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非孟子說
王福湘
許多年前就看到報刊上有文章把告子的“食色性也”說成是孟子的話，當時以為是作者和編者的偶然失誤，沒有管它——當然，管也管不了。近年來，隨著“食色性也”日益普及和深入人心，把這句名言張冠李戴的錯誤也越來越流行。我覺得這種知識性的錯誤不應該將錯就錯“約定俗成”，還是澄清一下為好。特別是在人們侈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卻少讀古代文化典籍的虛浮風氣之下，糾正這一錯誤就更有必要。
告子與孟子是同時代的人,在先秦諸子百家中應該也算一家，可惜早已失傳，只在《孟子》書里（《告子上》、《公孫丑上》）記錄了他的片言只語，而且都是作為被反駁的對象得以保存下來的。與孟子的性善論對立，告子提出“性無善無不善”論，其基本觀點是（括號內采用楊伯峻的譯文）：1.“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天生的資質叫做性。飲食男女，這是人的本性。）2.“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
（人性好比急流水，從東方開個缺口便向東流，從西方開個缺口便向西流。人之所以沒有善與不善的定性，正同水之沒有東流西流的定向一樣。）3.“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仁是發(fā)自內心的東西，不是從外面來的；義是外來的東西，不是發(fā)自內心的。人的本性好比杞柳樹，義理好比杯盤，以人的本性去行仁義，正好比用杞柳樹來制成杯盤一樣。）4.“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假若不能在言語上得到勝利，便不必求助于思想；假若不能在思想上得到勝利，便不必求助于意氣。）這些記錄是否真實準確，固然有可疑之處（如對“仁”的說法就自相矛盾），但后人已無法考證，只能以此為據(jù)來看告孟之爭了。
對告子的有些觀點，似乎孟子也是認可的，如“仁，內也，非外也”，“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但兩人對“性”、“仁”、“心”、“氣”這些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我這里不作概念的辨析，只想指出他們兩種“人性論”的根本區(qū)別，即：告子所持的是以感性欲求為基礎的生命本體論，孟子所持的則是以內圣外王為目的的道德本體論。孟子雖然承認“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承認“人悅之，好色，富，貴”都是“人之所欲”，承認“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但他強調這些基于感性的東西都屬于“小體”，惟能“思”的“心之官”才是“大體”，同樣是人，“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他認為，“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即仁義禮智四端“人皆有之”，是人所固有的善的本性，然而這四端“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賢者“知皆擴而充之”，小人則“失其本心”，所以要專心致志地學習修養(yǎng)，而“養(yǎng)心莫善于寡欲”，生命與理義不可得兼，乃“舍生而取義”。于是，一方面，“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等等，孟子所宣傳的這些盡心知性修身立命的原則和理想，兩千多年來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道德格言，在一定程度上對培養(yǎng)知識分子的良好人格起著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這種先驗的倫理主義的人性哲學，被后世的業(yè)儒發(fā)展演化成“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又極大地束縛著中國人的身心解放，阻礙著人性的健康發(fā)展和整個民族的進步，其利弊至今都仍不可低估。而與此相反，告子主張“勿求于心”，認為“生之謂性”“無善無不善”，肯定“食色性也”，指責“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即仁義扭曲人的本性，這種強調生命本能欲望和感性需要的人性論，卻從來沒有在中國取得合法的席位，既被儒家批駁和否定，又被法家防范和壓制，作為一派一家其文獻和思想都已在歷史上消失殆盡，在五四啟蒙運動中提倡了一陣很快又銷聲匿跡，今天雖然看起來得到了承認，但實際上遠未達成共識，對“食色性也”就一面有諸多的理論保留和行為禁錮，一面卻又被某些人曲解作為縱欲的理由。既要解放被壓抑的人性，又要防止人欲的惡性膨脹，仍須進行人性論的啟蒙教育。
現(xiàn)在到處都在“文化搭臺，經貿唱戲”，歷代的皇帝、名臣、大儒的遺跡都成了旅游的景點熱點，連宋明的理學家們也重新被人們供奉起來，還要把屬于告子的名聲遮蔽起來就太不公平了。因此我呼吁，恢復中國第一位真正人性論者告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把“食色性也”的知識產權還給這位太不著名的思想家，須知他的人性論思想比所有反人性的理學家的總和還要偉大得多。
（作者是廣東肇慶學院中文系教授，電話：0758－2716385，郵編：526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