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大家對中國人文精神的點評今天，中國民族精神的根脈和深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遮隱。從當代文明的角度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缺陷、糟粕和種種價值體系的弊端是不容置疑的，但對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后深受物質(zhì)文明泛濫之苦的人類來講，中國人文精神中那種與自然同體的世界主義的東西，無疑對未來的世界有著極大的啟示，因為對人類來說，“世界必須穩(wěn)定下來，這才是避免陷于悲慘結(jié)局的惟一道路”（湯因比語）。
400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一本轟動整個歐洲的書，這就是門多薩用西班牙文寫的《中華大帝國史》，該書用理想化的筆調(diào)，對中國這個“沉靜而有才智的民族”作了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上盡善盡美的描寫?，F(xiàn)在看來，該書顯然不盡正確，甚至荒謬之處頗多，但書中對中國人文精神的頌詞，卻很值得引起注意。
在歐洲歷史上，伏爾泰、盧梭、黑格爾、康德、謝林、亞當·斯密、威爾斯、托爾斯泰、沙畹、雅斯貝爾斯、弗賴、托尼、李約瑟等等一些大思想家大歷史學家都高度關(guān)注過中國人文精神。湯因比是這些人中的代表，當有人問及如果允許他在世界歷史的某一瞬間重新降生，他愿選擇何時何地時，他毫不猶豫地帶著向往的神情說愿意降生于公元前一世紀的中國新疆（也就是那條剛剛興盛起來的聞名世界的絲綢商道上）。
湯因比生前曾多次提及，中國在未來將扮演人類文化主軸的角色，他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第一，中華民族的經(jīng)驗。在已過去的21個世紀中，中國始終保持了邁向全世界的帝國實體，成為名副其實的地區(qū)性國家的榜樣。
第二，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逐步培育起來的世界精神。
第三，儒教世界觀中存在的人道主義。
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義。
第五，東亞人對宇宙的神秘性懷有一種敬畏，認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致挫敗。這是道德帶來的最寶貴的直感。
第六，這種直感是佛教、道教與中國所有哲學流派共同具有的（除去已滅絕的法家）。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種必須和自然保持協(xié)調(diào)而生存的信念。
第七，以往在軍事和非軍事兩方面，西方人雖然在把科學應用于技術(shù)的競爭中占有優(yōu)勢，但東亞各國將可以戰(zhàn)勝他們。
湯因比所強調(diào)的中國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精神一點不假，有一件事情足以證明這一點：著名的意大利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于明朝萬歷年間來到中國時，他發(fā)現(xiàn)明朝軍隊是他周游世界所見到的數(shù)量最龐大、裝備最精良的軍隊，與此同時他還發(fā)現(xiàn)這支強大的軍隊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國人沒有想到過要用強大的武裝來侵略別國（見利瑪竇《中國札記》）。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開始于中國。
萊布尼茨認為中國人的兩大特點是愛好和平與敬神尊祖。費正清強調(diào)中國的人文主義特點是：忍耐、愛好和平、講調(diào)和、守中庸、保守知足、崇拜祖先、尊敬老人與有學問的人等等，這一切體現(xiàn)了以人而不是以神為中心的人本主義；而與山水自然融為一體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式的保守安逸生活，正是中國人理想中的生活。另一個大漢學家李約瑟則認為中國人的特征是道德倫理觀念較重，具有恭敬的自謙性處世心態(tài)和人道主義精神，另外，中國人的世界主義和大同思想也是非常突出的。在歌德看來，中國是一個在一切方面都保持節(jié)制的民族，這正是它的文化從不間斷地維持了幾千年之久的原因。
