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名趙佶(公元1082年——1135年)，宋神宗趙頊的第11子，宋哲宗趙煦之弟，少年時是一個德才出眾的皇子。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病死時無子，向太后擁立趙佶為帝，第二年改年號為“建中靖國。”宋徽宗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浪蕩皇帝，他在位25年，在他統(tǒng)治的這25年間，是北宋統(tǒng)治最腐敗的時期。1127年7月被金兵所俘，后受盡折磨而死。
宋徽宗趙佶繼位后，在政治上十分荒唐腐朽，重用善于投機的蔡京、王黼，擅權(quán)弄兵的童貫，善于逢迎搜刮的李彥、梁師成和主持“花石綱”的朱勔等人，時稱“六賊”。這些人上下勾結(jié)，黨羽遍布朝野，他們公開賣官求利，甚至所賣的官都有定價：“在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買到高官的人特別多，這些人當官之后，大肆搜刮百姓。
宋徽宗根據(jù)蔡京的建議，以“迢述”的旗號，把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蘇轍等120人，定為“元祐奸黨，”徽宗親自書寫名字，找石匠刻在石碑上，稱為黨人碑，立于朝廷的端禮門外。凡刻在黨人碑上的名字，人已經(jīng)死去的，下令削去原來的官職稱號，活著的則被貶到外地?；兆诘热诉€把章惇等人定為“元符黨人”，刻石朝堂以示貶斥。
徽宗趙佶根本不問國家政事，一心追求享樂。他生活上荒淫至極，窮奢極侈，肆意搜刮民財，盡情揮霍。他大興土木，修建宮殿園林。1114年，徽宗為了修延福宮、艮岳、萬歲山、景龍江等園林、命心腹童貫在蘇州、杭州主持“蘇杭造作局”，童貫作威作福，每天搖著羽扇，吆五喝六，役使幾千名工匠，為皇帝制造象牙、牛角、金玉等各種奢侈品，所用物料全向民間征集。公元1105年，朝廷又設(shè)蘇杭應奏局，派朱勔主持。朱勔憑借皇帝權(quán)勢，到處橫行，專門從東南各地搜羅各種奇花異石，再用船沿著運河輸送到開封，每十船組成一綱，稱為“花石綱”。“花石綱”害得許多百姓傾家蕩產(chǎn)，家破人亡。誰家只要有一花一石被看中，用黃紙一蓋，標明這是皇上所愛之物，不得損壞，然后拆門毀墻地搬運花石，用船運送汴京。如誰敢違抗，就指責誰對皇帝“大不恭”，由他任意治罪。凡是深山的怪石、江湖的異物，都迫使民夫去開采。有一次，應奉局曾掠到一塊高達四丈的太湖石，裝在大船上，強征幾千民夫搖船拉纖，遇到橋梁太低或城墻水門太小，朱勔就下令拆橋毀門。為了把這塊太湖石運回京城，竟拆毀沿途許多橋梁、城墻、水門才得以通過。有的花石體積太大，河道不能運，就由海道運送。常常船翻人亡。人民在這種殘害下，痛苦不堪。
朱勔的花石綱是當時石綱中規(guī)模最大的，供應的東西，主要有太湖、靈壁等地的石頭，兩浙的花、竹、雜木、海味，福建的異花、荔枝、龍眼、橄欖，海南島的椰子，湖湘的竹木，四川、兩廣的奇花異果，登(今山東逢萊)、萊(今山東掖縣)等地的海錯、文石等等。朱勔等人把這些奇花異石運到開封后，供皇帝和大臣蓋宮殿、造花園、建住宅。
徽宗和蔡京依據(jù)《周禮》的記載，興建“明堂”(祭祀的殿堂)，任命蔡京為明堂使。明堂建筑規(guī)模宏大，每天役使工匠上萬人。又用銅鑄造九鼎，用黃金裝飾。建造九座大殿來安放，稱為九成宮?；兆谧鳌毒哦τ洝罚葑鄻非ＹR，接著蔡京又上奏，建議修筑延福宮，延福宮是皇帝舉行宴會的地方，原來規(guī)模不大，蔡京為了討好宋徽宗，派人在延福宮舊址建規(guī)模宏大的宮殿，用延福宮舊名。新的延福宮有七個大殿，東西各有十五閣，宮中能夠引水為渠，疊石為山，飼養(yǎng)了各種珍禽異獸。
徽宗為了滿足自己無窮無盡的奢侈需要。大肆揮霍國庫的積蓄，朱勔等人打著收買花石的旗號，從國庫里領(lǐng)錢，然后把這些錢放進自己腰包，而采辦花石都是驅(qū)使廣大人民到深山幽谷中采來的。國庫空虛之后，朝廷又變著法兒增加賦稅，使廣大人民的負擔越來越重?；兆谶€濫發(fā)紙幣“錢引”，人民無以為生，不知有多少人家被逼得家破人亡?；兆谶€讓宦官楊戩和李彥主持“西城括田所”，侵奪民田作為“公田”，僅十年間，就奪得民田即達三百萬畝。還使用各種手段，把自耕農(nóng)變?yōu)榈杩?。按對分方式，向政府交租。?
