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治平四年(1067)，英宗病死，立為太子不久的趙頊倉促間繼位，是為神宗，時年20。
英宗剛晏駕時，左右大臣急忙派人召太子進宮。太子尚未到，英宗的手忽然動了一下，曾公亮愕然，連忙告知韓琦，恐怕英宗還活著，要派人阻止去召太子。韓琦十分鎮(zhèn)靜，他果斷地拒絕這一建議，說：“如果先帝復生，那就是太上皇?！?/p>
當時身為太子的趙頊被召，對東宮家人囑咐道：“謹守我的門戶，如果皇上已有適當?shù)睦^位人，我還要回來的?！笨伤@一去就沒再回來，留在皇宮做了18年的皇上，直到38歲去世。
神宗名頊，又名仲鍼，是英宗的長子。母為宣仁圣烈皇后高氏。神宗于慶歷八年(1048) 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宮。四個月時，他的祖父仁宗給他取名為仲鍼，授率府副率。嘉祐八年(1063)，侍英宗入居慶寧宮。英宗當上皇帝后，授予他安州觀察使，封安國公。同年九月，加忠武軍節(jié)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名為趙頊。治平元年(1064年)，進封潁王。少年時的趙頊，非常好學，喜愛讀書，關心天下大事，以致天晚忘記飲食，他父親英宗曾因此遣內(nèi)侍勸阻。隨著年齡的增長，趙頊越來越多地了解到一些世事。他看到自己的國家衰弱不振，對遼國和西夏一再退讓妥協(xié)，早就有扭轉(zhuǎn)這種局面的愿望。有一次，他在宮廷中披掛上全副盔甲去見他的祖母仁宗曹后，說：“娘娘，我穿著這身盔甲好不好?”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英宗病重，一連幾十天不能視朝。輔臣入問起居，韓琦奏道： “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疑，宜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英宗默默點頭。韓琦請英宗親筆書手詔，英宗寫道： “立大王為皇太子?！表n琦說： “立嫡以長，圣意既屬潁王，煩請圣上親自寫明!”英宗又在后批上三字：“潁王頊。”韓琦即召內(nèi)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起草詔命。于是，正式策立趙頊為皇太子。一個月后，英宗就去世了。
神宗即位之時，社會矛盾已經(jīng)比較尖銳。宋朝開國至神宗，已有一百零七年，宋初以來就出現(xiàn)的冗官、冗兵、冗費三大災害愈演愈烈。國家財政出現(xiàn)赤字。盡管國家稅收逐年增加，但仍無法應付龐大的開支。軍隊人數(shù)到仁宗慶歷年間已激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多人，戰(zhàn)斗力仍然很差，軍隊開支卻越來越大。從政府經(jīng)濟收支情況來看，仁宗朝前期每年開支外都有剩余，到后期財政困難即暴露出來。到仁宗死時，為了辦喪事，厚葬之外，又按品級賞賜官僚，國庫幾乎一掃而空。各地州軍的一些官庫沒有錢，就硬借民錢賞給官吏，搞得民怨沸騰。宋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即所謂祖宗之法已出現(xiàn)了一些不適應社會現(xiàn)實的地方，必須自上而下進行較大的調(diào)整，在政治、財政、軍事等方面進行一些改革，才能有效地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zhuǎn)。這一點事實上仁宗、英宗都已經(jīng)看到了。但是要改革必然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會引起既得利益者、官僚權(quán)貴的反感和對抗。由于強大的阻力，仁宗時的慶歷新政很快流產(chǎn)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也被迫出京。從此以后，宋代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國家財政空虛，就變本加厲地進行搜刮，引起農(nóng)民的反抗。嘉祐四年 (1059) 刑部上報，由于民貧乏食，一年之中發(fā)生劫盜大小近千次。各種矛盾正在醞釀激化，迫使朝廷重新考慮如何改變國家日益貧弱的局面。英宗雖然也想振作興革，但他做皇帝只有四年，還來不及實施其愿望就去世了。神宗即位，正風華少年，血氣方剛，有一股銳意求治的膽略。他即位之初就下求言詔，廣泛聽取建議，決心真正有所作為，干一番事業(yè)。他急于尋找一個有才識有氣魄能夠全力襄助他改革的大臣作為臂膀。在這種情況下，懷才多年的王安石就脫穎而出了。
王安石于天禧五年(1021) 出生于臨江軍判官王益之家，比宋神宗年長26歲。年輕時的王安石才氣過人，能文善賦，多才多藝。17歲時，他隨父親到了江寧以后，思想上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他感悟到光陰易逝，功業(yè)難成，因此，決意謝絕一切慶吊往來的社會應酬，發(fā)奮攻讀群書，鉆研治理國家的學問。年方弱冠的王安石已經(jīng)以天下為己任，立志要做一番大事業(yè)。他的治學態(tài)度也不象常人那樣，僅限于儒家的經(jīng)典，而是“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jīng)》、《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蓖醢彩?2歲考中進士，名列二甲第一，分發(fā)至揚州官署長官幕下為幕僚。五年后任鄞縣知縣。在任內(nèi)興修水利，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并在春天青黃不接之際，將縣屬糧倉中的糧食借給農(nóng)民，規(guī)定較低的利息，秋后歸還。這樣既可以使借貸者免去高利貸者的重利剝削，使農(nóng)業(yè)再生產(chǎn)得以實現(xiàn)，又可使國庫糧倉的糧食得以新陳相易。王安石因此在世上已小有名氣。當時文彥博建議省兵，王安石提出不同看法，認為“省兵非所先”。皇祐六年，王安石調(diào)任舒州通判。他看到社會上貧富懸殊，大地主、大商人對農(nóng)民進行殘酷的盤剝，逐步形成了誅抑兼并的變革思想。嘉祐三年 (1058) 春天，王安石調(diào)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江南東路原先實行“榷茶法”，禁止私人販賣茶葉，但實際上，由于官賣的茶葉質(zhì)量低劣，民間飲用的茶葉多數(shù)是私販而來。王安石決定改革流通辦法，將茶葉由政府專賣，改為由商人運銷，官府抽稅。這樣官府增加了稅收，商人運銷也變?yōu)楹戏ń?jīng)營。
