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考克丨政治思想史：一種方法論的探究
編者按：本文收入許紀霖主編：《啟蒙的遺產(chǎn)與反思》，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首發(fā)于公號“知識人之思”。在本文中，我將試圖對我們聲稱一直在研究的政治思想史的含義做出理論上的闡述，並從這一闡述中得出一些關於如何從事如此定義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推論。政治思想史是一門已然確立並茁壯成長的學科，但其賴以確立和成長的術語（terms）卻似乎是因襲的和傳統(tǒng)的。在學術研究層面，使某一傳統(tǒng)接受檢驗，並使其對自身做出理論上的闡釋，這通常是頗有益處的；並且可能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即一種思想傳統(tǒng)被證明包含某些曖昧和矛盾之處，而這些曖昧和矛盾之處是難以消除的。當我建議，如果在該學科的主題與方法中採取一種更加精準的理論闡述，那麼它將會得到某種改進時；我並非是在建議，這種或者其他任何闡述是該學科能夠有效開展下去的惟一基礎。然而，一位政治科學家可能會對一個社會的政治活動、制度、傳統(tǒng)與這種政治結合體（politicalcomplex）時常得以表達和評論的術語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術語的用法——簡言之，對也許可以稱為政治語言（languageor languages of politics）的東西在一個政治社會中的功能——更感興趣。當我說目前的政治思想史是一種傳統(tǒng)的研究形式時，我的意思是指，它包含對那樣一些論說政治的思想家的研究，這些思想家已經(jīng)成為並仍然是歷史關注的對象；同時也是指，我們研究他們的理由以及對他們予以關注的特定取向，都是成形於我們歷史經(jīng)驗的過程之中的。這些思想家和他們的思想觀念並沒有構成一門獨立的、自洽的科學的主題。簡言之，只是有這麼一群思想家，我們已經(jīng)逐漸習慣於關注他們；有這麼一些視角，從這些視角看，他們引起了我們的興趣。我們從這些視角出發(fā)——有時從這個視角，有時從另外一個視角——研究這些思想家，這樣做只是一項傳統(tǒng)的活動，並且他們以及對他們的研究構成了一項傳統(tǒng)或者傳統(tǒng)的一部分，按照奧克肖特的說法，我們將逐漸認識（getto know）這個傳統(tǒng)。既然人們可以接受如下的觀點，即沒有哪一組預設是政治思想史的恰當進路，那麼，我們肯定可以採取數(shù)量不定的進路；並且，這些進路到底有哪些與其說是由我們自己決定的——通過獨立地選擇某一探究路線，不如說是由我們藉以思考的社會和智識傳統(tǒng)決定的。傳統(tǒng)主義的態(tài)度包括接受：（1）存在數(shù)量不定的可能的進路；（2）沒有任何先驗的理由使我們偏好其中的一種進路勝於其他進路；（3）我們從不指望徹底擺脫在我們的思想中同時存在一組以上這些進路賴以建立的預設和興趣。在這一領域同其他領域一樣，傳統(tǒng)主義者承認，他們研究的主題構成了一種他們身處其中的傳統(tǒng)，他們自己的研究進路是由這種或那種傳統(tǒng)決定的。他們習慣於在一種自己無法完全控制的傳承模式（patternof inheritance）中展開自己的思考。這是一種在其中相當令人滿意的智識活動能夠進行下去的情形。但是，說一個歷史學家在一個傳統(tǒng)中展開思考，就是說他在一種智識立場的傳承（aninheritance of intellectual positions）中思考，而這些智識立場不可能化約為一種單一的融貫模式，並且不可能完全彼此區(qū)分。我們愈是充分接受這一點，就愈有必要在構成我們傳統(tǒng)的不同立場之間做出盡可能精確的區(qū)分——“精確”一詞意味著，我們知道在它自身的精確性方面存在限度。承認我們的知識立場是一種傳統(tǒng)的立場，就是承認我們闡明前人的能力是而且必然是有限的；但這顯然並不意味著，針對我們能力的局限，我們不應該闡明我們在任何既定的時刻試著要做的事情，或者不應該尋求克服這些局限的辦法。然而，傳統(tǒng)主義者對知識探究定義的缺陷在於，它對可能由此作出這種闡明的方式一無所言。如果不能找到這種方式，那麼將會產(chǎn)生如下十分吊詭的混淆，即可能很容易導致智識上的曖昧和自負，就像可能導致保守的和經(jīng)驗的謹慎一樣——這種謹慎通常是傳統(tǒng)主義的定義容易造成的結果。這一點尤其適用於我們稱之為政治觀念史（the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的思想傳統(tǒng)，因為該傳統(tǒng)是一種智識化的傳統(tǒng)（tradition of intellectualizing）；而且在其他人是如何思考的思想混淆（confusionsof thought）與我們?yōu)槭颤N以及如何思考他們的思想混淆之間存在一種雙向的關係。為了定義我謂的“智識化的傳統(tǒng)”，我將採用伯克—奧克肖特式的對政治理論（politicaltheorizing）的概括，即將其視為一種“對傳統(tǒng)的抽象或縮寫”（abstractionor abridgement from a tradition）活動。