宋徽宗還尊信道教，大建道觀，設(shè)置道官，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經(jīng)常請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認為不吉利，他就改稱10月10日；他的生肖屬狗，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內(nèi)屠狗。還聽信道士劉混康的胡說八道，如果將京城東北地勢填高，就可以多生兒子。于是，徽宗和道士按八卦方位的艮位進行測量，然后修建了假山艮岳。艮岳比延福宮更加規(guī)模宏偉，其周圍十多里，最高的一峰90尺，主峰的石頭千奇百怪，雄偉峻峭。艮岳中還修建了許多宮室樓臺，栽種了多種樹木。
徽宗還擅長書畫樂舞，整天在宮中享樂，每到各種節(jié)日，他都召集百官，大擺酒宴，表演各種樂舞、百戲雜劇等，想盡各種辦法來盡情享樂。
宋徽宗的昏庸腐化，反動腐朽統(tǒng)治，激起了尖銳的階級矛盾，逼使各地人民紛紛起義，其中規(guī)模較為大的有方臘、宋江起義。
公元1115年，女真貴族首領(lǐng)完顏阿骨打建立了奴隸制國家，國號金。金建立之后，立即向遼朝進攻。1120年，宋金商定，聯(lián)合進攻遼朝。宋朝負責攻取燕京折津府，滅掉遼朝之后，宋朝將原來獻遼朝的“歲幣”全部轉(zhuǎn)獻給金朝。
宋軍進攻燕京失敗后，童貫秘密派使者到金營，請求金兵攻打燕京。當金兵攻下燕京后，要求宋朝出租燕京稅100萬貫。宋徽宗全部答應要求，從此，宋朝每年除向金交歲幣銀40萬兩外，又增加100萬貫“燕京代租錢”。
公元1125年，金軍分兵兩路大舉侵宋，一路由粘罕統(tǒng)率，進攻太原；一路由斡離不統(tǒng)率，進攻燕京。兩路金軍計劃在宋都東京會合。十二月，粘罕派使臣到太原去見宋朝權(quán)臣童貫，要求宋朝割讓河東、河北地區(qū)，童貫不知所措，嚇得急忙逃回東京去了。金兵沒有遇到抵抗，就開到了太原城。斡離不的軍隊迅速抵燕京城下，宋朝宋將郭藥師不戰(zhàn)而降，且指引著金兵轉(zhuǎn)攻東京。
整日沉湎于享樂之中的宋徽宗得到報告，驚慌得坐立不安，連忙下令取消花石綱，并下“罪已詔”，承認了自己的一些過錯。號召各地軍民起兵“勤王”入援京師?；兆诒砻嫔虾孟褚呀?jīng)悔過自新，準備抵抗金兵入侵，但是實際上他戰(zhàn)戰(zhàn)兢兢，準備南逃。為了便于逃脫，他任命太子趙桓為開封牧，讓他留守京都，抵御金軍。給事中吳敏和李綱勸諫徽宗傳位給太子以便更新政局，組織抗金活動。李綱寫成一紙血書，面呈徽宗，上書：“皇太子監(jiān)國，無非是古今常禮。如今大敵壓境，國家安危存亡只在呼吸之間，怎能沿用常禮?名份不正而當大權(quán)，怎能號令天下，期望成大事呢?若陛下能給太子以皇位，使其為陛下守國家，是可順將士之心，以死御敵。這樣，天下就可以保住了”?；兆谟[畢，甚為感動，自知大勢已去，如再不禪位給太子，會遭到天下人的唾罵，自身的安全也難以保障，于是，決定禪位給太子趙桓，任吳敏為門下侍郎，專門輔佐太子。金兵長驅(qū)直入，逼近東京，徽宗又怕又急，拉著大臣的手說：“沒想到金國人會這樣背信棄義!”說著一口氣塞住了喉嚨，昏倒在床前。群臣急忙把他抬到御床上，灌藥救治，被救醒后，他伸手要來筆和紙，寫了“傳位于皇太子”幾個字。吳敏草擬詔書，正式宣布禪位給太子趙桓，這就是宋欽宗，第二年改國號為靖康?；兆谕宋?，號教主道君皇帝，稱為“太上皇”。