王安石為地方官多年，親眼看到當時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他到京城開封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第二年春，給當時的皇帝仁宗寫了洋洋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在言事書中，王安石指出，天下財力困窮，在于吏治敗壞，不知法度。當文臣的不懂武事，而把邊防重任交給“奸悍無賴”之人。恩蔭制度下的官吏，既不學習知識，又不考問才能，只憑家族關系做官，對干治道一竅不通。他主張改革官吏選拔制度，任用真正有才能之士治理國家。其次，他提出理財?shù)姆桨?，“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 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主張用發(fā)展生產(chǎn)、增加收入的辦法去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再次，王安石提出嚴厲警告，認為國家內(nèi)部農(nóng)民起義接連不斷，社會矛盾激化; 外有遼、夏的軍事威脅，民族矛盾尖銳，若不趕快改弦更張，則國家前途實堪憂慮。最后，王安石以 “法先王” 為號召，提倡大膽改革。王安石在這次上書中基本確定了他的變法思想和路線。即依靠皇帝的權(quán)力和地位，自上而下地變法改革，制定相應的措施，以緩和各方面的矛盾。為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整體的長遠利益，必須對統(tǒng)治階級的某些階層的利益加以限制，以達到鞏固宋王朝統(tǒng)治的目的。但是，由于人微言輕，王安石的上書沒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視，也沒有被執(zhí)政大臣所注意。不久，王安石被任命為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命，由于地位日漸顯要，他的改革主張逐步受到士大夫們的重視，在社會上也引起了較廣泛的注意。英宗即位后，鑒于前朝諸多弊政，有意進行改革，但王安石卻因母親病故，回籍金陵守喪。
王安石素與韓絳、韓維及呂公著等人相友善。神宗未即位以前，常與侍臣議論天下大事，很贊賞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韓維是潁王府的記室，每有言談議論受到神宗稱贊時就說： “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觀點?！焙髞眄n維任右庶子，又推薦王安石代其為官。神宗于是想見識見識王安石。王安石在金陵守喪期間，英宗屢次召他，他見時局不利于實現(xiàn)他的政治主張，所以每次都謝絕不起。他利用這段時間，在家中收徒講學，龔原、陸佃、李定、蔡卞等在日后的變法運動中起了作用的人才就是在這時拜在王安石門下的。神宗登極之初，就打算立即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時任工部郎中、知制誥，喪期已滿，詔令進京，但安石稱病不赴。神宗對輔臣說：“王安石曾在先帝朝任職，多次召用不就，或以為不恭?，F(xiàn)在朝廷召他又不至，是果真有病，還是有所要求?” 曾公亮答道：“安石文學器業(yè)之士，宜膺大用，屢召不起，必然是因疾病，想他不敢欺瞞朝廷?！?吳奎卻說：“王安石曾任糾察刑獄，因爭刑名不當，自以為是韓琦壓制他，所以不肯入朝?！痹翣庌q道：“王安石是真正的輔相之才，吳奎所說是熒惑圣聽。”吳奎不服，說：“臣嘗與王安石為同僚，深知其人，剛愎自用，所為迂闊。萬一朝廷用他，必然紊亂綱紀?！倍藸巿?zhí)不下。神宗打定主意，頒詔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王安石這次接到詔命，即日赴任。數(shù)月后，又召王安石入京，命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其實，曾公亮極力推薦王安石，亦是為了排擠韓琦。韓琦連仕仁、英、神宗三朝，權(quán)高位尊，不免遇事專斷，神宗也有些看不慣。韓琦有所覺察，于是上疏請求外任。神宗慰留不住，下詔授韓琦為司徒兼侍中，出任武勝軍節(jié)度使，兼判相州。韓琦奉旨向神宗辭行，神宗問他： “卿去后，誰人可以任國事?”韓琦說： “皇上圣明，自有識別?！?神宗道：“王安石如何?”韓琦從容答道：“安石為翰林學士，學問有余。如進位宰輔，恐器量不足。”神宗默然。
神宗求治心切，非常好學，經(jīng)常向大臣們征詢改革的意見。他立志要做一個唐太宗那樣大有作為的明君，改變真宗、仁宗以來政綱松弛不振的局面。所以他第一次召見王安石時就問他治國應當先作什么。王安石答道：“應當先選擇正確的策略?！鄙褡谡f：“唐太宗何如?”王安石說：“陛下當以堯舜為榜樣，為什么拿唐太宗作樣子呢?堯舜之道，簡明而不煩瑣，很容易做到而不繁難。但末世學者不知其中道理，認為是高不可攀?！鄙褡谟X得這種議論使人耳目一新。接著，他又問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間沒有大的變動，使天下太平，是用的什么治道呢?”安石退朝后，經(jīng)過認真思考，寫了《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上于神宗。大意是說，太祖趙匡胤善于知人，指揮付托，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諸將帥，對外御夷狄，對內(nèi)平諸侯。去除苛政，禁止酷刑，廢除強橫的藩鎮(zhèn)，誅滅貪殘的官吏，并親自以簡明為天下先，其政令全以利民為目的。太宗光義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所以能夠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但是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君臣之義。人君朝夕相處的，不過是宦官與女流。出宮理政，又不過是一些具體事務，沒有象古代大有作為的君主那樣，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治理天下。所以，君子非不見貴，但小人也混入其間; 正論非不見容，而邪說也有時被采用?？婆e以詩賦記誦來求士，而無學校培養(yǎng)的辦法。以科名資歷來區(qū)分朝中的職位，而缺乏考課的制度。監(jiān)察機構(gòu)中缺少稱職之官，防守邊境的并非精選之將。所以官吏上下都在偷懶，雖然有能者在職，也與庸人沒什么區(qū)別。農(nóng)民受差役之苦，朝廷又沒派官吏為農(nóng)民修水土之利。由于理財無方，雖然儉約但民并不富，雖然勤政但國并不強。幸虧不是夷狄昌盛之時，又沒有大的水旱天災，所以天下百年來無事，這也可以說是天相助。希望陛下須知天助不可永遠倚仗，應當盡人事，有大作為于當世。神宗細覽奏章，直到深夜。第二天，他對王安石說： “昨天閱卿奏疏，上面所列舉的眾多弊端，想必已經(jīng)一一設計出對策。你現(xiàn)在試對我詳細說說解決的辦法?！蓖醢彩f：“一時也難全講明白，愿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解決的辦法也就不言自喻了”。
王安石為神宗講解《禮記》，多次非難書中所記，神宗亦以為然，于是命講筵暫停講《禮記》。當天，神宗留下王安石，談起用人，神宗說： “唐太宗必得到魏徵，劉備必得到諸葛亮，然后才可以大有作為?！蓖醢彩鸬溃骸氨菹氯缯婺芟髨?、舜，則必有皋、夔，真能象殷高宗武丁，則必有傅說。至于魏徵與諸葛亮，又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卻?；紵o人可以襄助治理者，是因為陛下?lián)裥g(shù)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類的賢人，也會被小人埋沒掉?！鄙褡诟袊@地說： “什么朝代會沒有小人? 即便是堯舜之時，還有四兇存在。” 王安石說： “只有辨別四兇而誅之，才正是堯舜的高明之處。若使四兇肆無忌憚，那皋、夔之類賢人又豈肯茍食俸祿以終身?”要神宗能象堯舜那樣，能誅滅奸兇，使真正的賢人可以安心地輔佐他。王安石要神宗直接效法堯舜，是為了打起傳統(tǒng)的 “法先王”的旗幟，在這面冠冕堂皇的大旗下進行實際的改革，以使自己在同守舊派的斗爭中處于理論上的有利地位。
