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刑事法判解
作者：陳璇
編者按：
在青年時代，見證一個學者最有朝氣和激情的探索
在青年時代，感受一個學科臨界知識的裂變
在青年時代，遙望一個共同體未來學術巔峰的氣象
在過去的兩年中，為了讓青年學者有更大的學術舞臺，讓學界和實務界更多傾聽青年學者的聲音，讓實踐得到更新鮮的理論滋養(yǎng)，“刑法新青年”系列多次集結中國青年刑法學者中最精銳的力量，在線下實地舉辦“全國青年刑法學者實務論壇”，在線上推出“全國青年刑法學者在線講座”。
秉持為全國青年刑法學者搭建平臺的宗旨，“刑事法判解”公號新開“刑法新青年”訪談專欄，邀請青年刑法學者分享自身的求學和治學經(jīng)歷，暢談學術及教學生涯中的感想和體悟，展現(xiàn)當代中國刑法新銳思考的個人風采和深度思考。
陸續(xù)登場，敬請期待！
——《刑事法判解》編輯部
2015年，由我翻譯的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漢斯·韋爾策爾（Hans Welzel）的名著《目的行為論導論——刑法理論的新圖景》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至今已逾7年。這本書目前在市面上已經(jīng)售罄，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方明老師的鼓勵和支持下，我目前正在進行本書新版的修訂工作。這次修訂的內(nèi)容主要包括兩項：一是對原譯文進行了全面完善；二是收入了韋爾策爾的長篇論文《刑法體系研究》?！缎谭w系研究》于1939年發(fā)表在德國《整體刑法學雜志》上，是韋爾策爾在刑法學領域內(nèi)的成名之作，也是奠定其一生學術基礎的里程碑式論著。我希望這部譯著的新版一方面能夠在譯文的質量上有所提升，另一方面能夠讓讀者對韋爾策爾在德國刑法理論界發(fā)動的“哥白尼式革命”有更為全面和準確的了解。
借此機會，我想談談自己對于學術翻譯的三點心得。
1. 研究與翻譯
2022年，是我入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十周年?；仡櫸覀€人這十年的學術發(fā)展，除了教學和科研之外，還有一個我頗為著力的工作就是學術翻譯。在這十年當中，我大體上保持了平均每年發(fā)表一到兩篇譯文的產(chǎn)出，并出版了一部譯著。眾所周知，在當前的高?？己梭w制之下，教師的業(yè)績高低以及職稱晉升是與科研論文和著作相掛鉤的，翻譯作品在考核中所占的分量可以說微乎其微。這種做法人為地將科研和翻譯分割成了兩個沒有關系的領域，同時也基于一種偏見，即翻譯不過是他人觀點的“傳聲筒”，唯有論文和著作才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成果。但事實上，無論是從一個民族的學術事業(yè)還是從一名學者的學術發(fā)展來看，翻譯和研究本就是不可分離的。一方面，盡管隨著中國刑法學本土和自主意識的高漲，人們開始更多地強調中國理論要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但任何一種真正的理論創(chuàng)新都不可能憑空產(chǎn)生，它總是脫胎于對域內(nèi)外優(yōu)秀成果的全面、扎實的比較和借鑒。在人文社科領域，很難想象，當翻譯界是一派“蕪濫沉寂”（賀麟語）的景象時，能夠產(chǎn)出世界一流的原創(chuàng)性成果。另一方面，讀者總是渴求讀到優(yōu)質、準確的譯作，可是要知道翻譯并不是對原作簡單的文字轉換，而是譯者和作者之間的一種交流和對話過程。能夠與原作者進行思想對話的，必須是有相當學術造詣者。按照伽達默爾（Gadamer）的說法，“一切翻譯就已經(jīng)是解釋（Auslegung），我們甚至可以說，翻譯始終是解釋的過程，是翻譯者對先給予他的語詞所進行的解釋過程。”一個譯者，如果沒有對相關領域持續(xù)而深入的研究，用老北京話說就是“咂摸透了”，即便他的外語水平再高，也無法將原作的精髓準確地傳達給中文讀者。所以，好的翻譯者同時也應該是好的研究者。
另外，但凡做過專業(yè)翻譯的人大概都有錢鐘書說的那種體驗，“原作里沒有一個字可以溜過滑過，沒有一處困難可以支吾扯淡。一部作品讀起來很順利容易，譯起來馬上出現(xiàn)料想不到的疑難。”翻譯迫使一個人必須弄清每一個字詞，不能放過任何一個關聯(lián)性的知識點，這不僅是保持自己中文和外語專業(yè)表達水平的一個途徑，也是夯實以及拓寬自己專業(yè)基礎的基本功所在。
2. 學者的“歷史周期律”