1126年(靖康元年)，金軍渡過黃河進逼東京，宋徽宗慌慌忙忙向南逃跑，一直逃到鎮(zhèn)江。直到第二年四月，圍攻東京的金兵被李綱擊退北返，徽宗才回到東京?；兆诓活檱业陌参＃张f過他的糜爛生活。公元1126年閏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12月15日攻破東京，大肆搜刮金銀絹帛，廢趙佶和趙桓為庶人。公元1127年3月底，金帝將徽、欽二帝，連同后妃、宗室、百官數(shù)千人，以及百工技藝、法駕、儀仗、冠服、禮器、天文儀器、皇家藏書等押送回金國，東京財物被擄掠一空，北宋滅亡。因此事發(fā)生在靖康年間，史稱“靖康之變”。趙佶被押送途中，受盡了凌辱，到金國后，被囚禁于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受盡了精神折磨，在囚禁期間，他認識到“社稷山河都為大臣所識”，但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昏庸奢侈才導致亡國和自己成為階下囚結(jié)局。
公元1135年4月甲子日。也就是趙佶被囚禁了9年之后，終于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國城。
宋徽宗在中國歷史上是個無人不曉的亡國昏君，但他即位之初所施行的建中之政則博得好評。①明代文人張溥稱贊：徽宗繼位，“一年之內(nèi)，獲睹清明。”②清初學者王夫之肯定：“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③人們難免會問：這些評論是否確當？我在一本通俗讀物中，曾將徽宗初政分為兩段：向太后垂簾時，復行元祐之法；徽宗親政之初，推行建中之政。④近讀當事人曾布所撰《曾公遺錄》，始覺如此劃分太機械，不妥當。相關(guān)問題還多，諸如：建中之政是在什么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它究竟包含哪些內(nèi)容？為何受到肯定？又何以隨即演變?yōu)槌鐚?？本文試圖略加回答。必有不妥之處，亟盼各位指教。
一、成因：帝后共政
朱熹認為：“建中紀號，調(diào)亭兩黨，實曾丞相之策。”⑤曾布在徽宗初年的作用固然不小，但朱熹此說則有夸大之嫌。建中之政無非是宋徽宗與向太后共政的結(jié)果。豈止曾布權(quán)力有限，即使徽宗也難以獨立行使其皇權(quán)。問題在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徽宗即位，年屆十九，作為“長君”，為何懇請?zhí)蟠购?？向太后本人也感到不可思議：“皇帝長成，本不須如此。只為皇帝再三堅請，故且勉從。”曾布將個中奧妙道破：“陛下踐祚，內(nèi)外皆有異意之人。上識慮高遠，以此堅請?zhí)笸犝?。不然，誰冀與為助者。”⑥具體說來，其主要原因不外下面兩條。
首先，徽宗即位之初，處境相當孤立，反對聲浪并未平息。在皇室中，當初
與徽宗爭奪皇位的異母弟蔡王趙似并不甘心，仍“有不順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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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社會上， 趙諗聚眾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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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禁中有放火者”，宮外有妄議人，邊防要地“熙河效用張庚等謀叛入夏國”。