神宗也曾想取得富弼等元老重臣的支持。熙寧三年，鄭國公富弼自汝州入覲。因他是先朝老臣，神宗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扶掖進見。神宗覺得富弼老成練達，久經(jīng)政務，就向他請教治國安邦的辦法。富弼說： “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否則奸人必定乘機利用。”神宗又問： “國家處于遼夏夾峙之間，邊境不寧，有可良策?” 富弼答道： “陛下臨御未久，應當首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覺得非常失望。
相比之下，當時的王安石才高學富，久負天下盛名，不僅皇帝信任，一般士民也都對他寄予厚望，希望王安石出來執(zhí)政以改變現(xiàn)狀。司馬光的學生劉安世就說過：“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王安石)不作執(zhí)政為屈?！彼抉R光在給王安石的信中也說，當時王安石“獨負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識與不識，咸謂介甫 (王安石字)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也”，可見王安石已是眾望所歸的人物。在這種情況下，神宗于熙寧二年 (1069)初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即副相)，并設置了 “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變法的指導機構(gòu)，讓陳升之、王安石負責。王安石素與呂惠卿友善，便對神宗說：“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也比不上他。學先王之道而能運用的，獨有惠卿一人?！庇谑巧褡诿鼌位萸淙螚l例司檢詳文字。事無大小，王安石必與呂惠卿共同謀畫，凡有關建議的章奏，皆是惠卿執(zhí)筆。當時人稱王安石為孔子，呂惠卿為顏子。又以章惇為編修三司條例官，曾布為檢正中書五房公事。
二
王安石在任參知政事的前幾天，曾和司馬光爭論理財問題。當時，宰相曾公亮等上言，因河朔一帶受災，國家財政不足，請求今年皇帝行郊祀禮時，不再賞賜大臣們金帛。司馬光認為，救災節(jié)約開支，應從貴官近臣起。王安石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司馬光說： “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的話不對。”王安石說：“所以不足，是由于沒有善于理財?shù)娜??！?司馬光說： “所謂會理財，不過是聚斂民財，克扣百姓，民窮則為盜，不是善法?！蓖醢彩灰詾槿唬?“真正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彼抉R光不相信，他反駁道： “天地所生財貨萬物，只有此數(shù)，不在民，便在官。你說的不加賦而國用足，除非是設法暗奪民利，其害處更甚于加賦!”這場著名的爭論代表了變法派和反對派的基本經(jīng)濟思想。王安石主張“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一方面不去加重政府的賦稅基數(shù)，一方面通過發(fā)展和擴大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并將大地主、大商人的一部分收入收歸朝廷。神宗對這種方案很感興趣，積極支持具體實施。在神宗的親自督促下，王安石提出并推行了一整套新法。這些新法主要分為 “富國”、“強兵”和改革科舉制度三個部分。因為這些新法是神宗和王安石共同商定的，也是神宗的主要政績，故下面簡要地敘述一下新法的內(nèi)容。
(一) 均輸法。熙寧二年 (1069) 二月起，在淮、浙、江、湖等六路，頒行均輸法，原先的發(fā)運使根本不管京城的物資儲存和實際需要，只要把各路上交的定額物資督運至京即可。由于內(nèi)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豐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及發(fā)運使只按規(guī)定的簿書征收。遇到軍國郊祀需多用財物的時節(jié)，再派人臨時去搜刮。各路官吏往往藏匿財物，不據(jù)實匯報實際情況，并且打著所謂預防“年計之不足” 的旗號，采用“支移”、“折變”的名目加倍收稅。朝廷調(diào)用物資時，又根本不管產(chǎn)地和時令。所以富商大賈利用這種情況屯積居奇，控制市場，從中牟取暴利。條例司制定的均輸法則針對這種情況設發(fā)運使官，總管東南六路收入，撥給錢五百萬貫、米三百萬石以供周轉(zhuǎn)之用，可以統(tǒng)籌六路財賦，并讓發(fā)運使了解京城的庫藏情況及實際需求，可以根據(jù)需要購置，并按照 “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節(jié)約購價和運輸費用。均輸法擴大了財政官員的調(diào)配權(quán)，侵犯了富商大賈輕重斂散的利益。所以一些朝官紛起反對，御史劉琦、錢??上疏，說發(fā)運使薛向“假以貨錢，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范仲淹之子范純?nèi)蕰r任知諫院，也奏請罷均輸法，說均輸“將籠諸路雜貨，漁奪商人毫末之利?！鄙褡诓粸樗鶆印?/p>
(二)青苗法。又稱新常平法，是參照舊的常平倉法而定。仁宗時，陜西轉(zhuǎn)運使李參，要當?shù)剞r(nóng)民自己估計麥粟產(chǎn)量，在春天青黃不接時借官府的錢，谷物收割后再償還，稱“青苗錢”。王安石、呂惠卿等在此基礎上制定青苗法，于熙寧二年九月頒布推行。規(guī)定以當時諸路常平、廣惠倉所存的一千五百萬貫石錢谷作本，由民戶請貸，根據(jù)戶等規(guī)定借給的多少，每年分二期貸給，每期取息二至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交納。其目的是要“廣蓄積，平物價，使農(nóng)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以抑制兼并，扶助貧困農(nóng)民。青苗法規(guī)定的利息遠比高利貸者的剝削為輕。這樣一來限制了高利貸者的活動。
(三)農(nóng)田水利法。熙寧二年十一月頒布了“農(nóng)田利害條約”，鼓勵各地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建立堤防，以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由受利者出工出料興建。如果因工程浩大，民力不足負擔時，可按照青苗法向官府借貸錢谷，許延期歸還。如官府錢不夠，并準許州縣富戶出錢借貸，依例納息，由官府代為催還。此法推行后，長期廢棄的古陂廢堰修復了，重新發(fā)揮了灌溉效能，并興建起許多新的水利工程，大量旱地變成肥沃的水澆田。如京東路修治了濟州的南李堰、濮州的馬陵泊等，得到良田四千多頃。北方各地區(qū)紛紛決放河水，使河水中的淤泥放入農(nóng)田，改善土壤肥力。同時，許多河道得到大規(guī)模的修治，使各地的農(nóng)田水利基本設施有了很大發(fā)展。
(四) 免役法。王安石向神宗說過，改革以理財為先，而理財又以農(nóng)事為急，“農(nóng)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農(nóng)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泵庖鄯◤U除了舊的差役法，即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政府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政府出錢雇人充當差役。各州縣預計所需募役的費用，然后按戶等征收。