按照這一用法，“傳統(tǒng)”指的是一種“行為傳統(tǒng)”，即政治生活中整個行為方式、談話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複合體，這是我們從過去的社會繼承而來的。從這種“行為傳統(tǒng)”中，政治思想形成了一系列的“抽象”或“縮寫”；其含義早已被賦予而在當下無關乎我們，在這種含義中把這些“抽象”或“縮寫”界定為一種“傳統(tǒng)”是可欲的。因此，人們從一種“行為傳統(tǒng)”中從事抽象活動，政治思想的研究就是對當他們從事這種抽象活動時會獲得什麼的研究。這種研究至少有兩種進路。政治思想可以被視為社會行為的一個方面，人們相互對待以及對待其社會制度之行為方式的一個方面；或者它可以被視為知性活動（intellectuality）的一個方面，人們試圖對其經(jīng)驗和環(huán)境獲得理解的一個方面。抽象適合於不同目的的混雜，在修辭的目的與科學的目的之間變換。實際上，同其他社會思想形式一樣，在政治思想中根本不可能決然把抽象的這兩種功能區(qū)分開來。解決一個理論問題可能有其實踐意義，反過來，表述並解決一個實踐問題可能會產(chǎn)生更具普遍性的新問題。不管保守派人士對這一事實多麼痛心疾首，人類的心智確實在從理論到實踐與從實踐到理論中追尋意義；而且，沒有人知曉這種抽象過程可能會導向何方，即使他起初心目中（或許）有一個明確而有限的目標。抽象指向更高層次的抽象，而思想一直在理論層面與實踐層面之間來回轉換。相同的思想片斷可以同時被視為一種政治說服行為和尋求理解中的一個事件。論證和概念在稍事間隔之後一再被重複，為了那些比其剛剛服務過的目標更具理論性或實踐性的目標。一種哲學再現(xiàn)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一個政黨口號再現(xiàn)為一種更具科學價值的啟發(fā)式機制。因此，下述情況變得重要起來：關於政治思想的特徵，我們不能做出先驗的預設——就像我們把一段理論著述描繪成某個利益集團的勸說文字（apiece of persuasion）而打發(fā)那樣；同樣變得重要的是，我們得有辦法區(qū)分政治思想可能履行的不同功能，並且得有辦法在概念和抽象從一種用法轉化為另外一種用法時把握其歷史。因此，可以預期的是，一個特定的社會在某個階段出現(xiàn)的政治思想——特定個人的政治思想亦複如是——通過審視將被證明存在於不同的抽象層面，並隨著它打算解決的問題的特徵而變化。這將使歷史學家不再面臨無解的難題。通過歷史重建（historicalreconstruction）的常見方法，完全可能決定某一特定思想片斷發(fā)生的抽象層面。但這確實意味著，我們預先做出的關於這一抽象層面的假設只能是選擇性的。我們可以選擇讓自己只關注處於某個特定抽象層面的政治思想；但我們不能預先假定，在現(xiàn)實中，政治思想只能在該層面發(fā)生。擺在我們面前的嚴格的歷史任務顯然是，通過探求抽象思維到底在何種層面上發(fā)生而決定之。但是，政治思想史家時常過於轉移實施這一任務的注意力，而且分散其注意力的或許可以稱之為其研究物件的不明確的合理性（theindefinite rationality）。這種脫離和“對傳統(tǒng)的抽象”行為同時也是一項智識重組行為，他所研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傾向于成為哲學家——也就是說，傾向於把他們的思想組織成更高層次的理性融貫（rationalcoherence）狀態(tài)。對這一過程來說，一旦開始，便無止境；而且，在無止境地朝向更高組織狀態(tài)的過程中，我們理解該哲學家思想的努力不僅致力於把握它，事實上肯定還會促成它。結果，政治思想史家發(fā)現(xiàn)自己不但在從事嚴格的歷史重建，而且也在從事某種類型的哲學重建——他試圖通過將其提升到更高的普遍性和抽象層面而理解過去的政治思想。結果，政治思想史一直都傾向於變成哲學。歷史學家還有一種更為專業(yè)化的動機迫使他朝向這一方向：發(fā)現(xiàn)一個敘述主題的需要，圍繞該主題來組織他正在研究的歷史片斷。他可能會撰寫某個特定階段的、包括許多思想家在內的政治思想史，這些思想家試圖在諸多不同的抽象層面解決一些問題而發(fā)展他們的政治觀念。然而，思想史家卻意欲把所有這一切講述為一個單一的、融貫的故事。正如我們已經(jīng)看到的，他已經(jīng)有了在更高的抽象層面上研究每一個思想家的傾向；並且通過在一個共同的、高度抽象的層面來解釋他們的思想，或者借助他們每個人能夠被解釋的看法，他發(fā)現(xiàn)了所有的思想家都採納的某些普遍預設。這樣，他那個階段的政治思想史就變成了這些預設的歷史：從這些預設中推導出各式各樣的結果，對這些預設採取各式各樣的態(tài)度、引入各式各樣的修正，以至於到他的階段結束時，它們或許已變得面目全非了。政治思想史——在這一點上，它無疑類似於其他形式之有組織思想的歷史——就這樣傾向於變成核心預設（thecardinal assumptions，或許還是無意識的預設）變遷的歷史，它能夠被證明一直建立在這些預設的基礎之上。