更危險的是，反對徽宗繼位、企圖擁立蔡王的首相章惇、都知梁從政仍在職。用曾布的話來說，即是：“惇為首相，從政握親兵，內(nèi)懷反側(cè)，但無可為爾”；“外則宰相，內(nèi)則都知，皆在眾人之上，又皆異意之人。朝夕親近，豈得穩(wěn)便？”對于徽宗來說，確實是：“非皇太后，誰助之者？”③
其次，徽宗由親王而入繼大統(tǒng)，并非由太子而君臨天下，從執(zhí)政班底到施政方針都準備不足。北宋的東宮雖然不同于唐代，“如一小朝廷”，④但其規(guī)格畢竟非親王府可比。王府官被稱為“閑散去處”。⑤太子繼位尚可依靠其東宮舊臣組成執(zhí)政班底，徽宗則不可能。盡管徽宗即位當月，便為其潛邸舊人加官晉爵，王府官徐勣、何執(zhí)中同時升任寶文閣待制兼侍講、侍讀，因鄒浩案被免官的前王府翊善傅楫召為司封員外郎，并旋即委以重任，徐、何、傅三人分別出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監(jiān)察御史。但他們資歷有限，即便可望躋身宰執(zhí)行列，也尚須時日。難怪徽宗當時將選用官員作為第一要務(wù)，不時發(fā)出“執(zhí)政太闕人”⑥一類的嘆息 。至于其施政方針，尚無一定之規(guī)，主要看向太后臉色行事。一言以蔽之，徽宗尚處于從親王到皇帝的角色轉(zhuǎn)換階段，一切均在調(diào)適之中。
至于向太后其人，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不貪戀權(quán)勢，但過問政事。向太后不戀棧，在歷史上頗負盛名。如不避家諱，她拒絕宦官黃經(jīng)臣更名黃臣，以避其父向經(jīng)之諱的請求，向太后說：“若今天下人皆必更名，乃為萬世笑端。”不私外戚，徽宗急于將其弟向宗回、向宗良封為使相，向太后一再謝絕：“不可！”“決不可！” ⑦ “豈不取笑中外，且緩之。”①特別是她剛垂簾，便宣布：“非久即還政”，②并說：“俗諺云：‘被殺不如自殺，不成更待他時。’教他人有言語后還政，何如先自處置為善。”垂簾時，極“謙挹”，甚至自嘲：“‘瞎’字也不識，怎生理會得天下事。”向太后常說：“上聰明，莘③王以下皆不及”；“上性仁慈，見打人怕。”
她放手讓徽宗大膽處理朝政并處處予以支持，一再稱贊徽宗：“上所取舍，皆合公議”；④“仁明睿斷，裁決中理。”⑤即便與徽宗意見不同，有時也順水推舟。如處罰蔡王府官員白諤，向太后宣稱：“本不欲施行，但上意如此。”然而向太后垂簾并非徒有其名，僅具象征性。宰執(zhí)奏事，即使徽宗認為“甚好”，仍須 更于簾前開陳”。待“太母亦深然之”之后，方可施行。宰執(zhí)往往如此表態(tài)：“太后圣訓先定，臣等但奉行而已。”向太后遇大事，均表態(tài)，有時相當固執(zhí)。
如蔡京貶往外地，朝議已定，向太后決意挽留，“毅然不可奪”。曾布“力陳未已”，向太后先解釋：“只是教他做翰林學士，了卻神宗國史。”再反問：“干樞密甚事？”最后索性說：“且奈辛苦！”叫曾布立即離去。又如向太后定要破例為其寵信的宦官李彀改官，宰執(zhí)以為不可，她“亦毅然不許”。再如按照“故事，止有追冊，未有生復位號者”，向太后執(zhí)意恢復已被廢黜的哲宗孟皇后位號。徽宗只能屈從：“今圣意如此，亦無可違之理。”。⑥向太后聽政僅半年，當年七月便卷簾，次年正月即去世，但其政治影響不容忽視。當時人普遍認為：“太后雖歸政，猶預政事。”⑦可見，不僅在垂簾時，而且在卷簾后，甚至在其去世之初，徽宗都籠罩在向太后的政治陰影之下。