(五) 方田均稅法。宋初以來形成了田稅不均的情況，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前仁宗時有人曾在一些州縣試行過均稅法，但不久即作罷。神宗下詔頒行方田均稅法，通過清丈土地，按實際地畝平均負擔賦稅。所謂“方田”，即每年九月，由縣官主持丈量土地，并根據(jù)土地肥瘠情況分別定等級，作為納賦稅的依據(jù)。所謂“均稅”，就是各縣以原先的租稅數(shù)額，按土地等級平均負擔。
宋仁宗時，軍隊總?cè)藬?shù)已超過一百萬，軍費開支占政府賦稅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如此龐大的軍隊，戰(zhàn)斗力卻不強。以往推行的“更戍法”，使將不知兵、兵不知將，軍隊缺乏訓練，素質(zhì)很差。為扭轉(zhuǎn)這種局面，神宗和王安石制定了幾種方法：
(一)將兵法。首先是精簡軍隊，裁汰老弱，禁軍不合格的可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的即退伍為民。并規(guī)定禁軍每營馬軍為三百人，步軍為四百人，不足者裁并。精簡后的禁軍、廂軍總數(shù)為八十萬人，比治平年間減少了三十多萬人。然后，對整編后的軍隊進行訓練，神宗每十天親自過問一次訓練情況。在此基礎上，以 “將兵法”代替過去的“更戍法”。熙寧七年(1074)，首先在開封府界、河北、京東、京西等路實行，共設置三十七將，每將備副將一人，將官、副將都選擇有作戰(zhàn)經(jīng)驗和軍事才能的人擔任，由將官訓練士卒，使士卒熟悉將官，提高了軍隊的戰(zhàn)斗能力。
(二)保甲法。由于社會矛盾的激化，社會治安秩序比較混亂。保甲法的目的就是為了重新整頓社會秩序，以鞏固宋王朝的統(tǒng)治。熙寧三年，朝廷頒布《畿縣保甲條例》。規(guī)定十家為一保，設保長一人;五十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一人;十大保為一都保，設都、副保正各一人。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可以置備弓箭，進行訓練，并在夜間派保丁輪流巡警。保甲法首先在開封地區(qū)試行，以后推行于五路，最后推行到全國。推行保甲法，一是為了保持社會治安，再就是作為正規(guī)軍隊的輔助軍事力量，起到對外防護邊境，抵抗遼、夏侵擾的作用。
(三)保馬法。宋代的軍馬，以前由政府的牧監(jiān)飼養(yǎng)，耗費巨大，而且不敷所用。保馬法即由民戶飼養(yǎng)軍馬，按一定比例免除賦稅。這樣，節(jié)省了政府的大量開支，并且與保甲法相結(jié)合，有效地加強了民間武裝力量的作戰(zhàn)能力。
新的科舉制度主張以經(jīng)義取士，應試者不再考試詩賦、帖經(jīng)、墨義之類，而以詩、書、易、周禮、禮記為本經(jīng)，以論語、孟子為兼經(jīng)，企圖改變那種“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的狀況。同時，對太學進行了改革，實行“三舍法”。初入學的為外舍生，不限名額。以后經(jīng)過考試升為內(nèi)舍生，名額二百人。內(nèi)舍生經(jīng)過考試升為上舍生，名額一百人。上舍生中學習品行優(yōu)異者可不經(jīng)科舉考試直接授以官職。
三
改革本來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加上新法本身有許多不足，再加上在某些方面觸犯了享有特權(quán)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所以幾乎各項新法都遇到了激烈的反對。而反對尤為集中的是侵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免役法和市易法。樞密使文彥博以“祖宗之法制具在，不須更張”為理由，反對變法。熙寧五年 (1072)，華州山崩。文彥博說山崩是因為市易司差官自賣果實所致。王安石反駁說：“天意不可知。人們所為，也不必合天意?！睎|京開封官府原由各商行供給百貨，由于官司上下勒索，常在例額十倍以上。倘不如意，就依仗權(quán)勢進行報復。商行連年賠累，商販多因此失業(yè)。新法實行后，開封肉行請求仿免役錢法，向官府交納免行役錢，不再交納實物。神宗詔令市易務與開封府司錄司詳定諸行利害。市易務于是制定 “免行條貫”公布實行。開封各商行按照收利多少交納免行錢，即免除行戶對官府的供應。即使宮中買賣貨物，也要下雜賣場、雜買務，由市易司估定物價高低。免行錢為國家財政增加了收入，對商人也較為有利，但卻遭到以往恣意勒索商行和從中漁利的上下官司以及宮內(nèi)宦官的強烈反對。這股反對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神宗有些動搖，問王安石免行錢事：“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眾?”王安石直接揭露宦官，說： “士大夫不滿朝廷政事，與近習宦官相聯(lián)絡。陛下只看朝廷大小官員不避宦官的能有幾人，就知道宦官的害政了?！?又說： “市易司若不是呂嘉問在，誰敢守法不避左右宦官? 不是我，誰敢為呂嘉問辨明，不怕得罪宦官?”過了幾天，神宗又對王安石說： “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近臣以至后族，沒有不說不便的。兩宮 (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蓖醢彩瘜@些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小利而不顧國家大局的后族十分反感，他說：“皇后的父親向經(jīng)從來就'影占行人’，因推行免役新法，依條例收入。向經(jīng)曾來文交涉，沒有被理睬。又如曹后的弟弟曹佾，賒買人家樹木不給錢，反而由內(nèi)臣用假姓名告狀，誣告市易司。陛下試看此兩事，后族怎么會不反對呢?”但是神宗經(jīng)不起后族的一再反對，命韓維、孫永檢查行人利害。
變法也遇到了正直的大臣的反對。蘇轍原是王安石所引用，任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但極力阻止青苗法的推行。王安石非常生氣，罷蘇轍為河南府推官。王安石又推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富弼見神宗任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與之爭，于是稱病出判亳州。擢陳升之為同平章事。神宗曾向司馬光征求任陳升之為相的意見，司馬光說：“閩人狡險，楚人輕易?，F(xiàn)在二相都是閩人 (曾公亮是晉江人，陳升之是建陽人)，二參政都是楚人(王安石為臨州人，趙抃為西安人)。如若將來援引親朋，充塞朝堂，怎能培養(yǎng)正當?shù)娘L氣呢?”神宗道：“陳升之很有才智，通曉政務?！彼抉R光說：“才智非不可用，但必須旁有正士監(jiān)制?！鄙褡谟謫柾醢彩绾危抉R光雖然不贊同王安石的一些做法，但仍較為客觀地對他作了評價： “有人說王安石奸邪，未免過于毀傷，但是他性子太執(zhí)拗，不明事理， 也是事實?！鄙褡谟痔岬絽位萸洌?司馬光說： “惠卿??巧， 不是正人。 正是他使王安石負謗于天下?！鄙褡诓灰詾槿唬?“呂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司馬光說： “江充、李訓若無才，怎么能使君主相信?”
