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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Chi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y Joseph R. Leve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史學家列文森英年早逝，留下不多的著作，除了三部曲的《儒教及其當代命運》之外，本書是另一重要著作。我很喜歡列文森的寫作，文筆恣肆，思想奔放，詩人般激情，探險者的好奇心，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列文森的著作值得多次閱讀，其思想及內容豐富多彩，每次閱讀都會有新的啟發(fā)。而且中英文都想讀：中文譯稿還原了中文術語和古文，有助于進入中國文化的特定語境；而作者豐富機智的思路和語言只有在他的母語中才能得以充分展現。

梁啟超是近代中國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出現的偉大政治家和學者。列文森借梁啟超研究要回答的問題，也是梁啟超的中心問題：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應該）如何相處？在近代，中西文明接觸的大門是被迫打開的，中國歷史上盛行的“天下”觀因此受到極大沖擊。梁啟超那一代人因此走上了尋求答案的坎坷道路。

毫不夸張地說，在梁啟超時代百年之后，今天的我們似乎仍然在試圖回答同一個問題。

梁啟超的三階段

這本著作的結構頗具匠心。作者將梁啟超的思想演變分為三個階段，書的結構也相應地分為三個部分：每部分兩章，前一章為生平敘述；后一章討論其思想脈絡。

列文森提出，梁啟超的思想演變經歷了三個階段。雖然階段不同，但其核心都是如何處理中西文化之間的關系。

在第一階段（1873-1898），梁啟超持“儒教與西方文明一致”的見解，認為西學的先進思想早已寓于在儒教之中，兩者并不矛盾，只是這些先進思想在中國經學史中被淹沒扭曲，有待從儒學教義中發(fā)掘出來。其證據之一是儒教的“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說”。梁啟超認為，三世說與進化論的歷史觀吻合，即西方的進化論的歷史演進觀點在孔子那里早已提出。

第二階段（1898-1911），是梁啟超流亡日本，旅行西方的時期。依作者說法，在這一階段，梁啟超“與自己的過去決裂了”。他沖破傳統(tǒng)束縛，從前一階段力主回歸文本（儒教真義）的立場轉而倡導“解放思想”的主張。當然，這一突破來自對歐洲歷史的再解釋。梁啟超認識到，歐洲的先進不是與世俱來，而是來自沖破其自身的舊傳統(tǒng)。以此邏輯，中國正如歐洲一般，走出中世紀，進入復興階段。中國的進步亦是沖破自身傳統(tǒng)，中國的歷史軌跡并沒有因此被貶低。換言之，西方所經歷的并不是西方道路，而是人類共享的進化道路。中國也可以走上這樣一條道路。不是東方西方的對比，而是進步與停滯間的關系。在梁啟超的筆下，三世說不再是中國文化的辯護說辭，只是儒教的一個說法。

第三階段（1912-1929）。民國初立，新的國家、新的希望；與此同時，一戰(zhàn)與西方的悲觀主義思潮替代了達爾文主義，導致梁啟超對西方文明產生了深深懷疑。在這個階段，梁啟超從文化主義轉變到國家主義，走向回歸傳統(tǒng)的軌跡。他提出了與當年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器”相近的見解，即西方文明體現在技術上，而中國文明體現在精神上。梁啟超區(qū)別了兩個比較：在技術上，中國落后于西方，那是傳統(tǒng)與現代之間的比較；但在價值上，中國優(yōu)于西方。技術差距是可以改變的，但價值高低，是不容改變的。

在作者筆下，梁啟超的持續(xù)關注點是避免使得中國文化沾染上失敗的污點。而他的思想演變的不同階段則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演變過程。

兩種合理化過程

梁啟超的思想歷程為作者提供了一個認識近代中國心態(tài)的切入點。文中的追溯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合理化（或曰理性化？）過程。從梁啟超的思想演化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向后看”，向“祖宗”討說法的思想定勢。這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鮮明特點。即使改革也必須托古改制，輝煌歷史之復興。梁啟超本人在第二階段也看到了這一點：“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康有為之大同，空前獨創(chuàng)，而必自謂出孔子?！?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保?26）但他并沒有能夠跳出這一窠臼。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來描述歷史中國的理性化/合理化過程：一切變革向祖宗尋找依據，以祖宗的名義實施之。結果是，變革一方面在具體層面上推陳出新，但同時強化固有觀念。于是，新的變革反而強化了固有觀念。（在這一點上頗有些像西方當代社會中情形，即各種爭論在具體問題上針鋒相對（如墮胎、不平等淵源），但都在類似的基本原則上尋找立論基礎（基本權利）