這一點，湯因比和池田大作也深刻地認識到了。在眾多點評中國民族精神的大家中，印度大學者出身的總統(tǒng)拉達克里希南的一段話值得注意：“中國人是愛美的。整個國家就是一座巨大的藝術(shù)宮殿。一切物體———城市與廟宇、田野與花園、桌子與椅子、小小的茶杯與筷子等等，中國人都想使它們變得美麗。最貧窮的仆人也以美的方式吃光剩飯。美是他們生活的面紗，是他們田園的色彩。”透過中國人文精神那陳舊靜美的闊大面龐，穿過中國深厚而古老的傳統(tǒng)大地，驀然回眸，我們實際上已經(jīng)察覺到，無論是燦爛的榮光，還是沉重的恥辱，中國文化最動人之處，在于人與自然之間神秘而敞開的親密交流，以及這種交流所形成的生活和文化。對中國人來說，靈魂的拯救不是來自于上界的神，而是來自于腳下的大地。正所謂：“云煙影里見真身，始悟形骸為桎梏；禽鳥聲中體自性，方知情識是戈矛。”南人與北人
歷史地理是歷史文化的一個載體和基礎(chǔ)。作為巨大復雜的文化實體，中國文化中的地域性差別是非常大的。對這種差別最簡單的劃分是把中國劃分為南北兩大塊。按照自然地理，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淮河是中國結(jié)冰的河流中最靠南的一條大河）。而按照文化地理，那么明清以來以長江為界大概更為合理，更有說服力。
巴克爾說：有四個主要自然因素決定著人類的生活和命運，這就是：氣候、食物、土壤、地形。除此之外，長期性的文化基因傳承和沉淀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南北文化的差異。民國大學者劉申叔說：“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北方遼闊的黃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壯麗，氣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曠凄涼，植被貧乏，在這種環(huán)境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強悍、豪爽、嚴謹。而南方水流縱橫，山色清華，植物華麗，氣候溫暖濕潤，云霞低垂清靈，在這種環(huán)境下，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細膩、靈捷、浪漫、精明。北方人的主食是高粱、大豆與白面，所以培育出了北方人魁偉與剛健的體魄，同時，這些作物的耕作需要人們之間的協(xié)作，所以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精神與政治意識就突出出來了。
而南方人以稻米為主食，所以有著靈巧的心性，同時，“水稻栽培往往促進分散的離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喬伊斯·懷特語），所以南方人散淡的漠視政治的個性就較為突出。魯迅曾說：北人的優(yōu)點是厚重，南人的優(yōu)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在愚，機靈之弊在狡，從相貌上看，北人長南相或南人長北相者為佳。王國維對南人和北人的評價是：“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熱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實行。”
下面林語堂的這段話，是比較能抓住南北人文差異特點的：“北方的中國人，習慣于簡單質(zhì)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喜歡吃大蔥，愛開玩笑。他們是自然之子。從各方面來講更像蒙古人，與上海浙江一帶人相比則更為保守，他們沒有失掉自己種族的活力。他們致使中國產(chǎn)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據(jù)王國。他們也為描寫中國戰(zhàn)爭與冒險的小說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東南邊疆，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習慣于安逸，勤于修養(yǎng)，老于世故，頭腦發(fā)達,身體退化，喜愛詩歌,喜歡舒適。他們是圓滑但發(fā)育不全的男人，苗條但神經(jīng)衰弱的女人。他們喝燕窩湯，吃蓮子。他們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戰(zhàn)場上的膽小鬼，隨時準備在伸出的拳頭落在自己頭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他們是晉代末年帶著自己的書籍和畫卷渡江南下的有教養(yǎng)的中國大家族的后代。
那時，中國北方被野蠻部落所侵犯。”感覺中，北方文化像高山一樣崇高、莊嚴、敦厚、樸實、壯闊，南方文化像流水一樣靈秀、柔情、細膩、飄逸、夢幻。這實際上是同一文化的兩種異質(zhì)，就像一個英偉豪爽的大丈夫和一個溫婉美麗的柔女子，組成了一個完美的家庭。若以區(qū)域文化詳細劃分中國文化的話，可以劃分出很多，主要類型有燕趙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吳越文化、齊魯文化、關(guān)東文化、荊楚文化、草原文化、嶺南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滇云文化、西域文化、臺灣文化等。在本書中，我們將對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區(qū)域文化進行一次深度的觀照及巡禮。