陳升之的確為人狡詐，以前做小官時與王安石在淮南結(jié)識，王安石很器重他。王安石執(zhí)政后援引他入朝，又推他為相。陳升之入相之后，請求罷免三司條例司，王安石認為陳負己，與他爭論，陳升之稱病不朝。王安石薦引樞密副使韓絳制置三司條例，韓絳極力贊助王安石的做法，對神宗說：“青苗法便利百姓，民間都想貸用，請推廣至諸路施行?！庇谑浅⑾略t設諸路提舉官，執(zhí)掌青苗錢的貸收事務。提舉官為迎合執(zhí)政者，以多貸青苗錢為功，不論民戶是否需要，是否具有償還能力，硬性貸與，到期還不上，即由差役逐戶催逼，民間騷亂不堪。
當初，王安石與呂惠卿議定青苗法，征求蘇轍的意見，蘇轍說：“以錢貸給農(nóng)民，使之出息二分，本是救民，不是為了圖利。但是在一貸一收之際，官吏從中為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等到納錢時，雖富戶不免逾期，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繁忙。唐朝劉晏掌權(quán)時，并不行借貸之法，有埋怨者，劉晏答道，'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 使官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借貸，而四方物價貴賤都很清楚。有賤必糴，有貴必糶，因此四方物價平衡，哪里還用借貸!’劉晏所說其實就是漢代的常平法?，F(xiàn)在此法具在，公如真有意便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立等可待?！蓖醢彩贿@番話說得動搖，說： “君言誠有理，讓我仔細想想?！庇谑窃掠嗖谎郧嗝缰?。
這時，東京轉(zhuǎn)運使王廣淵上言： “現(xiàn)在春天農(nóng)事興作，百姓苦乏，而兼并之家，乘機邀利。請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與貧民，一年可得利息二十五萬?！边@一建議與青苗法基本相同，王安石認為可行，把王廣淵召至京師，與他商議。王廣淵請在河北施行，王安石遂決意推行，逐步行于諸路。
這一來反對青苗法的來勢更猛。知通道進銀臺司范鎮(zhèn)上言：“所謂青苗法，乃是唐代衰亂之世行過的。青苗在田，先估其值。收割未完，已催著還錢。這是強盜的辦法?！庇艺岳畛?、孫覺也上言：“王廣淵在河北按戶等一律配給青苗錢，從第一等十五貫，到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認為不便，而廣淵入奏卻稱民間歡呼鼓舞，歌頌圣德?！表n琦當時在大名府，他上書給神宗皇帝，抨擊青苗法，“今乃鄉(xiāng)村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shù)，坊郭戶有物業(yè)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xiāng)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yè)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說在大名府地區(qū)范圍內(nèi)百姓皆不愿貸青苗錢。神宗見到韓琦的奏疏，很受感動，他對近臣說：“韓琦真是忠臣，雖在外任，不忘王室。朕原先認為青苗之法可以利民，沒想到卻這樣害民，可見出命不可不慎重?！眻?zhí)政的大臣陳升之、曾公亮也附和韓琦的意見，指責青苗法。王安石極力向神宗解釋，說：“臣論此事，已及十數(shù)萬言，然陛下尚不能無疑，如此尚為異論所惑，則天下事何可為?”但神宗仍是疑慮重重，他為了穩(wěn)妥起見，下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今慮官吏不體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立以名聞，敢沮遏者亦如之?！?/p>
看到神宗傾向于反對勢力一邊，改革很難進展，王安石很生氣，他稱疾家居，接著上章要求解除相位。這時神宗如允許王安石離朝，新法很快就會象“慶歷新政”那樣半途而廢。神宗還不想就此放棄，只得挽留王安石繼續(xù)任職，讓翰林學士司馬光擬旨批答。司馬光在詔旨中以神宗的口吻指責王安石：“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王安石見詔大怒，立即抗章自辯。神宗封還其章，親書手札安慰他： “詔中二語，失于詳閱，今覽之甚愧?！蓖醢彩嗯聪?，堅持請罷任，神宗堅留，又令呂惠卿擬旨，王安石才又繼續(xù)執(zhí)政。
過了幾天，神宗又當面向王安石解釋：“青苗法，朕是被眾論所惑，寒食假中靜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損失一些錢物罷了?！蓖醢彩卮鸬溃?“只要認真執(zhí)行，不讓小人故意破壞，必無損失錢物之理。” 并進一步提出： “現(xiàn)在應當明確表示新法不可更改，如地方官推行不善，則按法處罰，這樣新法就可通行無阻了。”
神宗想重用司馬光，向王安石征求意見，王安石說：“司馬光所言都是對新政不利的事，所結(jié)交的都是對新政不利的人，皇上要這樣的人在左右，讓他干預國政，臣認為不妥。”神宗原想用司馬光為相，經(jīng)王安石一說，就任命他為樞密副使，司馬光上疏力辭道：“陛下若果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然不用臣，臣也會感激不盡?！?神宗不許。司馬光九上辭呈，神宗道： “樞密副使是掌兵事的，官各有職，不應當以別的事為辭?！彼抉R光回答說： “臣未受官，則依舊是皇上的侍從，什么事情都可以上言?！边@時正值王安石復出視事，遂下詔收還任命司馬光的敕誥。
司馬光雖然與王安石政見相左，但兩個人的私交還是不錯的，司馬光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寫信給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信寫得言辭懇切，希望王安石能改變主意。王安石寫了 《答司馬諫議書》，只是說道不同而已。
文彥博也向神宗陳說青苗法的害處，神宗說：“我派了兩個太監(jiān)親往民間察問，都說很方便于民。”文彥博爭辯道： “韓琦是三朝的宰相，說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兩個宦官嗎?”原來神宗所派的入內(nèi)副都知張若水、藍元震，與王安石原有交結(jié)，二人對神宗極言民情深愿，并無抑配，所以神宗深信不疑。
神宗很欣賞司馬光的學識，他還想讓司馬光仍舊供職，司馬光說：“臣自知無力于朝廷，朝廷所行，都與臣言相反。”神宗問： “什么事相反?”司馬光說： “臣言條例司不應當設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撓監(jiān)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不是相反?”神宗沉思了一會兒，又說道： “上言者都說法是好法，只是派遣的人不適當?！彼抉R光不以為然，他有些激動地說：“以臣看來，法也不善?！鄙褡谵q解道： “詔命上原來并不許強行貸錢?！薄霸t命雖不讓強貸，可所派的使者都讓俵配。比如開封府十七個縣，只有陳留知縣姜潛在縣衙張榜，讓百姓自來請貸才發(fā)給錢，結(jié)果沒有一人來請貸。這樣看來，其余十六縣恐怕都不免是強貸?！鄙褡跓o話可說。
關于變法之爭甚至已波及于考試取士。熙寧三年取進士，考生葉祖洽在考卷上寫道：“祖宗多因循茍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边@是有意迎合當政者。呂惠卿當時為主考官，將葉祖洽列為第一，而把攻擊新政者列在下等。劉攽復考，全反過來。李大臨、蘇軾也是考官，編排上官均為第一，葉祖洽為第二。神宗令陳升之當面誦讀前幾名考生的文章，親自擢葉祖洽為第一名。蘇軾不同意，對神宗說：“葉祖洽詆祖宗以媚當朝，讓他為第一，何以正風化!”