如果“哲學”這一術語可以被用來指稱導致了核心預設確立或修正的思想，那麼正在書寫的歷史將是哲學史。而且，如果這些其歷史正在被追溯的預設能夠表明，它們不僅對於一個時代的政治思想來說，而且對於該時代所有或眾多有組織思想的模式來說都是核心的，那麼可以恰如其分地稱之為世界觀（Weltanschauung），正在書寫的歷史將是世界觀史（Weltanschauungsgeschichte）。通過這種方式，作為研究物件的傳統(tǒng)被濃縮為一種發(fā)生在高度抽象層面上的單一敘事。接下來我們必須追問，我們描述的這個過程是否能夠提供有效的歷史解釋。答案必然取決於我們所採用的標準；但是，對以高度抽象的詞彙來表達的歷史片段之價值的一個良好檢驗就是看，其抽象是否符合實際經(jīng)驗的事實，是否符合某個已確認的亞爾西比德確實做過或經(jīng)歷過的事情。如果思想變化所依賴的這些預設被認為是沒有人能夠有意識地提出，那麼證實該模式將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如果能夠獨立地證明，這些預設經(jīng)常被有意識地闡述；那麼，什麼是一個解釋性的模式這個問題就會開始表現(xiàn)為實際發(fā)生過的事件的歷史。我們可以根據(jù)在普遍性任何層面的抽象來撰寫思想史，無論其抽象程度多高，只要我們能夠獨立地證實，我們所使用的抽象在相關的領域中、在相應的時間內為我們的故事所包括的思想家們所採納。我們可以根據(jù)世界觀中發(fā)生的變化，根據(jù)多少是穩(wěn)定的哲學體系之間或一個穩(wěn)定的政治理論詞彙中核心的思想觀念之間的持續(xù)對話來撰寫思想史；而且，無論何時只要我們所建構的解釋被認為是有歷史依據(jù)的，那麼歷史的理解就將得到豐富。然而，對迄今所描繪的思想過程，我們不可能完全滿意。如果政治思想是“對一種傳統(tǒng)的抽象”，那麼這種抽象可以在理論普遍性（theoreticalgenerality）的許多不同層面進行。而且，我們迄今所描述的歷史學家能夠證明，政治思想是否在他所選擇來解釋的抽象層面發(fā)生，但他不能通過在經(jīng)驗上確定政治思想得以發(fā)生的層面來開始其探究。他對一個抽象層面的選擇取決於他對其關注的思想片斷給出盡可能完全合理之解釋的需要。因此，他所選擇的層面趨向於高度抽象，並且越來越抽象。他根據(jù)思想片斷能夠被給予最大限度之理性融貫的解釋來選擇預設，然後試圖表明，這些預設也適用於相關階段，並為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家所使用。如果這是他能夠採納的唯一方法，那麼當他面對這樣的可能性時他可能會感到困惑，即正在討論的思想片斷如果依據(jù)那些並未賦予其最大限度之理性融貫的預設來解釋的話，也許同樣甚至更好地得到解釋。（讓我們假設）在伯克（Burke）的著述中有這樣一些段落，它們假如依據(jù)在休謨的著述中清晰表達的預設就能夠得到解釋。我們的歷史學家將會接受這種解釋模式；結果，他把伯克在這些段落中的思想呈現(xiàn)為如同在休謨著述的相關段落中出現(xiàn)的秩序嚴謹?shù)南到y(tǒng)政治哲學一樣。他的方法使其容易接受這樣的想法，即伯克的政治思想最好被解釋為政治哲學。但我們現(xiàn)在提議，假如基於普遍性迥然不同層次的預設——例如，依據(jù)法學家關於制度和實踐的預設，而非哲學家關於思想和行動的預設——來解釋，伯克著述的同樣段落不會有絲毫貶損。我們可以進一步提議，儘管這種解釋並沒有為伯克的思想提供最大限度的理性融貫，但較之前一種解釋它能夠提高歷史證實的程度。我們迄今為止所假想的歷史學家並未在參與這場討論中被恰當?shù)亩ㄎ弧Ｒ驗樗胁荒軖裼眠@樣一種方法，該方法承認，存在思想可以發(fā)生的不同抽象層面，以及思想可以得到解釋的不同理性融貫程度；更不消說採用那種允許他作為歷史探究之問題開區(qū)分這些層面的方法。他還只是這樣一種方法的囚徒，該方法使得他只能解釋那些能夠被呈現(xiàn)為一種系統(tǒng)的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政治思想。當他把政治思考（politicalthinking）撰寫為歷史上正在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時，他將認為只有參照一種由理論家或哲學家的思考所構成的事件背景（contextof events），它們才能發(fā)生並得到解釋。在我們所設想的情景中，他會把伯克（如其）所做的思考，呈現(xiàn)為休謨（如其）所做的思考的影響結果，或者以另一種方式，將前者呈現(xiàn)為後者的歷史後果。一個社會特定階段的政治思想只有作為其政治理論家或哲學家之間思維模式交換的一個結果，它在歷史上才是可以理解的。似乎存在這樣一種共識，即無論在抽象或系統(tǒng)化的哪個層面上，政治思想都是對社會經(jīng)驗的某些方面展開討論的一個模式。倘若真是如此，那麼，在哲學家與歷史學家對該學科所採取的不同進路之間做出區(qū)分就會變得重要起來。哲學家的興趣在於，思想的產(chǎn)生能夠為嚴格的理性能力（rationality）所解釋，以及確立這樣做的限度。歷史學家對人們思考政治的興趣，正如他對人們戰(zhàn)鬥或耕作或做其他任何事情——亦即個人在一個社會中的行為——的興趣，人們那些被記錄下來的行為可以通過歷史重建的方法來研究，目的在於揭示他們曾生活其間的世界的樣式（manner），以及為什麼他們會如此行事。