第二，無過激政見，但偏愛舊黨。與幾乎全盤否定神宗熙豐之政的英宗高皇后有別，向太后認為：“神宗政事，豈可專欲毀廢？”⑧但對熙豐之政的反對者，相當寬容。英宗第三女、祁國大長公主的駙馬張敦禮在紹圣年間，上奏指斥神 宗政事。章惇抨擊“敦禮，忘德犯分，丑正朋邪，密封章疏，詆毀先烈。”張敦禮因此被貶官。向太后則認為：“戚里何必預知朝廷事，當時罰亦太重矣。”① 讓他官復原職，并官升一級。向太后對熙豐之政并非全盤肯定。她指出：“神宗圣明，豈近世人主可比。只是晚年不免錯用卻人，不免致天下論議。”對于以繼承神宗遺志相標榜的哲宗紹述之政，更是直接間接多所指責。向太后感嘆：章“惇等誤先帝處多”；“劉友端、郝隨等誤先帝處多”。她贊同此說：哲宗“內(nèi)則為（郝）隨等所誤，外則為（章）惇、（蔡）卞所誤。如行遣元祐人過當，失天下之心，皆惇、卞之罪。”向太后宣諭宰執(zhí)：“有甚熙寧、元豐、元祐、紹圣，但是者則用，非者則不用，更不必分別此時彼時。若人臣皆能體行此意，則無不當矣。” ②這實可視為向太后為建中之政定下的基調(diào)。似可如是說，若無向太后垂簾，則無建中之政。向太后畢竟偏向舊黨，她對紹述時期遭受打擊的舊黨深表同情，并以舊黨中人韓忠彥為主要依靠對象，即是其明證。
徽宗施行建中之政，既遵從向太后的旨意，又出于打擊其反對者章惇及其同黨的需要。章惇在哲宗去世時，宣稱：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③徽宗始終懷恨在心：“惇于定策之際，罪惡固不待言”，非報復不可。章惇與其同黨尚書左丞蔡卞、御史中丞安惇既出于政治見解，更為了保權(quán)固位，一再強調(diào)“謹守神宗法度”，維護哲宗聲譽。章唱：“神宗留意政事，更張法度，為萬世之利。”蔡合：“臣等皆神宗拔擢，唯謹守神宗法度。”他們“但所不喜，即以詆毀神宗法度為言。”徽宗起用上官均，蔡卞反對：“均元祐中，詆毀神宗政事。”鄒浩在哲宗時任右正言，“擊（章）惇甚力”?；兆谡汆u浩還朝，料定“惇必未肯”。④章惇雖未出面，安惇以為不可：“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⑤以致徽宗肝火大動?；蛟S正是向太后的正面牽引與反對者的反面推動，一拉一推，形成合力，促使徽宗進入建中之政的軌道。曾布說：“今日陛下方欲以大中至正之道，調(diào)一兩黨。”徽宗告誡大臣：“凡撰詞，但平直，不須分別紹圣、元祐。”①徽宗施行建中之政，可謂一箭雙雕，既迎合了向太后的旨意，又達到了打擊反對者的目的。
自北宋中期以來，凡太后垂簾聽政，從真宗劉皇后、仁宗曹皇后到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大體都遵從祖宗家法；②凡皇帝君臨天下，從英宗、神宗到哲宗，一般都主張變法或所謂“變法”。傳統(tǒng)的力量是無形的?；蛟S與此有關(guān)，徽宗越來越傾向新黨。特別是在章惇及其同黨相繼貶官、向太后卷簾以后，這一傾向逐漸明朗?；兆诩次恢酰孕曼h中人曾布為主要依靠對象，并與其密議司馬光“豈得為無罪”③云云，即是其明證。正是由于徽宗與向太后當時都既主張“ 調(diào)一兩黨”，但又各有所偏，這一帝后共政的格局才使建中之政暫時得以維持?；兆谌绻麩o此傾向，建中之政勢必更多地偏向舊黨，甚至即無所謂建中之政。
二、象征：龜鶴宰相
應當指出，建中之議并非始于徽宗初年。早在元豐年間，神宗“欲新舊人兩用之”，④因新黨反對，舊黨又不合作而作罷。元祐五年（1090），舊黨執(zhí)政，大局已定，某些宰執(zhí)大臣 “欲稍引用（新黨），以平夙怨，謂之‘調(diào)停’”，⑤ 但議而未行。建中之議在徽宗即位后，終于變?yōu)楝F(xiàn)實。史稱：“徽宗欲息朋黨，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國。”⑥其實，建中之政并非始于元符三年十一月下詔改元建中靖國，應以重用韓忠彥為標志。元符三年二月，韓忠彥任門下侍郎；四月，遷右仆射；十月，拜左仆射。而曾布早在紹圣四年（1097）閏二月，已知 樞密院事；元符三年十月，升任右仆射。韓忠彥為首相、曾布為次相，“曾短瘦而韓偉岸，每并立廷下，時謂‘龜鶴宰相’”。⑦