蘇軾也反對王安石對科舉制的改革。王安石認為古之取士皆本于學校，建議朝廷興建學校以恢復古制。廢止以詩賦、明經(jīng)諸科取士的舊例，改以經(jīng)義、論、策考取進士。朝廷下詔令中書、御史臺、三司、三館審議這一意見。蘇軾當時任直史館、判官告院，他力排眾議，認為舊法不可變。他上書神宗說，現(xiàn)在要變法的人提出的辦法不外是：“重視鄉(xiāng)舉德行而忽略文章; 專取策論而罷詩賦; 或是模仿唐朝故事，兼采聲譽而不用試卷彌封;或欲罷經(jīng)生樸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朝廷提倡什么，天下就響應什么。上以考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 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迎合上意者，無所不至。以文章而論，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以政事而論，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但自唐朝以來，以詩賦出身的名臣不可勝數(shù)，為什么一定要廢除? 所謂策論時務，無規(guī)矩準繩，故學之易成; 無四聲八病對偶等講究，故考之難精。易學而難考，其弊病比詩賦會更甚。
神宗本來對王安石的建議有疑問，看了蘇軾的奏疏，覺得蘇軾講的很有道理。當天就召見蘇軾，問他當前政令的得失在哪里，讓他不必忌諱，直言指陳。蘇軾想了想，一字一頓地說： “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鄙褡阢と?，說： “卿此三句話，朕當熟思之?！碧K軾退朝后對同列官員講說此事，王安石很不高興。神宗想用蘇軾修中書條例，王安石說： “蘇軾和我所學的所議論的都不一樣，可以委任其他事。”建議讓蘇軾權(quán)為開封府推官，想以事務纏住他?？墒翘K軾處理事務決斷精敏，名聲因此更遠。
御史中丞呂誨上疏劾王安石，舉其十大過，對王安石極盡攻擊，說;“臣聞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畀，大奸得路，群陰會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跡，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于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神宗看罷，把奏章令人封還給呂誨，這是不采納的表示。呂誨覺得自己一片忠心而皇上不理解，所以請求外任，離開朝廷。神宗對曾公亮說：“若讓呂誨出京，恐怕安石自覺不安?！蓖醢彩犝f，巴不得將呂誨擠出京城，他面見神宗，說： “臣已經(jīng)以身許國，陛下處事得當，臣何敢以形跡自嫌!”于是神宗派呂誨出知鄧州。
當初呂誨將上書時，司馬光自邇英殿前往資善堂，與呂誨相遇。司馬光悄悄地問他：“今日請對，您準備上言何事?”呂誨指指自己的袖子：“袖中彈文，乃是參新進之人?！彼抉R光明白他說的是王安石，有點愕然： “大家都說朝廷得了人才，你怎么要唱反調(diào)?” 呂誨不服氣地說：“君實你也這樣說嗎?王安石雖有些名氣，但是好執(zhí)偏見，不通事物的情理，輕信奸邪之人，喜歡別人奉承自己。聽其言論很好，但一付諸實際則用處不大。他若在侍從之位還不要緊，可讓他身為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彼抉R光何嘗不是這樣認為?不過他說：“現(xiàn)在還沒有明顯的惡跡，何不等以后再說?”呂誨說：“皇上年輕，新繼大位，朝夕與之謀議者，不過是幾個大臣。如果這幾個人不好，會敗壞國事。這乃是腹心之疾，治之唯恐來不及，哪能等待?”奏疏上后，呂誨被貶，王安石更加專權(quán)。司馬光于是很佩服呂誨的見識，認為自己趕不上他。呂誨曾先后三次擔任言官，都是因為彈奏大臣被罷官，因此天下都知道他的鯁直。
滕甫也是被王安石排擠走的。滕甫參與修起居注時，神宗召問以治亂之道，滕甫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本是十分明白的，所以變色錯位，是因為朋黨的緣故。”神宗問： “卿知君子小人之黨嗎?”答： “君子是沒有朋黨的，譬如草木，綢繆相附的，必定是蔓草，而非松柏。若朝廷中無朋黨，就是才能中等的君主也可以治理得很好，不然的話，即使再圣明的君主也無能為力?！鄙褡谡J為這是名言，于是拜滕甫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滕甫在神宗面前議論政事，神宗知其忠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疏，常征求他的意見。滕甫也隨事解答，沒有嫌隱。但他與王安石合不來，二人曾同為考官，言語不合，王安石對他非常反感。正值新法始行，天下讻讻，王安石恐怕神宗信任滕甫，于是找個機會讓他出知鄆州。
參知政事唐介多次與王安石爭論，王安石善于言辭，神宗認為王安石說的對，唐介不勝憤懣，疽發(fā)于背而卒。神宗似乎覺得有些歉疚，當唐介病危之時，他親自去探視;唐介死后，又前去其家吊唁。并認為堂上供的畫像不象他本人，命人將宮中收藏的舊本賜給其家。這是唐介以前當諫官時，仁宗密令人畫的他的畫像，置于溫成閣中，親自題為：“右正言唐介”，外廷并不知道。
當時王安石銳意變法，神宗對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沒有人敢與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稱病不問政事，趙抃能力不濟，遇到事情只會叫苦。所以當時人們說，現(xiàn)在朝中的五個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倒也十分湊巧。
新法正在推行之際，又遇到了更大的阻力。當時連年大旱不雨，很多受災地區(qū)的農(nóng)民流亡到外地。反對變法的人紛紛指責，認為是變法觸動了上天的干涉。神宗召問王安石，王安石說：“水旱之災及是常事，即使是堯、湯那樣的圣人也難免遇到。應當更修人事，以對付天災。”神宗駁斥道： “天災不是小事，所以這樣恐懼，正是因為人事未修。”這時有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繪“流民圖”呈上神宗，并上疏說： “去年大蝗，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輔佐不以道所致?！币髮⑿路ㄒ桓帕T除。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看了“流民圖”上畫的災民四處顛沛流離的慘狀，流著眼淚對神宗說： “王安石變亂天下?！鄙褡谝埠茈y過。三使司曾布見神宗責問王安石，轉(zhuǎn)過來一再找免行法和市易司的差錯，聯(lián)合市易的倡議人魏繼宗反對市易法，攻擊呂嘉問，以便排擠王安石。曾布對神宗說，他召問行人，往往涕咽訴苦。神宗命曾布與呂惠卿追查市易務不便之事。呂惠卿堅持新法，與曾布的意見不合，曾布又向神宗攻擊呂惠卿。曾布、魏繼宗本是變法派，現(xiàn)在也從內(nèi)部反對變法，加上后族和眾大臣的反對，王安石處境非常困難。神宗命中書省改定新法。在京免行錢，在貧下行人名下，特減一萬貫。免在京市例錢二十以下者。在京諸門小販稅錢不滿三十者，暫免交稅。開封府界及諸路受旱災到五分者，暫停催交所欠官物。又勸說富戶向貧民賒貸錢谷，利息由官府督交。流民發(fā)給錢糧，以工代賑。同時，神宗又下詔受災諸路編排保甲、方田造簿，都暫時停止。宮廷中后族要神宗罷青苗法和助役法，命王安石離開朝廷。王安石在內(nèi)外交困的境況下，已感到難以再繼續(xù)執(zhí)政，只得上章懇請辭職。熙寧七年 (1074) 四月中旬，王安石罷相，出知江寧府。