歷史名人與文化地理一則幽默說：讓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以大象為論題寫一篇文章，德國人寫的是《大象的思維》，法國人寫的是《大象的情愛》，俄國人寫的是《俄羅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大象》，中國人寫的則是《大象的倫理道德》。另一則幽默說：一幢雜居著各種民族的大樓在失火后，猶太人首先背出了錢袋，法人立即搶救情人，中國人則奮不顧身地到處尋找老母。這兩則幽默形象地把隱藏在心靈世界中那種濃郁的民族文化特質(zhì)渲染出來了。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淮河以南的柑樹能結(jié)出又大又甜的柑果，移栽到淮河以北后只能結(jié)出又小又酸的枳果。作為人文地理秘密塑造出的涂滿油彩的標志性個體，歷史名人從來就不外在于人文地理的母胎。如果把歷史名人喻為魚，人文地理就是水，如果把歷史名人喻為樹，人文地理就是土地。離開一定區(qū)域的自然與社會交匯的總體背景去奢談歷史名人,無異于緣木求魚。歷史名人恰恰是區(qū)域性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精神最大標記”的一種充分體現(xiàn)，同時它也進一步修補和深化了人文環(huán)境的外部功能。19世紀末年，泰納·勃蘭克斯等風頭強勁的文化歷史學派認為，種族、環(huán)境和時代是決定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文化的三大要素，其中特別突出的是種族因素，他們斷言種族因素中的天賦、情欲、本能、直觀是決定民族文化特征的“永恒沖動”。
20世紀前期，弗洛伊德的高足奧地利心理學家榮格一生都在強調(diào)“集體無意識”的巨大影響力。在他看來，每個人一生的行為都受到背后一只無形大手的控制，這支大手就是長期以來積淀在傳統(tǒng)中具有文化同構(gòu)特征的綜合價值觀念，它是人文地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齊魯文化為例，盡管如劉禹錫所說，齊魯人也有著較為明顯的地區(qū)差異，“鄒人東近沂泅，多質(zhì)實；南近騰魚，多豪俠；西近濟寧，多浮華；北近滋曲，多儉嗇”，但從總的角度來看齊魯人給人的印象是壯實英偉、淳樸厚道、耿直重情、富有同情心，潛含著英雄主義的陽剛豪灑之氣。在今天，齊魯人被認為是保留中國北方傳統(tǒng)風尚最多的群落，提到北方人人們最先想到的首先是他們。在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潮中，在早期儒家文化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北方文化的特質(zhì)。
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正脈發(fā)跡于齊魯，除了文化圣人孔子以外，早期主要人物絕大多數(shù)都出現(xiàn)在這一帶，諸如孟子、子思、曾參、顏回、子路、子貢、曾皙、公冶長、原憲、伏生、主父偃、孔融等等。這一精英群體在齊魯文化中應運而生并非偶然現(xiàn)象，只有適合于營造儒家思想的人文地理模式中這一切才可能發(fā)生。另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齊魯自古出賢相。諸葛亮、管仲、晏嬰、王猛、王導、房玄齡等歷史上重量級賢相都是山東人。齊國的建立者姜子牙和魯國的建立者周公旦也是兩個充滿傳奇色彩的賢相。另外，有人推斷商代著名的賢相伊尹也是山東人。山東歷史上賢相輩出的情況與唐代以前這里發(fā)達的經(jīng)濟、深厚的儒家氣脈、雄渾的人文情貌是分不開的。“文章不療山水癖、身心每被野云羈”。這是一本關(guān)于中國區(qū)域文化的閑書，一本圖文并茂的文化隨筆集。書中浮現(xiàn)著的正是中國那無比古老、碩大漫長的鮮活身影。讀者手持一冊，坐于斗室帷幄之中，而能在綜羅百代的廣博細微中餐霞飲月、燕閑清賞，則本書的目的也就達到了。此中有深意，如清初文人張潮所說：能閑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閑。瞄準“中國區(qū)域文化”這一靶心，我們大可以施展身手，因為中國實在是太大了，名山大川多得不得了，而歷史更是長得令人目瞪口呆。這和喜歡回憶歷史的美國人大不相同，美國歷史就算從1776年算起，到今天也只有200多年，難怪法國人譏諷說，美國人喜歡回憶歷史，但一回憶到他們祖父的父親那里就再也回憶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