如果說帝后共政是建中之政的成因，那么“龜鶴宰相”則是建中之政的象征。韓忠彥是北宋中期元老重臣韓琦的長子，與其經(jīng)歷有關(guān)，他雖是舊黨中人，但并不偏激。韓忠彥在元豐年間任給事中，元祐年間知樞密院事，紹圣年間因反對用兵西夏被貶官，所受處分不重，出知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東）而已。他雖然受到徽宗與向太后的重用，但與向太后關(guān)系更密切。蔡卞說：“韓忠彥乃簾中所信”，“忠彥開陳，必聽納。”①向太后定要廢劉皇后，復孟皇后?；兆诓毁澇桑?#8220; 復孟氏則可”，“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即哲宗），豈小哉？”②向太后極固執(zhí)，徽宗很苦惱。他終于找到了開鎖的鑰匙，讓韓忠彥去說，一說便通。
而曾布則是王安石選拔的青年官員之一，他雖是新黨中人，但不很標準。曾布在熙寧年間任翰林學士兼三司使，因追究市易違法案而被貶；③哲宗即位剛復職，又因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而再度被貶；紹圣年間得到重用，由翰林學士而同知、知樞密院事，與宰相章惇起初尚能合作，后來矛盾較深。他“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勿毀墓仆碑。”④哲宗去世，曾布支持向太后立徽宗為帝。向太后對曾布雖無成見，但曾布與徽宗的關(guān)系更親近。曾布不時叫苦：“外則與執(zhí)政力敵，內(nèi)則裁抑近習，讒毀中傷，不易當也。”徽宗慰勉有加。曾布懷疑向太后對他有惡感，向徽宗傾訴：“昨日喋喋，深忤皇太后圣意，必甚怒。”徽宗寬慰道：“也無。”曾布時年六十有五，自稱“衰殘疾病”，多次請求告老?；兆谝辉偻炝簦?#8220;卿極強健，何可言去？”“卿預定策，兼朝廷倚賴，何可去！”⑤韓、曾并相的格局，既有利于保持新、舊兩黨的大體平衡，又是所謂“大公至正之道”的具體體現(xiàn)。
徽宗初年施行建中之政，韓、曾二相以誰為主？史籍大多如是說：韓“忠彥柔懦，天下事多決于（曾）布。”⑥韓忠彥的個性或許確實“柔順，易屈服”，
①但說他于“天下事”無所建明則未必。建中之政的定調(diào)者雖是向太后，但其倡議者則是韓忠彥。元符三年二月，韓忠彥剛奉召還朝，便“見上《陳四事》，以裨新政。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上皆嘉納之。” 韓忠彥的《陳四事》實可視為徽宗“新政”的施政綱領(lǐng)。此文雖為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黃淮等編《歷代名臣奏議》所未收，但較完整地保留在畢仲游《西臺集》所收韓忠彥《行狀》中。韓忠彥在《陳四事·去疑似》中，認為：“法無舊、新，便民則為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譴責紹述之政：“自紹圣以來，六七臣者，凡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為非是而不行。凡元祐除用之人，大則投竄，小者退斥，枉損人材，無補于事。”替元祐之政辯護：“ 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即英宗高皇后）權(quán)同聽斷之年也。何負于天下，而逆 施如此。”請求：“陛下用人之際，無分熙豐、元祐，惟是之從，惟材之用。”