王安石臨行前，向神宗推薦韓絳為相，呂惠卿為參知政事。神宗任用二人，新法仍繼續(xù)推行。當時反對變法的人稱韓絳為 “傳法沙門”，稱呂惠卿是“護法善神”。但呂惠卿為迎合神宗的旨意，推行“以田募役”。這種方法王安石執(zhí)政時就拒絕推行，后來又從江寧寫信說明甚為不便，但呂惠卿置之不理。呂惠卿從私人名位出發(fā)，害怕王安石重回朝廷，一心想標新立異，不顧實際情況，強行給散青苗錢，“民不勝其困”。與以前相比，“天下之人，復思荊公(王安石)”。呂惠卿又不把韓絳放在眼里，于是韓絳也對呂惠卿不滿，向神宗建議，恢復王安石的宰相職務。這期間，神宗派人繼續(xù)根究市易司事，查對市易務及曾布奏文。到八月間結(jié)案，曾布以 “奏事詐不實”罪，免職出知饒州。魏繼宗被迫官停職，呂嘉問也因不覺察雜買務多納月息錢而免職，出知常州。鄭俠不看勢頭，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奸邪，請求罷黜呂惠卿，以馮京為相。神宗大怒，免鄭俠官，編管汀州。呂惠卿進而追究鄭俠攻擊免行錢事，受命辦案的張琥、鄧浦甫查出鄭俠的幕后支持者馮京和王安國。王安國是王安石的弟弟，但是反對變法。熙寧八年 (1075) 正月，御史中丞鄧綰與鄧潤甫上疏，請定鄭俠等人罪。結(jié)果鄭俠、馮京、王安國都被罷官。二月間，神宗派使臣持詔書前往江寧府，召王安石回東京，王安石接到任命，立即趕回朝中，恢復了相位。
王安石再度入相，要求重用被呂惠卿排斥的呂嘉問等人，接著又廢除“以田募役”，積極推行新法。呂惠卿這時從以前的積極贊助新法，轉(zhuǎn)向打擊王安石。王安石復相后因政務繁勞生病，神宗允許他處理少量事務，以便休養(yǎng)。呂惠卿卻趁機向神宗告狀，說王安石屢稱病不治事，積壓下事務讓他處理。這時呂惠卿與王安石已無法合作，神宗罷去他參知政事的職務，出知陳州。以前積極支持新法的三司使章惇也與呂惠卿有牽連，一起被罷官。
保守大臣們反對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準備，但是改革派內(nèi)部分裂，給王安石的打擊是格外沉重的。王安石曾說過，新法初行，議論紛紛，只有呂惠卿、曾布始終堅信不移。然而短短幾年間，改革派逐漸分裂。曾布外任后，王安石還是倚重呂惠卿。復相后想得到呂惠卿的協(xié)助，但呂惠卿這時追求的是權(quán)位，極力想取王安石而代之。神宗也看到呂惠卿的嫉妒之心，他從保護王安石的角度出發(fā)，把呂惠卿趕出朝廷。而這時的神宗也不象前幾年那樣對王安石言聽計從，有時甚至不重視他的意見。王安石對神宗慨嘆道：“天下事象煮湯，下一把火，接著又潑一勺水，哪還有燒開的時候呢?”熙寧九年春天，王安石因身體有病，屢次要求辭職。到六月間，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年紀輕輕卻病死了，王安石悲痛欲絕，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已無法集中精力過問政事。神宗只好讓王安石辭去相位，出判江寧府。第二年王安石連江寧府的官銜也辭去了，此后直到元祐元年(1086) 去世，王安石再也沒有回朝。
四
王安石雖然離開了朝廷，但神宗仍繼續(xù)主持新法，不過作了一些改變。從王安石再次罷相直到神宗去世，整整十年間，新法由神宗一人力行。這一時期已從前期的理財為主轉(zhuǎn)為主要是改革官制與強化軍兵保甲。后人稱為“神宗改制”。王安石在位時的新法以抑制兼并為中心，神宗的改制則著力于加強宋王朝的國家機器。
首先是對官制的改革。王安石執(zhí)政時曾調(diào)整和充實了一些閑散機構(gòu)，并為推行新法而設立了一些新機構(gòu)，但原先存在的官銜與職務不符的情況并未改變。神宗主要對中央政府的文官及其機構(gòu)設置進行了改革。
宋初以來的官，只標志著地位高低和俸祿的多少，并不充任實際職務。神宗命將原先的文散官略作調(diào)整，改二十九階為二十四階，作為新的階官。官員們原來以尚書、郎中等舊官銜領取俸祿，現(xiàn)在改為以相應的新官階領取俸祿。吏部尚書改為金紫光祿大夫，秘書監(jiān)改為中大夫，等等。改革后的中央文官，官名與職務相一致。中央其他雜官、武官、低級文官以及地方官都未觸動。
神宗改制后，實行三省六部制。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執(zhí)政。仿《唐六典》制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復審，尚書省執(zhí)行。三省分班奏事，權(quán)歸中書。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稱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副相參知政事改稱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下官名也有改易。實權(quán)主要掌握在右相手里。
神宗初年曾對樞密院的職權(quán)有過調(diào)整，將所管閣門祇候以上至諸司使差遣，交由新成立的審官西院專領。這次官制改革，仍舊保留樞密院，只是將部分職權(quán)隨事分隸六曹，專以本兵為職，仍作為最高軍事機構(gòu)，廢樞密使、副使，長官改稱知樞密院事，副長官改稱同知樞密院事。
六部中除兵部因有樞密院，職權(quán)只有少量增加外，其余五部都基本上按照 《唐六典》充實了，吏部甚至比唐代的吏部職權(quán)還大。吏部改革后由四個獨立機構(gòu)歸屬改組而成，主管中級文官的原審官東院改為尚書左選; 主管中級武官的原審官西院改為尚書右選;主管初級文官，宋初原屬史部的流內(nèi)銓，后成為獨立機構(gòu)，不久前首先歸屬吏部，現(xiàn)改為侍郎左選; 初級武官原由宣徽院主管，太宗時分出，設三班院管理，現(xiàn)改為侍郎右選。唐代中低級武官選任屬兵部，現(xiàn)都歸吏部。戶部由三司的主體部分和司農(nóng)寺部分職權(quán)的歸屬而充實。禮部，原為太常禮院所奪的禮儀部分，和經(jīng)常另外“遣官知舉” 的科舉等重要部分的歸屬而職權(quán)始完備。兵部，官制改革后不久又作了調(diào)整，除管轄地方武裝外，主要職能成為軍事供應部。刑部，不久前已將真宗時設立的糾察在京刑獄司并歸刑部，此時又將審刑院撤銷，其職權(quán)屬刑部。工部，職權(quán)原先幾乎全為三司所奪，此時三司撤銷，復歸本部。
九寺五監(jiān)，原多名存實亡，只有司農(nóng)寺成為推行新法的重要機構(gòu)。前不久廢三司胄案設軍器監(jiān)，此時廢司天監(jiān)為太史局屬秘書省，并將三司及其他機構(gòu)所奪職權(quán)復歸各寺、監(jiān)。
神宗對作為監(jiān)察機構(gòu)的臺諫也進行了改革。御史臺，于元豐三年 (1080) 重建六察制度，分為六案。官制改革后，分察尚書省六部，稱為六察官，名義上還監(jiān)察在京的各種機構(gòu)，實際上有許多機構(gòu)并不在六察之列。六案中戶案兼察轉(zhuǎn)運使，刑案兼察提點刑獄。另外設言事官，任諫職，兼察六察官監(jiān)察權(quán)以外的中央機構(gòu)。元豐七年，侍御史知雜事只稱侍御史，為御史臺副長官，隸屬于臺院，長官為御史中丞。言事官改為殿中侍御史，屬殿院; 六察官改為監(jiān)察御史，屬察院，御史臺制度這樣才較完備。諫院，官制改革后被廢。設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作為諫官。雖是“掌規(guī)諫諷諭”，但是“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及百司事有違失”，皆可以諫正。