歷史學家關注經(jīng)驗與思想之間的關係，以及一個社會的行為傳統(tǒng)與被用來試圖理解和影響它的概念抽象之間的關係。但是，如果把他的進路混同于與哲學家的進路，那麼他很可能無法實現(xiàn)其恰當?shù)墓δ堋?/span>如果歷史學家試圖只通過賦予思想以最高程度之理性融貫來解釋思想的話，那麼他就會陷入這樣的窘境，即他只能在最高程度的抽象層面研究思想，而這種抽象來自於思想所發(fā)生之社會的傳統(tǒng)或傳承經(jīng)驗。我們不會指望他研究產(chǎn)生思想的實際抽象過程。簡言之，如果思想（thought）被界定為對經(jīng)驗或一種傳統(tǒng)的一系列抽象觀念，那麼思考（thinking）就可以被界定為產(chǎn)生和運用這些抽象觀念的活動；並且，正是這種歷史學家把自身和哲學家混同起來的思考活動使他喪失了恰當研究思想的資格。換言之，他讓自己喪失了研究思考和經(jīng)驗之間關係的資格。現(xiàn)在我們可以知曉，他何以易於受到那些否認在政治活動與政治理論之間——在行為傳統(tǒng)與從中抽象出來的概念之間——存在任何重大關聯(lián)的人所發(fā)起的攻詰了。這種攻詰雖然經(jīng)常發(fā)起，但它並不總是那麼容易獲得精確的理解。當然在許多情況下，它旨在挑起一場保守的論辯。這種攻詰的發(fā)起者假定，相對於那些用政治概念來批判和修正它們由之抽象而來的行為傳統(tǒng)的對手，他將面對一位持有一種更加樂觀的——因而也就更加危險的——觀點的對手；因此，他開始著重強調這些概念如此運用的局限。然而，當這種攻詰在歷史學家之間的爭論過程中發(fā)起時，情況變得愈加複雜。至少一開始，爭論似乎關注於動機和起因。一位歷史學家會指控另一方誇大了人們的行動在一個政治語境中被理論（這些理論正產(chǎn)生於該語境）所激發(fā)的程度，也誇大了這些理論（就算它們激發(fā)了人們的行動）實際上決定人們行動進程的程度。他會質問，參照個人行為得以展開之歷史情境的決定性影響，這些行為是否肯定不會比參照據(jù)說是構成其基礎的理論原則獲得“更多”的理解？不過，歷史學家之間關於一個歷史因素比另一個因素“更重要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如果5X3=15，那麼爭論說因為5大於3所以在得到15的過程中5比3“更重要”，這是無益的。在此，唯一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不考慮相關的因素，是否有可能對此過程提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這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個人在解釋一項政治行動時把重點完全放到了決定它的情境性因素上，那麼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在解釋中不必提及任何理論原則，儘管在行動過程中這些原則可能會得到表達。一個人甚至可以用這種方式成功地拒絕任何這樣的解釋：它假定理論原則激發(fā)了行動的肇始，或者決定了行動的後果。完全有可能的是，在行動的過程中，原則不斷地得到表達，並且耗費了那些推動行動完成者的大量時間和精力。在這一點上，我們會發(fā)現(xiàn)，正如他們把諸如“宣傳”、“合理化”、“神話”之類帶有含混輕蔑性的語言掛在嘴邊所表明的，無論它們在故事中扮演何種角色，都是不值得考慮的。但從何種立場看，它不值得考慮呢？一種或更多關於行動的解釋可以不考慮理論原則而建構起來，而一個歷史學家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他只對行動中能夠以這種方式加以解釋的方面感興趣。但是，原則的表達畢竟出現(xiàn)了，它們構成了行動的一部分，並且由於它們的存在而改變了行動的總體特徵。它們必定與行動的過程產(chǎn)生了某種聯(lián)繫。儘管一個歷史學家可能並不想探究這種聯(lián)繫，而滿足於對行動的一種忽略了該聯(lián)繫的解釋。但是，他沒有資格宣稱，根本不存在這種聯(lián)繫，或者不必因為另外一種包含了這種聯(lián)繫的解釋的建構而修正他自己的解釋。在這一點上，歷史編纂學所需要的正是探究各種可能的關係的能力，這些關係的理論化可能訴諸經(jīng)驗和行動。但是，反意識形態(tài)的詮釋者（theanti-ideological interpreter）傾向於假定，只要他駁斥了理論與行動存在某種聯(lián)繫的觀念，那麼他也就駁斥了兩者之間存在任何聯(lián)繫的觀點。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他可能會被認定在方法論上是幼稚的。以一種一點也不複雜的方式，他用動機和起因的概念來拒斥這樣的說法，即理論自身作為一種動機足以解釋行動的肇端，或者作為一種起因足以解釋行動的結果；從而假定，他已把理論從任何故事中驅逐。