②曾布在與蔡卞辯論時所說，與韓忠彥之意大體相同。蔡卞聲稱：“天下大計已定，唯是先帝法度政事當持守。”曾布反駁：“事止有是非，若所持守，于公議 為是，孰敢以為不然。”③僅此寥寥數(shù)語，并未行諸文字。至于曾布“議以元祐 、紹圣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為建中靖國”，④已是后 來的事?？梢姡ㄖ兄臉?gòu)想由韓忠彥最早提出，并作了具體的闡述。他的《 陳四事·去疑似》當屬向太后為建中之政定調(diào)的主要來源和依據(jù)。
當時大政方針，暫且不論對錯，出自韓忠彥者為數(shù)不少。如邊疆政策，韓忠 彥在《陳四事·息用兵》中建議：“罷進筑之兵，以休息中外。”于是，元符三年四月，放棄鄯州（治今青海西寧）；建中靖國元年（1101）三月，退出湟州（ 治今青海樂都南）；同月，知鄯州王贍除名勒停，配昌化軍（治今海南儋縣東北 ）；知湟州王厚責授賀州（治今廣西賀縣東南）別駕，安置郴州（今屬湖南）。
⑤又如如何處置章惇及其同黨，蔡卞城府很深，外號“笑面夜叉”。①人們常說 ：“謀發(fā)于蔡卞之心，事成于章惇之手”；②“惇跡易明，卞心難見。”韓忠彥主張：“先逐（蔡）卞，則國是定矣”，表現(xiàn)出較高的政治智慧。曾布完全贊同 ：“（蔡）卞既去，（章）惇亦不能害政矣。”徽宗稱“甚善”，向太后“深然 之”。再如怎樣對待所謂“元祐人”，韓忠彥認為：“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 殊未甄復。”由他“擬定一指揮”，徽宗“如所指，批降付三省。” ③于是，在 元符三年二月恢復范純?nèi)?、劉奉世、呂希純?0余名生者的官職之后，五月又追 復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等33名死者的官職。
與“天下事多決于（曾）布”的通常說法相反，當時有人認為：“曾布當軸 ，唯自營，于國事殊無可否。”④將曾布視為明哲保身之輩，至少不完全是事實 。如向太后同聽政，究竟應當按照真宗劉皇后的天圣故事，還是仿效仁宗曹皇后 的嘉祐故事？如照前者，則“五日一垂簾，同聽政”。其他宰執(zhí)不置可否，主張 ：“具此二次故事稟承。”唯獨曾布頗有承擔精神，他說：“今上長君，豈可垂 簾聽政？當從吾等所請，如嘉祐故事施行。”⑤于是，向太后“不御殿，百司不 奏事，不立生辰節(jié)名，不遣使契丹。”⑥又如請求貶黜蔡京者雖多，但以曾布態(tài) 度最堅決，不惜觸怒向太后。元符三年十月，蔡京終于貶往外地，看似出自言官 彈劾，實則由于曾布懇請。再如如何防范蔡王趙似，曾布指出：“今日陛下于蔡 邸，尤當留意防檢，使不陷于有過之地。”并提出了既具體又有效的建議。此外 ，曾布一再告誡徽宗：“陛下踐祚之初，中外觀望，凡號令政事，進退人材，不 可不慎。” ⑦并“數(shù)至上前留身”，與徽宗密議朝政。韓忠彥很眼紅，只能以“ 宰相自有體”，不做“又一曾子宣（曾布之字）”⑧自慰。曾布的官職畢竟比韓 忠彥低半格，何況韓忠彥又是“簾中所信”，就施行建中之政的作用而言，至少 在向太后垂簾期間，曾肯定不如韓，但也絕非“于國事殊無可否”。 此說與所謂曾布“無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①各走極端，都不足憑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