王安石辭去相位后，神宗親自主持變法，當時他30歲，正是年青有為之時，而且經(jīng)過幾年的執(zhí)政也積累了一些經(jīng)驗，在政治上也比較成熟。他很想通過官制改革，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以改變長期形成的積貧積弱的政局。舊官制機構(gòu)重疊，頭緒紛繁，許多本屬各級行政長官決斷的事，經(jīng)常要由皇帝親自決策。這在北宋建國初期有利于加強中央集權(quán)。然而神宗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已經(jīng)開始實行的新法方面，而不想用大量時間去應付本屬各級機構(gòu)職權(quán)內(nèi)的事，所以需要改變現(xiàn)行的官制。經(jīng)過一系列的改革，這套官制更有利于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quán)，其基本制度一直實行到宋朝末年未再進行大的變動。宋初設置大量的機構(gòu)，是為了使宰相和各部的權(quán)力分散，并相互牽制，以便皇帝能夠大權(quán)獨攬。到神宗時，宋朝已建立百年之久，統(tǒng)治早已鞏固，迫切需要建立較為集中統(tǒng)一的行政體系，使有作為的皇帝有時間和精力去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
官制改革后，神宗繼續(xù)推行新法，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例如免役法所收的免役、助役等錢，就采用種種辦法以增加收入。兩浙路用降低出役戶標準的辦法來多收役錢。原先規(guī)定 “坊郭戶”的家產(chǎn)不滿二百千的不出助役錢，到元豐二年就把這個標準降為五十千了。所以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以前增多。元豐七年 (1084) 所收的役錢比熙寧年間多三分之一。
神宗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其富國強兵的總目的與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這一點上，他沒有王安石堅決，遇到強烈反對，往往中途動搖。神宗既想增加財政收入，又不愿損害上層既得利益者，結(jié)果，負擔只有轉(zhuǎn)嫁到下層人民身上。熙豐間，宋朝政府每年所收二稅、青苗、免役、市易等達六千余萬貫，比嘉祐時增加二千三百多萬貫。元豐年間，特設了元豐庫，用以儲存積剩錢物。僅元豐五年，元豐庫收進坊場積剩錢五百萬貫，常平錢八百萬貫。財稅收入的增加，終于扭轉(zhuǎn)了英宗時入不敷出的局面。
五
神宗曾慨嘆宋朝自真宗以來對遼國和西夏一味妥協(xié)退讓，他立志要統(tǒng)一中國。神宗在位時親自主持了兩次大的軍事行動，一是對交阯的反擊戰(zhàn)，一是對西夏的進攻。
交阯位于現(xiàn)今越南北方地區(qū)，從宋仁宗末年以來，不斷向宋朝邊境進行劫掠。熙寧九年(1075)九月，交阯進攻宋廣西路的古萬寨(今廣西扶綏)。十一月，出動六萬軍隊，號稱八萬，分水陸兩路大舉進攻宋廣西路。水軍渡過北部灣，攻占廉州、欽州。陸路直迫邕州，知州蘇緘立即調(diào)集城里的地方部隊共二千八百人，部署防守。交阯軍所到之處，張貼榜文，說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出兵是為了拯救百姓。當時宋朝君臣極為憤慨，宰相王安石親自起草《討交阯榜》，并調(diào)兵前往桂州、潭州以策應。
熙寧十年 (1076) 二月，宋朝任命郭逵為安南道行營都總管、招討使，率軍到達廣西前線。但當時邕州已被交阯軍隊攻占，知州蘇緘自焚殉國，軍民被殺害者達五萬余人。當年夏天，宋軍收復邕州、廉州。秋，收復全部失地。十一月，神宗二次下詔解決南征軍的軍需等問題，一如既往地反擊交阯軍。十二月，郭逵率宋軍進入交阯境內(nèi)。交阯屯聚重兵于決里隘進行阻擊，派有大象組成的軍隊向宋軍進攻。宋軍以強弩射象，用刀砍象鼻，打敗交阯軍，攻占決里隘。
交阯軍又在夾口隘設伏兵，宋軍繞過夾口隘，間道由兜頂嶺向南進軍，直抵富良江(今紅河)北岸，距交阯首都交州 (今越南河內(nèi))僅九十里，然而沒有船只，無法渡江作戰(zhàn)。宋軍將精銳部隊隱蔽起來，只留少數(shù)兵將挑戰(zhàn)，引誘敵軍出戰(zhàn)。交阯以為宋軍勢孤力單，便以幾萬人馬渡過富良江，擺開陣勢。這時埋伏的宋軍主力突然出擊，交阯軍大驚，紛紛逃跑，其指揮官洪真太子被宋軍殺死，并活捉交阯大將阮合。宋軍大獲全勝，并繳獲了許多船只，交阯王李乾德眼看宋軍就要兵臨城下，趕忙奉表乞降。從此，交阯再不敢侵擾宋境。
然而神宗對西夏的用兵，形勢卻大不相同。當時，由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已經(jīng)發(fā)展為擁有強大武力的軍事聯(lián)合體，不斷進犯宋朝西北部地區(qū)。神宗變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強兵”，隨著 “將兵法”、“保甲法”的推行，宋朝軍隊作戰(zhàn)能力有了一定提高，所以神宗開始考慮改變對西夏的政策。熙寧元年(1068)，建昌軍司理參軍王韶上《平戎策》，認為 “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鄙褡谧x了這一上書，非常重視，決定對西夏轉(zhuǎn)守為攻。當即任命王韶為管勾秦鳳路經(jīng)略司機宜文字。熙寧四年(1071)，又任命王韶為洮河安撫司長官，開始經(jīng)營河湟地區(qū)，準備對西夏的戰(zhàn)爭。第二年又以古渭寨為通遠軍，以王韶兼任知軍事。不久，王韶領兵進擊那里的吐蕃貴族軍隊，拓地一千多里，招撫人口三十余萬。宋朝在此地設熙河路，任命王韶為經(jīng)略安撫使。熙寧六年 (1073)，王韶率領宋軍進軍一千八百里，占領了宕、岷、疊、洮等州，招撫大小蕃族三十余萬帳。這是自北宋開國以來對遼、夏戰(zhàn)爭中的空前大勝。
元豐四年(1081)，西夏國王秉常的母后專權(quán)，神宗以為這是進攻西夏的好機會，于是出動大軍，兵分五路，共二十多萬兵力深入西夏境內(nèi)，直抵靈州(今寧夏靈武)城下。西夏軍決黃河水將宋軍淹沒，并切斷宋軍糧道，宋軍大敗。第二年，神宗聽從徐禧的建議，在銀、夏之界修筑永樂城以作為屯駐軍隊的城池，企圖困住興州的西夏軍。但城小兵多，又沒有水源。不久，西夏即出動三十萬大軍將城圍住，輪番攻打，宋兵有許多饑渴而死。永樂城被攻陷，徐禧也陣亡。宋軍此役共死亡將校二百多人，損失士民及民夫二十多萬。西北前線的敗報傳到宋都朝廷，神宗悲痛難忍，竟臨朝大哭。從此，神宗徹底喪失了先前的雄心，只好仍舊維持原來對西夏的和議，每年向西夏交納財物。
元豐八年 (1085)三月，雄心大志的宋神宗由于西北邊境軍事上的失敗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一病不起而去世。國內(nèi)政治局勢隨之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新法在司馬光的主持下基本被廢止了。王安石當時在江寧，聽到神宗駕崩的消息悲痛不已。他寫詩以悼念這位大力支持他變法事業(yè)的年輕皇帝：“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 “他日老臣淚，湖海想遺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