這次翻譯，更多引起我注意的，倒不是韋爾策爾的理論學說本身，而是韋氏青年和中年時代的兩部代表作所展現(xiàn)的不同風貌。黃炎培先生針對中國古代朝代興亡、政權更替所提出的“歷史周期律”，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不過，一個學者的學術發(fā)展歷程，似乎也受著這種周期律的支配。
《刑法體系研究》一文翻譯進行之時，恰逢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延期的2020年東京奧運會舉辦。除了高手對決、異彩紛呈的賽事本身之外，人們還頗為津津樂道于年輕的后起之秀頻頻擊敗老將、創(chuàng)造記錄。在感慨“后生可畏”的同時，又不免引起更多的思考。事實上，要是回顧一下往屆的奧運會就會發(fā)現(xiàn)，許多老將在其資歷尚淺之時也曾經(jīng)創(chuàng)造過奇跡和輝煌，但是隨著年資日長，雖然參賽經(jīng)驗更加豐富、技術也更為嫻熟，但雜念、包袱卻也多了起來，當年那種勢不可擋的銳氣、放手一搏的闖勁、心無旁騖的專注已不復存在。經(jīng)驗積累所帶來的優(yōu)勢，可能最終抵不上活力流失所引發(fā)的損失?？梢?，作為“后浪”，或許缺少名望、經(jīng)驗、財富，但他往往擁有最可寶貴的東西，那就是純粹的目標信念、無所顧忌的朝氣和不計成本的全身心投入。無論是運動員還是學者，不管其生理年齡幾何，一旦他失去了“后浪”的這些特質，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
《刑法體系研究》一文發(fā)表之時，時任哥廷根大學教授的韋爾策爾不過35歲，正是學術“青椒”的年紀。無論從文章的內(nèi)容還是行文風格上，我們都可以真切地領略到這位年輕人當仁不讓、開疆拓土的氣魄。在這篇論文中，他從整個犯罪論的根基入手，對盛行了數(shù)十年的自然主義刑法理論展開了犀利的全方位批判，其改革的斧刃觸及犯罪論的所有重要領域。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許多基礎性概念都可以溯源至這篇文章，如結果無價值與行為無價值、被容許的風險、社會相當性等等。文中的某些觀點在今天看來都頗為前衛(wèi)，例如文章提出，在過失犯中不法和責任是無法區(qū)分的。文章所顯露出的這種“闖勁”，以及基于對社會變遷的敏銳洞察而對刑法學理念加以改造的銳氣，至少在韋爾策爾后期的作品中是很難再看到的。難怪，韋氏的弟子希爾施（Hirsch）曾經(jīng)評價說，盡管執(zhí)教波恩大學的20年（1952年-1972年），是韋爾策爾的學術聲望與國際影響力如日中天的歲月，但是，韋爾策爾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巔峰還是在哥廷根大學時期（1937年-1952年）。
這種“周期律”并不只是應驗在韋爾策爾的身上。它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我們關注的：隨著學術聲望的提高，一個學者雖然在學識積累上越發(fā)厚重，在寫作技巧上日益爐火純青，卻也無形中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束縛”。例如，學者在通過某種套路取得成功之后，容易產(chǎn)生路徑依賴，也就是習慣性地將這種“套路”沿用到后續(xù)的研究之中。這樣一來，就逐漸局限了自己探索更多可能的視野。又如，學者一旦形成了自身的理論風格和體系，就會產(chǎn)生出堅持這一風格、維護這一體系的本能，對于那些可能對既有風格和體系造成沖擊的視角和思想，就會自覺不自覺地予以忽視甚至拒斥。這就難免減少了吸納新鮮養(yǎng)分、引入源頭活水的管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理論的封閉化。再如，學者成名后，發(fā)表和出版論著的難度也自然隨之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作者銳意創(chuàng)新的動力。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不少名家后期的作品或者是對自己先前提出的觀點加以捍衛(wèi)，或者只是做些小修小補的工作，敢于從方法、體系上進行“自我革命”者寥寥無幾。