然而，梁啟超所處時代的時間觀正在發(fā)生深刻變化。進化論、進步論成為主導思想。韋伯提出，西方理性化過程，是一個“去魅化”的理性進步過程。在本書的結尾部分，作者特別討論了梁啟超與同時代的共產主義者間的關系，指出，西方興起的共產主義者對西方文明/資本主義的批評，在學理上幫助傳統(tǒng)主義者捍衛(wèi)中國文化，但在心理上幫助非傳統(tǒng)者拋棄它。梁啟超接受共產主義者對西方的批評（symbol），但不接受其目標主張（substance）。而中國年輕一代的共產主義者接受這些批評也接受其目標主張，認為如此可以造就一個嶄新的中國。

如此，梁啟超沒有跳出中國傳統(tǒng)的思維定勢，還在循環(huán)時間觀中尋找妥協，而他的同時代人，特別是青年人，包括共產主義者，正擁抱新的歷史觀。梁啟超向后看，共產主義者向前看。也正因為此，第三階段的梁啟超雖然與青年人在求索道路上同行一段時間，但最終漸行漸遠，歷史背他而去。

在作者看來，梁啟超在不同階段的不同變化，反映了主人公針對同一問題的苦苦思索，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答案；而他的同時代人特別是他的反對者也在試圖回答同一問題，提出他們的不同答案。如果我們把握了這個問題，也就把握了認識梁啟超和那個時代的鑰匙。

那么，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問題呢？將列文森的話稍加改動的話，這個中心問題是，在中國文化受到西方嚴重挑戰(zhàn)的情形下，如何和西方保持對等關系？

列文森的視角

列文森直言，他著眼于梁啟超，但其關注點是通過梁啟超的求索演變，以及他的同時代人特別是他的反對者之間的討論和爭執(zhí)，來認識近代中國的心態(tài)。正是在這一思路上，列文森展示了他的獨到眼光和深刻見解。也涉及到了解釋學的棱鏡折射出多重人物和色彩：共產主義者，胡適、實質與象征、新與舊、傳統(tǒng)與變遷，中與西、真與假……

毋庸多言，列文森以自己特有的角度看待梁啟超以及近代中國心態(tài)，包括其思維定勢和糾結。這一獨特角度的意義與其說是有利于捕捉到“真相“，毋寧說是從一個角度幫助我們擺脫“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困境。

列文森注意到中西文化看待傳統(tǒng)的不同角度。例如，對于十九世紀的英國人來說，傳統(tǒng)永遠與自己同在。無論倡導變遷或者對傳統(tǒng)的批判，都不意味與過去斷裂。而在中國，如果批判傳統(tǒng)，就意味著否定中國；擁護傳統(tǒng)則意味著一種抵制變遷的強大沖動。對于中國來說，一旦它不再處于近代前的狀態(tài)中，就不會再是中國式的中國了。所以，梁啟超以民族利益動力推動變遷，則不得不與傳統(tǒng)決裂。然而，這一動力又導致了他最終從民族主義軌跡上回歸到擁戴過去。

讀下來的一個感慨是，自近代以來，對中國文化的評價，一直是在與西方文化的互動中，以西方為參照框架來進行的，梁啟超如此，列文森如此。今天的本土化與國際化之爭，可以說仍然在這個框架里進行。今天的我們，仍然面臨梁啟超的問題：舶來品的馬列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儒教如何共處？列文森在他的后一部作品《儒教中國及其在當代的命運》中對這個問題做了并不成功的回答嘗試。

列文森提出，在梁啟超的思想充滿了內在矛盾，一直處于歷史與價值（history& value）或曰情感與理智之間的緊張糾結中。人們生活在現實生活中，是歷史進程的一部分，與我們的情感相關聯；人們又有來自比較角度的價值判斷。這兩者間又可能是沖突的，在梁啟超身上正是如此。他在情感上與中國歷史文化息息相關，但在價值上又有著不同的判斷。他一直在兩者間的矛盾緊張中尋找出路，力圖加以調和妥協。在民族強盛時，歷史與價值是吻合一致的；在民族衰落危機時，兩者分離緊張。1919年后，兩者在梁啟超那里又統(tǒng)一起來，因為那個時代目睹了“西方的衰落”。

歷史與價值，情感與理智，這是一切有思想的人們需要不斷面對和處理的內在緊張和矛盾，尤其是在一個巨變的時代；過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

最后說一句。列文森這本書需要一個新的中譯本。閱讀期間托朋友找到1980年代的中譯本讀了一下。翻譯頗有力不從心之感，沒有傳遞作者的文筆風格，基本意思亦多有誤譯；但在還原古文和一些詞語參考方面尚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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