表露出來……”[11]
《樂記》中還提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認為用音樂來提高人的內(nèi)心修養(yǎng)，平易、正直、慈愛、體諒的心情就會自然產(chǎn)生。禮樂思想認為音樂是培養(yǎng)人和塑造人，即“成人”的手段。通過音樂將會使人的精神境界趨于完(轉第55頁）(接第59頁）美，成為符合儒家道德規(guī)范的“仁人”。
處在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唐朝詩人白居易主張的禮樂教育，更是將教育保持在“育人”的教育體系之中，在音樂的學習上，他主張“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為德，不專于節(jié)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即音樂技能及知識的掌握應以“人的培養(yǎng)”為主要前提。[12]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教育得到重視，一般學校也重視音樂。教師如果沒有音樂才能，就沒有教育者的資格；學校每周有4小時的歌唱教育，還有課外練習。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就是倡導通過美育打開人們的心靈，使人們經(jīng)由文學藝術從愚昧走向光明。
其次，音樂教化可以由內(nèi)到外暈染人的心靈。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在其《論語》中談道：“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很顯然，在這里，“樂”的完成，是其教育完成的最后階段。在此之前，受教育者通過學習《詩》（其中包括弦歌頌誦），在內(nèi)心修養(yǎng)、情感意象等方面得到培養(yǎng)和陶冶，再加上聰慧“智”與意志體魄“勇”，這些成人的必要條件，又在禮的學習中學會各種社會禮儀，行為規(guī)范，才修養(yǎng)成由禮樂的教化共同構成的“樂”。如孔子在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中把“樂”放在僅次于“禮”的位置就是一個明證。[13]
魯迅曾深刻地闡述過美育“涵養(yǎng)人的神思，啟示人生真理”為其他教育所不可替代的道理，并尖銳地指出：“一旦沒有這種教育，這個國家就要零落頹唐了。”[14]正如哈瑟（Haase）在1950年所說：“在人品的培養(yǎng)與塑造方面，起關鍵作用的不是民族觀念，不是邏輯思維，也不是民主思想，而是音樂教育。”
音樂是通過對人心靈的暈染，從而使人性得到完善，并且影響到民族意識的傳承，直至國家意識的滲透，最終完成其全面的教化作用。正如孟子所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因為音樂教化是培養(yǎng)個人人格精神的一種文化活動， 其要訣不僅在于它能加強受教育者的想象力，而且能幫助受教育者認識有關人性和人生的種種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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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本)真筱將著《音樂教育史》第76頁人民音樂出版社
[11]《樂記》批注人民音樂出版社1976年10月北京第1版
[12][13]修海林著《中國古代音樂教育》第59頁上海教育出版社
[14]姚思源著《中國當代音樂教育文選》第127頁上海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