從這個角度看，相比于充滿鮮花和掌聲的收獲時節(jié)，一個學者早年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身影更值得后世學人去珍視、欣賞和回味。結合我國的刑法學翻譯來看，前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在于使國內(nèi)學人全面地了解德國當前較為成熟的刑法理論成果，所以翻譯的重點自當是著名學者在“收獲時節(jié)”的體系性作品，即教科書。不過，我國的刑法學已經(jīng)從奠基階段逐步進入到縱深發(fā)展階段，我們更加期待有原創(chuàng)性的成果出現(xiàn)。于是，翻譯界就有必要將譯介的對象擴大到代表性學者早年的成名作上，因為這些作品從具體觀點上來看可能尚顯青澀、稚嫩，但必然代表了那個時代最具朝氣、最為活躍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從作品所展現(xiàn)出來的思想軌跡中，我們可以獲取學術創(chuàng)新方法上的啟示。
3. 翻譯中的“異化”與“歸化”
譯文晦澀難懂的現(xiàn)象，雖然在其他語種文獻的譯作中也都存在，但就我個人的閱讀體會來看，德語文獻的翻譯似乎尤為嚴重。這固然有其客觀原因，比如漢語和德語的巨大差異性。正如錢鐘書說得那樣，“翻譯總是以原作的那一國語文為出發(fā)點而以譯成的這一國語文為到達點?！彼?，兩種語言的差距越大，翻譯的歷程自然就越艱辛，要產(chǎn)出“信”“達”兼顧的譯作也就越困難。不過，在我看來，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恐怕更多地要從翻譯者自身的功力上去找原因，首要的是專業(yè)理解不到位，也就是不少譯者對于作者的思想缺乏透徹的理解。著名哲學家和翻譯家陳修齋先生曾經(jīng)提出，好的哲學翻譯者必備的素質一是良好的中文表達，二是深厚的哲學素養(yǎng)，第三才是較高的外語水平。也就是說，對于一部優(yōu)質的專業(yè)譯作來說，專業(yè)功底的重要性高于外語能力，這一點也適用于法學翻譯。越是自己了然于胸的內(nèi)容，就越能自如地調取自己的母語去表述它；反之，越是自己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的東西，譯起來就只能越亦步亦趨地依賴于原作者的詞句，譯文當然不免生硬，甚至不知所云。所以，對于原作，尤其是對于那些理論性、思想性較強的作品，譯者斷不可“翻開第一行就譯”，而首先需要花費相當?shù)臅r間和功夫透徹、精準地理解原作的意思。
在譯者已經(jīng)準確理解原作內(nèi)容的前提之下，究竟應當更為重視譯文的流暢性，還是更為重視翻譯對原文的忠實度，這便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在翻譯的實踐中很難實現(xiàn)魚和熊掌兼得，免不了要作出一定的取舍。在翻譯理論界，素來有異化和歸化之爭。所謂異化，強調以源語文化為歸宿，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應該使用與源語嚴格對應的表達方式來進行翻譯。所謂歸化，則認為應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要求譯者盡量向目的語的讀者靠攏，采取目的語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進行翻譯。不過，任何翻譯都是在異化和歸化之間尋求平衡點，只不過不同的譯者會有各自的偏向。偏愛異化者，大都有較強的“改造”傾向，也就是試圖通過原汁原味地引入外國的表達方式，以改造國人的思維和語言。例如，鄧曉芒教授推崇魯迅先生的“硬譯”，認為：中國人習慣于讀短句子，最害怕看到西式的從句套從句的長句，然而，這恰恰是國人思維和表達的短處。因為，在他看來，中國古代文章的通病就是“中氣”不足，或者說“氣短”，寫不出像《純粹理性批判》這樣的大著作，只能寫“小品文”，要改變這一點，就不能一味遷就國人的理解能力和欣賞口味，而必須讓讀者具備讀懂長句的思維能力。于是，鄧曉芒教授確立了翻譯康德著作的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康德原文的逗號可以改，但句號絕對不能動。
2012-2013年間，我翻譯了金德霍伊澤爾（Kindh?user）的一篇論文《風險升高與風險降低》（后發(fā)表于《法律科學》2013年第4期）。此文在發(fā)表之前，應期刊的要求，我邀請了中國刑法學界德語翻譯的前輩，也是我在人大法學院的同事馮軍教授對譯文進行校訂。當我從馮老師手中拿到用鉛筆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修改意見的校對稿時，我深為馮老師對于翻譯的那種敬畏和嚴謹態(tài)度所感動，也直觀地體會到楊絳說的“譯文里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凈盡”。這次校訂的經(jīng)歷對我影響頗大，也成為督促我在此后每次的翻譯中必全力以赴、精益求精的動力所在。馮老師在和我就譯稿交換意見的過程中，就談到了自己的翻譯理念，他認為：原作中的每一個詞都應當在譯文中有精準的對應，不能為了照顧譯文的流暢性而隨意增加或者刪減字詞。同時，結合馮老師主張忠實于德語原詞將Versuch譯成“力圖”、將Notwehr譯成“緊急防衛(wèi)”、將Notstand譯成“緊急狀態(tài)”來看，他在翻譯理念上可能也更為傾向于“異化”的方法。