他斷言，在政治生活中，人們從經(jīng)驗中學習，“而非”從理論中學習——仿佛可以提前宣佈，人們關於經(jīng)驗的理論表述在他們從經(jīng)驗中學習的過程中根本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作為一名政治理論家，他過於簡單化了保守經(jīng)驗主義（conservativeempiricism）的命題，該命題旨在拒斥並且確實也拒斥了有如下主張的政治理論，即從一個傳統(tǒng)中抽象出來的概念，足以證明人們試圖廢止、取代該傳統(tǒng)的合理性，或者足以解釋人們在該傳統(tǒng)中採取的行動。否認概念可以被孤立起來或者可以被證明在政治中發(fā)揮一種決定性的作用，並不等於說，它們發(fā)揮不了任何作用。反意識形態(tài)的詮釋者不但認為就是如此，而且常常不願意相信，政治過程中思想觀念的研究者並沒有主動地為其指定一種決定性的角色。他的錯誤——即假定理論與行動之間只能有一種關係，以至於如果這種關係不存在的話，理論與行動就不會發(fā)生任何聯(lián)繫——只是前面強加給政治思想史家的那種錯誤的翻版，即假定理論只能在經(jīng)驗抽象的最高層面進行研究。如果後一種錯誤堅信，只能以系統(tǒng)理論與哲學的形式研究思想——因為它與經(jīng)驗和行動相伴隨，那麼就不能責怪前一種錯誤的如下假定：思想只能作為一種規(guī)範性的和有計劃的指導這種超然角色而與政治活動相伴隨?？梢岳斫獾氖牵坏┧芙^接受對政治行為的這種解釋，他就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餘地。而且，如果他與觀念史家的關係蛻變?yōu)橐环N答非所問的經(jīng)院哲學式喜劇（ascholastic comedy of cross-purposes），那也不是他的過錯。如果這就是政治思想史編纂目前的主要處境，那麼，如同我們已經(jīng)揭示的，這與在無數(shù)具體研究中取得有效且有價值的成果並非不相容的。然而，這也意味著，困惑與沮喪可能會出現(xiàn)，並且諸多努力被誤導和浪費，因為有一個我們尚未在方法論上充分掌控的探究領域。因此，如果我們的研究方法得以完善，那麼我們的研究能力或許可以得到提高。而且，為了這一目的，我們似乎需要在如下不同關係之間做出明確區(qū)分的方法，亦即從一個行為傳統(tǒng)中抽象出來的諸概念與它們所由產(chǎn)生並與之聯(lián)繫在一起的（a）傳統(tǒng)、（b）行為之間的關係。這樣，就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研究領域：當概念從一種傳統(tǒng)中抽象出來時產(chǎn)生的領域，以及概念被用來分析該傳統(tǒng)中的行為時產(chǎn)生的領域。對於前者，我們關注的是一種思考活動，也就是抽象活動；對於後者，我們關注的是一種政治行為活動?；蛟S可以斷言，思想史家關注的是思考活動而不是政治行為活動；從而可以斷言，人們經(jīng)常提出的如下要求有必要加以修正，即諸如布丹（Bodin）或伯克的政治思想應當放到其得以形成並反過來旨在施加影響之實踐活動的背景中來研究。當然，許多（儘管並非全部）政治思考確實是在當時的實踐背景中形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據(jù)此來研究它們。但是，在一段思考的智識內容與其預定或實際上影響政治行動的作用之間存在顯著的差別。我們絕不能混淆思想觀念背後的動機與其來源；亦不能假定，一旦我們找到了某個特定思想片段的意圖，我們就足以解釋它。一個人或許希望為特定的行動辯護，說服其他人接受或贊成它，並且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論證的內容。但在歷史學家中間常見這樣的錯誤，即假定人們能夠完全自由地發(fā)現(xiàn)並正確地提出他們所需要的合理化解釋。一個人如何辯護其行為取決於他所不能掌控的因素，而這些因素為何則必須通過研究他所置身的情境和框定其行為的傳統(tǒng)才能確定。而且，這種探究截然不同於如下研究中包含的探究，即他提出的論證是如何影響它們意圖施加影響之情境的。因此，作為一種大致的分工，行為歷史學家（historianof action）的任務就是要探究思想觀念、信仰以及論證是如何有助於我們理解人們在特殊情境中的行為的；而思想史家則是要研究思考活動、概念化活動以及從特定的情境和傳統(tǒng)中抽象出思想觀念的活動。（當然，研究布丹或伯克的歷史學家或許需要將自身投射於這兩種角色；這就更加要求它們不應被混淆。）思想史家永遠會對在當時事件的壓力之下形成的思想感興趣，但這種關注不應當是排他的。他更有可能重點關注那些相對穩(wěn)定的概念，這些概念定期出現(xiàn)在相對穩(wěn)定之社會的政治思想中；並且將他的時間更多用來研究這些概念是如何從行為傳統(tǒng)中抽象出來的，以及是如何被用於批判傳統(tǒng)並最終為傳統(tǒng)所吸收的。一旦他實現(xiàn)這種轉向，他將傾向于關注作為傳統(tǒng)語言的思想（thoughtas the language of tradition）而不是行為；儘管當他轉向研究傳統(tǒng)的概念是如何在特定的行為情境中被使用和修正時，他將發(fā)現(xiàn)自己的工作正在逐漸變成行為歷史學家的工作，即研究行為是如何為思想所修正的。然而，大致說來，通過研究相對穩(wěn)定的概念的定期使用，他將趨近政治思想史。