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滅亡后，其立國的主體民族———黨項族如同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樣融化了，人們再也聽不到關于他們的消息。人們不免要追問：他們究竟到哪里去了？他們還有沒有后裔？尋找這個失蹤的民族，成為一個誘人的歷史之謎。
西夏文石刻驚現(xiàn)河北保定
1975年9月，西夏學者白濱聽說在河北保定發(fā)現(xiàn)的兩個八棱經(jīng)幢（經(jīng)幢是刻有佛的名字或經(jīng)咒的石柱子，一般安置在通衢大道旁或寺院內(nèi)）上刻有一種不認識的奇怪文字。翻譯過程中，白濱驚奇地發(fā)現(xiàn)經(jīng)幢上刻的助緣隨喜的近百個人名中竟有80多個黨項人姓名，包括建幢者、寺院住持、西夏文書寫者、死僧名姓、供養(yǎng)人，他從中得出了保定有西夏后裔存在的驚人論斷。一般認為，西夏文使用年代只限于西夏、元300年間，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關過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認為是現(xiàn)存最晚的西夏文資料。保定韓莊出土的西夏文經(jīng)幢有確切年代可考，西夏滅亡后西夏后裔的活動及西夏文字的使用下限，比過去至少推遲了150年。這說明西夏滅亡后，有一大批西夏人遷到河北保定并定居于此。遲至明代中葉，即西夏滅亡的270余年之后，在保定一帶黨項人作為單獨的實體依然存在，并且仍在繼續(xù)使用他們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根據(jù)有關史書記載，從考古資料和調(diào)查訪問的材料看，史學界推測黨項人的命運大致有4種，其具體情況如下。
一、投元為官
西夏亡國后，元朝稱西夏為河西，或稱唐兀。在劃分4個民族等級時，元朝將他們劃為第二等，視同“色目人”，政治上給予優(yōu)厚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試用之”，起用黨項貴族上層進入元朝中央與地方統(tǒng)治機構中任要職：元朝初期比較著名的有湖廣行省平章李恒，他是西夏皇室李惟忠之子；侍御史斡玉倫徒，是西夏仁宗仁孝的宰相和學者斡道沖的曾孫；翰林學士高智耀，是獻宗德旺時期的右丞相高良惠的孫子高智耀。他以科舉入仕，見國事不堪收拾，就不受官職隱居在賀蘭山。元太宗皇子闊端鎮(zhèn)守西涼（今甘肅武威）時，儒者受歧視，被罰做苦役。高智耀前往西涼府求見，請求廢除這種凌虐儒者的做法。元憲宗蒙哥時期，高智耀又向朝廷進言，認為應該任用儒者，并強調(diào)“用之則國家治，不用則國家不治”。憲宗很滿意，下詔免除了國內(nèi)儒生的一切徭役。世祖忽必烈早對高智耀的才學有所耳聞，即位后召見他并任他翰林學士。他又勸世祖提倡儒術。為了闡發(fā)他的意見，竟“反復辯論，辭累千百”，終于說服了忽必烈。他了解到淮蜀一帶的儒士遭俘虜后都淪為農(nóng)奴，處境極為艱窘，便請求以翰林學士的身份巡行郡縣，釋放儒士三四千人。他還建議設御史臺，忽必烈采納了他的建議。自此以后，元朝有了正式的監(jiān)察機關，使封建統(tǒng)治機構更加完善；元初在西夏故地設立西夏中興等路行尚書省，簡稱為西夏行省，后改為甘肅行省，任用黨項人管理其它各路諸事務。
在中央地方機構里為官者中影響最大的為余闕。余闕為元朝唐兀人，元末在合肥為官，后任淮南行省右丞都元帥，奉命駐守安慶。他所率領的軍隊”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騎射“。江淮紅巾軍包圍安慶，余闕率軍堅持數(shù)月，城陷后自殺于安慶蓮花塘，年56歲。余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死。死后，余闕封夏國公，謚忠宣，后人稱他為“忠宣公”。朱元璋對余闕的死難評價很高，說是“自兵興以來，闕與褚不華（褚不華守淮安五年，后殉難，其精忠大節(jié)，時人比之為唐之張巡）為第一”,并為其樹碑立祠。
二、留居西夏本土
西夏滅亡后，一部分黨項人仍然留居西夏河西故地。
蒙、元時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著大批黨項遺民，元代曾多次從河西隴右簽征為數(shù)可觀的黨項兵士，元朝的宿衛(wèi)軍和鎮(zhèn)戍軍中都有專由黨項人專門組成的軍隊，稱“唐兀軍”。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成宗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刊河西字（西夏字）大藏經(jīng)3630余卷，“施于寧夏、永昌等路”，即西夏的興州（今寧夏銀川市），永昌路即西夏的涼州（今甘肅武威）。這說明留居于河西興州、涼州一帶的西夏遺民數(shù)量仍然不少。
三、投金
西夏滅亡后，一部分西夏遺民投靠了金朝，被金朝統(tǒng)治者安置在河南唐（今泌陽）、鄧（今南陽）、申（今信陽）、裕（今方城）一帶，給田耕種，并派專人管理。《金史·西夏傳》記載：西夏使臣王立之出使金國，還未回國復命，西夏已經(jīng)滅亡。金哀宗下詔將他安置在京城，主管西夏降戶。后來王立之的妻兒家小30余口逃難到金國，金哀宗安排他們一家團聚并賜給他們金錢綢緞。王立之上本稱自己先祖本是申州人，懇請辭官回居申州居住。金哀宗同意他的請求，讓他以原官職住在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地的西夏降戶，并撥給良田千畝和各種農(nóng)具讓他們耕種。
四、遷徙
西夏亡國后，還有一部分黨項人經(jīng)過長途跋涉，四處遷徙。山西居庸關洞壁的6種文字石刻、甘肅酒泉的《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河南省濮陽市城東柳屯鄉(xiāng)楊十八郎村的《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等碑銘及民間至今仍珍藏著的大量的西夏遺民后裔宗譜、族譜、家譜等都證實從近年來西夏學者考察掌握的材料中，我們發(fā)現(xiàn)，歷史上西夏人因亡國以不同方式、不同路線、不同時間遷徙到今河北、山東、江蘇、江西、云南、四川等地，定居繁衍。
至今四川省西康木雅地區(qū)還流傳著“西吳甲爾布（王）”的傳說。據(jù)傳西夏國滅亡后，一支以黨項人為主的隊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方定居下來，建立了一個小政權，并在此過著定居的生活。當?shù)夭孛穹Q其首領為“西吳王”，即“西夏王”。該地方政權與蒙元王朝并行存在一個世紀之后，明初曾幫助朱元璋征討盤據(jù)于四川重慶一帶的明玉珍，立有戰(zhàn)功。至明成祖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被授予長河西魚通寧遠軍民宣慰使司，從此世為明正土司，直到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因嗣絕停止世襲，前后經(jīng)歷了470余年。
在今安徽合肥和安慶等地共有余闕后裔約5000馀人，他們今天都已徹底漢化，只有少數(shù)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黨項人的后裔。河南省濮陽市城東柳屯鄉(xiāng)楊十八郎村楊氏子孫雖然聚族而居，但因長期生活在中原地區(qū)，其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已與漢族毫無二致，他們今天申報的民族均是漢族。56個民族中雖然沒有黨項羌這個民族，但我們知道，它的血脈已融入到我們56個民族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