一個人在和別人進行交流時，一方面是在理解著彼此的看法，但另一方面隨著交流的持續(xù)和深入，雙方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對方。同樣的道理，翻譯作品作為不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交流的橋梁，在讓目的語讀者了解作者思想的同時，當然也對讀者的思維和表達產(chǎn)生著影響。事實上，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漢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五四”運動以來經(jīng)過“歐化”的漢語。但我個人一直認為，一種思想要想產(chǎn)生作用，首先應當讓讀者了解它并且對它產(chǎn)生興趣。在知識和信息爆炸的時代，讀者閱讀的耐心也在下降，當一本書本來可以“說人話”卻“不說人話”的時候，它所包含的思想就可能喪失獲得更多人了解的機會。此外，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學生時代閱讀艱澀（甚至錯誤）譯文的痛苦經(jīng)歷，也讓我下定決心，未來如若從事翻譯一定要盡量讓自己的譯文曉暢易懂?？赡芑谶@樣的原因，我本人還是偏向于“歸化”的翻譯方法，也就是力求使譯文向漢語的方向靠近，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使讀者能夠讀得懂、看得下去。具體的例證，我將來在適當?shù)臅r候會專門撰文以求教于方家。這里，我只舉一個小的例子。
記得我2018年在翻譯希倫坎普（Hillenkamp）的一篇論文時，在標題的譯法上曾費過一番思量。這篇論文的德文標題是“Was macht eigentlich die Viktimodogmatik?” 如果照字面含義翻譯，很容易譯成“被害人教義學究竟在干什么？”或者“被害人教義學究何為？”。這么譯從語法、字詞上來看也沒有錯，但總給人以干澀無味、意猶未達的感覺。作者選擇這樣一個口語化的問句作標題，必定不是隨意而為，譯者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原委，翻譯就完全無法表達出標題包含的神韻和意味。經(jīng)過反復研讀以及與作者進行郵件聯(lián)系，才知道德國有一份娛樂雜志叫做《星周刊》，它曾經(jīng)策劃過一個專欄，專門對那些曾經(jīng)名噪一時但隨后又銷聲匿跡的明星進行報道和專訪，標題使用的就是“Was macht eigentlich …？”被害人教義學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jīng)是德國刑法學界萬眾矚目的焦點，但按照作者的看法，這一理論此后卻熱度消散、風光不再。作者寫作這篇論文，就是試圖重新對被害人教義學的一些核心問題進行反思和總結，喚起人們對被害人教義學的關注，一如當年《星周刊》對那些“過氣”明星的報道一樣。在弄清了這個背景之后，我就在考慮用什么樣的中文表達才能反映出這層意味。其實，國內(nèi)的媒體時不時也會制作一些懷舊或者致敬經(jīng)典之類的節(jié)目，訪問一下往昔的歌星、演員、劇組，以勾起一代人童年或者青年時代的回憶。相關報道往往會使用“某版某某電視劇主演今何在？”之類的標題。這樣，我最后決定不受原標題德語個別單詞的束縛，將其意譯為“被害人教義學今何在？”。
作者介紹
陳璇：法學博士，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外國刑法與國際刑法研究所博士后，現(xiàn)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中國人民大學“杰出學者”青年學者（A崗）。主要研究領域為刑法基礎理論。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中外法學》等刊物上發(fā)表學術論文四十余篇，出版專著《刑法中社會相當性理論研究》《刑法歸責原理的規(guī)范化展開》《正當防衛(wèi)：理念、學說與制度適用》《緊急權：體系建構與基本原理》、譯著《目的行為論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