而且，這看來似乎必然包含對經(jīng)驗和傳統(tǒng)的某一抽象層面進行任意的選擇。但是，因為他正在探究抽象過程本身，所以他就得決定抽象進行的層次，並且就得將抽象與作為其出發(fā)點的社會和傳統(tǒng)背景聯(lián)繫起來。他的選擇並非任意的。任何穩(wěn)定且富有表達能力的社會都會擁有用以討論其政治事務的概念，並將其聯(lián)結起來形成語群或語言（groupsor languages）。沒有理由假定，一個社會只擁有一種這樣的語言；我們毋寧可能會期望發(fā)現(xiàn)多種分佈於它們所由產(chǎn)生的不同部類之社會活動的語言，以及它們的應用和受到的修正。其中有些語言來源於一個社會規(guī)範公共事務的制度化模式的技術詞彙（technicalvocabulary）。西方政治思想主要產(chǎn)生於法的詞彙，中國的儒學產(chǎn)生於禮的詞彙。另外一些語言則來源於某些與政治密切相關的社會過程：比如，基督教社會中的神學、封建社會中的土地所有權、工業(yè)社會中的技術。隨著諸如此類的詞彙日趨運用於其最初的語境之外，從中有可能生長出相應的理論語言（languagesof theory）來解釋並捍衛(wèi)它們在新情境下的使用，並把它們與有另外起源但用法相似的術語聯(lián)繫起來；甚至還可能生長出哲學語言（languagesof philosophy）來捍衛(wèi)或批評所有這些術語的使用在倫理和邏輯上的合理性。但是，比如說，一種法哲學詞彙的出現(xiàn)不必取代制度法（institutionallaw）詞彙在政治辯論中的使用，儘管前者發(fā)展起來就是為後者辯護的；有些政治爭論是在抽象的制度層面展開的，有些則是在其哲學層面展開的。那些被用來表明一個社會的合法性之源（thesources of legitimacy）的概念，或者（在擁有這些合法性之源的情況下）被用來表達該社會的連續(xù)感（sense ofits continuity）的概念，也有類似的發(fā)展；但是，這裡的抽象過程產(chǎn)生了不同的結果。對社會連續(xù)性一種傳統(tǒng)說明的批評導致了歷史著述（thewriting of history）。我們達到了這樣一種地步：一個社會既擁有一套政治理論也擁有一種詮釋其歷史的方式；然而，它的傳統(tǒng)卻繼續(xù)——或許在不止一層批評性詭辯之上——充當捍衛(wèi)或否定政治行為合法性的手段，從而出現(xiàn)在其政治思想得以展開的諸模式之中。一個社會的政治思想主要是通過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即從社會和文化傳統(tǒng)的不同方面中採用技術性的詞彙，發(fā)展專門化的語言（specializedlanguages）用來解釋和捍衛(wèi)使用前者作為探討政治的手段。我們或許會把前者稱作傳統(tǒng)語言，把後者稱作理論語言；並且不無誘惑地補充說，政治哲學只不過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理論語言，一種探討其他所有可能被使用的語言之合理性的二階模式（asecond-order mode）。然而，從歷史學家的立場來看，這麼說將低估古典意義上的政治哲學的重要性；當一位思想家為了將政治經(jīng)驗置於思想觀念的控制之下並借助它們來解釋政治經(jīng)驗，而調動他所熟知的重大道德和形而上學觀念時，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重要性。事實上，有些分析者認為，這種類型的哲學家只不過完成了對他們社會中傳統(tǒng)政治觀念的一種批評和重述。但是歷史學家必須強調：首先，這種哲學化的傳統(tǒng)可以為社會提供諸多政治討論語言中的一種；其次，它並非簡單地起源于使現(xiàn)有語言更加容易理解的努力。一種道德的和形而上學的思考傳統(tǒng)可能獨立地起源於政治討論，然後又被應用於政治討論。因此，一種語言至少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發(fā)展，使之能夠就政治提出的表述比通過從其他社會活動領域簡單地借用術語這種普通方式所獲得的更大的普遍性。一旦諸如此類的語言得以發(fā)展，那麼關於政治的思想就可能會變成一種自主的理論活動，並將這些形式呈現(xiàn)為政治哲學或政治科學；而且我們也可以假定，政治思想史家就是研究自主理論（autonomoustheory）的這些形式的歷史學家。但是，一旦我們把政治思想界定為政治討論的語言，上述情況就不可能是如此了。因為實踐的和理論的是分不開的，所以同樣的政治問題可以同時通過兩種方式來討論，即借助一種從社會傳統(tǒng)借用來的詞彙來討論，或者借助一種專門用於對政治聯(lián)合（politicalassociation）本身做出普遍表述的詞彙來討論。當後一種類型的詞彙出現(xiàn)時，其主張可能為相關的方法論學者所探究，並且從歷史角度進行這種探究可能也是必要的——例如，通過追溯其主張的發(fā)展歷程來闡釋某些類型的問題。但是，我們所假想的歷史學家並不是方法論學者，沒有任何理由說明他何以應該把自己局限於政治思想的這些分支，儘管它們已經(jīng)被說成是自主的理論科學。對於他來說，一種能夠對其提出上述主張的政治討論模式並不比不能提出上述主張的政治討論模式在本質上更有吸引力。他感興趣的是，兩者同時出現(xiàn)在某個特定社會的詞彙中，以及兩者與該社會的傳統(tǒng)和發(fā)展中的經(jīng)驗之間的關係。這樣一個歷史學家可以通過如下方式著手研究一個社會的政治思想：依次考察存在哪些批評或捍衛(wèi)政治行為之合法性的模式，他們參照了哪些象徵符號或原則，以及他們試圖用什麼語言與論證形式來實現(xiàn)其目的。例如，在17世紀後期的英格蘭，我們可以通過參照如下三個歷史領域中的事件來討論政治行為：首先是英國憲政史，作為當時事務的一種指南，它的權威依賴于某些關於法律連續(xù)性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本身又來源於英國法律的結構和土地所有權；其次是舊約和新約的歷史，它的權威來自于基督教會的觀念和程式；最後是希臘羅馬的（Greco-Roman）歷史，其權威源自拉丁人文主義（Latinhumanism）的觀念。除此之外，還有一套古典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大體上與西歐的思想家相同，其詞彙來源於世俗的和經(jīng)院哲學的資源以及該傳統(tǒng)晚近的批評者提出的論證。在研究英國人擁有和使用這四種顯著不同的政治論證模式時，一個歷史學家將要做的工作就類似於雷蒙德·弗思在研究蒂科比亞人（Tikopia）利用屬於他們幾個支系的諸傳統(tǒng)，以及這些傳統(tǒng)在維護社會團結或加劇社會衝突方面的作用時所做的工作。他可能會研究其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tǒng)的構成要素，這些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tǒng)是一個社會為了辯護社會行為的目的而選擇熟記的；他也可能會研究用以說明實現(xiàn)這些目的的語言和觀念。在研究源自一個傳統(tǒng)的諸構成要素的概念化過程中，他可能會用歷史學的術語來對我們所謂的“對一種傳統(tǒng)的抽象”提出一項系統(tǒng)的解釋——因為從否定方面說，單純重複如下的觀點僅僅是保守主義的詭辯，即政治思想只能採取這樣一種抽象形式。這位歷史學家正在將“傳統(tǒng)”這一含混而簡要的術語解析成它的一些構成要素，並且注意到，這些要素產(chǎn)生了清晰連貫的語言，這些語言本身又為了討論的目的而被傳播和使用。毋庸置疑，一個傳統(tǒng)最能有效傳播的大部分內容是不連貫的、缺乏組織的，這對那些希望追隨奧克肖特的歷史學家來說也是恰當?shù)?，他們尤其強調未被言說的東西（theunspoken）在塑造思想所評論的傳統(tǒng)方面具有的重要性。但是，思想史家的任務是研究社會所使用的系統(tǒng)化概念的出現(xiàn)和作用，而知道這種作用必然具有局限性這一點不必讓他裹足不前。就其研究的這一點來說，他所探究的是，觀念——在這些觀念中，對一個傳統(tǒng)的意識變得清晰連貫——是如何從該傳統(tǒng)中抽象出來的，並且他尤其關注思想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一旦他洞悉該結構中有哪些要素為人們所意識，以及他們的意識是通過哪些術語來表達的，他就將處於這樣一種境地，即批評歷史學家們在如下情形中所犯下的並不罕見的錯誤：他們假定政治思想必定是一種社會結構或政治環(huán)境的“反映”（reflection），因此先構建一個關於該結構或環(huán)境的模型，進而把思想解釋為與該模型相吻合，雖然通常除了一種含混的一致或類似之外難以提出更多的證據(jù)來支持他們的主張。我們的歷史學家可能會贊同，思想“反映了”社會及其利益。但他賦予自己的任務是考察“反映”的過程是如何發(fā)生的，以及語言在多大程度上僅僅是未經(jīng)過濾之經(jīng)驗或熱望的一種鏡像。換言之，他所探究的是一個社會的結構與傳統(tǒng)中各種要素的概念化模式（stereotypes），該社會的政治思考正是借助這些概念化模式進行的。所有的概念化模式或多或少都是過時的，或者就是不充分的。歷史學家必須習慣於這樣的事實，即一個社會用以進行思考的模式本身在一個歷史學家看來通常完全不能令人信服，因為他總是試圖從後來的立場來理解該社會。18世紀的英國並非為腐敗和黨派所統(tǒng)治，但是18世紀的英國人——不僅僅是政治鼓動家——通常都好像事實就是那樣來談論和書寫。為什麼這些假設廣為人們所接受呢？思考與經(jīng)驗之間存有一道鴻溝；政治觀念史家的任務就是填平這一鴻溝並嘗試理解其意義。作為理解和行動的手段，所有的概念化模式都或多或少是讓人滿意的；但是，除非我們理解它們的歷史，否則我們並不清楚為什麼如此。但是，並非一個社會的政治討論所使用的所有概念，或者以它們?yōu)榛A的語言，都由直接從該社會的結構與傳統(tǒng)中抽象出來的、簡單的概念化模式所組成。我們已經(jīng)看到，抽象過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而且，具有更高理論普遍性的語言是從更古老的傳統(tǒng)語言中成長起來的，或者是從其他資源中強行進入該傳統(tǒng)的。這就是一個社會的政治思想何以最後在不止一個抽象層面上展開，以及構成它的語言何以具有程度不一的理論普遍性的原因。我們所想像的歷史學家不得不應對由此導致的情形，並且竭盡全力使之變得容易理解。正如我們前面看到的，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容易遇到這樣的誘惑，即尋求那些具有最高理論普遍性的基本預設，依據(jù)這些預設所有使用中的、各式各樣的語言都能得到同樣滿意的解釋?？紤]到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步驟——除非他能夠提供獨立的證明，這些預設確實像他的解釋所暗示的那樣使用廣泛——我們現(xiàn)在必須指出，我們理想的歷史學家怎樣才能避免這一步。首先，既然他已經(jīng)逐漸熟悉討論中所使用的不同語言，以及它們通常所蘊含的不同抽象層面，那麼他就能夠確定，一場特定的爭論或一個特定的思想家所使用的語言以及所處的抽象層面。他在考慮1688年革命能否在依據(jù)歷史先例或抽象政治理論之外得到辯護時，能夠將伯克與麥考利（Macaulay）聯(lián)繫起來；並且能夠考慮伯克的傳統(tǒng)主義是建立在一位普通法學家關於古老習俗的觀點的基礎之上，還是建立在一位德國浪漫派關於展開的民族精神（theunfolding national Geist）的觀點的基礎之上。能夠通過將思想置於其正確歸屬的話語傳統(tǒng)之中來解釋，這多少也是重要的；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第一，它使我們能夠把思想解釋為社會行為，並觀察到思維（mind）是如何與其社會、該社會的傳統(tǒng)以及該社會的後來成員發(fā)生聯(lián)繫的。第二，它有助於促成思想更加容易理解，從而能夠識別出思想家所使用的概念、他與其同胞交流時所使用的語言，以及他所談論的物件和他打算表達的含義。但是，隨著政治討論所使用的語言開始越來越具有理論普遍性，思想家論證的說服力開始不再取決於他能否成功地援引傳統(tǒng)的象徵符號，而更多地取決於他在某個政治話語領域中打算做出的表述的理性融貫程度，在這個領域中採取具有廣泛理論普遍性的表述是可能的。在此，我們的歷史學家遲早都會放棄他作為一位元將思想視為一個社會之語言的研究者的角色，而成為一位將思想視為哲學——也就是，在它做出容易理解的普遍表述的能力方面——的研究者。我們假定他所採用的進路在這一點上的優(yōu)勢就在於此。由於他對思想家所使用的討論語言耳熟能詳，所以他認識到——他已經(jīng)“逐漸認識到”——它通常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它通常所暗含的預設的理論普遍性程度。現(xiàn)在，或者借助某種分析技術，或者借助他對某個特定的理論家思維運作方式的耳熟能詳，他可能試圖對思想家的思想做出一種重構，從而使之獲得理性上的完滿。通過這種方式，他可以對他所研究的思想家正在使用的傳統(tǒng)語言所具有的理論普遍性的程度和類型做出評判，同時也對思想家使用這種語言所要解決的問題和他在處理問題所帶有的先見（prepossession）做出評判?，F(xiàn)在，歷史學家能夠考慮，思想家的語言傾向於使他在何種抽象層面上運思，思想家的先見傾向於使他在何種抽象層面上使用其語言?，F(xiàn)在，他還能夠給予含糊的短語以精確的含義——任何思想家都在一個傳統(tǒng)中運思；他能夠研究思想家和傳統(tǒng)相互之間提出的要求。如果思想家所使用的傳統(tǒng)語言是專門用於最高程度之普遍性的，如果思想家的先見驅使他在同樣程度的普遍性上運思，那麼歷史學家的問題將會少之又少，而他用以詮釋其研究物件之思想的方法也將非常接近于哲學家詮釋思想所使用的方法。但是，在這裡所描繪的政治思想圖畫中，在將這些思想視為“對一種傳統(tǒng)的抽象”的定義中，這一點是含蓄不明的；這種情況不會總是出現(xiàn)，也不能指望它長久持續(xù)下去。在一個社會中，有可能存在一種關於政治的哲學討論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可能會自我發(fā)展下去，而不必視之為對其他政治討論模式的一種純粹的分析性評論。但是，在任何一個複雜的社會中，更有可能出現(xiàn)的情況是：政治將為如此之多的語言並且在如此之多的抽象層面上所討論，而且將會出現(xiàn)如此之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將思想指向某個特定的語言和抽象層面；以至於即使是哲學家——更不用說我們自己了——也不能將其思想維持在理論普遍性的任何層面上。就情況確實如此而言，我們會發(fā)現(xiàn)如下這一點是可欲的，即將一個傳統(tǒng)——它由一個社會中用於政治討論的各種語言所組成——作為背景來研究政治哲學；唯一能夠替代這裡所建議的社會語言學方法（thesocio-linguistic way）來剖析該傳統(tǒng)的選擇似乎就是，通過將其轉化為一種可能是由該傳統(tǒng)生長而成或者在該傳統(tǒng)中成長起來的哲學來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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