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宵人語
茱 萸，1987年生，詩人、隨筆與專欄作家，法學學士。現(xiàn)于同濟大學哲學系攻讀碩士學位。其專欄“深宵人語”將以談論明清詩文及文人間交往為主，鑒帝國晚期文人諸端心態(tài)于青萍之末。
讀書種子
無意功名的吳敬梓在家道敗落中寫《儒林外史》，將末世文人的種種變態(tài)和扭曲揭痂以示，他以極端痛楚的書寫方式成就了對自我的完善。但此書甫出卻知者寥寥，惟比他小十七歲的安徽歙縣人程晉芳后來在《懷人詩》中如此紀念：“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見程氏《勉行堂詩集》），但為“以稗說傳”而悲，卻表明當時的文體等級觀念何等頑固。及至清末，龔自珍說“莫從文體論高卑，生就燈前兒女詩”，可見詩這種極尊的文體內(nèi)部也分格調(diào)等級的，更遑論以說部比附史部了。
吳敬梓的末世之痛和程晉芳的文體之悲固然不屬同一層次，吳的痛更深徹、更熱切，但吳對有明一代儒林中人的惋惜與程對吳本人的惋惜卻同樣基于文人間的惺惺之意，更確實地說，那是種“物傷其類”式的隱憂。關(guān)于這一點，在《儒林外史》的第一回，吳敬梓便借王冕之口道出“一代文人有厄”的秘密：明初禮部議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消磨盡了多少讀書種子，文人們的精神危機前所未有地深重。這用吳氏書里的話來說，叫“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里所謂的“文行出處”，指文人的學問、品行和對待出仕隱退的態(tài)度。因有了八股取士這樣的榮身之途，讀書種子的候選者們，就有可能蛻變而不能發(fā)芽，文化之倉亦將面臨顆粒無收的窘境。
黃庭堅《戒讀書》一文中曾教導士大夫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這種對讀書種子的呵護大抵源自家族或身份的自豪與自重，卻也兼有文化上的拳拳之心。而在儒家那里，《大學》要求儒生們要“修齊治平”，韓愈極言“傳道”、“圣圣相傳”，張載力倡“為往圣繼絕學”，這些固然基于對某種政治倫理的追慕或?qū)?span lang="EN-US">“道統(tǒng)”延續(xù)的頂禮，卻也不乏對文化脈絡本身傳承的強調(diào)。從廣義上來說，讀書種子之謂，當指這一脈絡上的文化托命人——他應該是大部分遺產(chǎn)的繼承者，更應該是文人/知識分子精神的傳遞和自覺更新者。
但詭異的是，在參與政治時，這些“讀書種子”的文人（或儒生？）身份往往顯得相當曖昧。儒家思想“內(nèi)圣外王”中的“外王”邏輯注定了他們在參與實際社會進程之時必然依賴于王權(quán)，這種依賴最終形成了兩種模式：一是“清君側(cè)”式思維（當然不一定是“清君側(cè)”式舉動），即反奸臣不反皇帝，這算是較淺層次的、對王權(quán)持有者的效忠，歷代的死諫之臣、孤忠之臣乃至如梁山泊式的草寇皆是如此；二是“忠于事而非忠于君”，他們依賴的是絕對王權(quán)而非某個君主，也即，王權(quán)的持有者對他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如晏嬰之對齊莊公、于謙之對明英宗等，君主們的變故并不能導致這類人對國事本身的關(guān)注和忠誠。
對于身處康乾時期的吳敬梓來說，“盛世”圖景下滿是回光返照的感覺，那已然是文人的末世了。然而，早在《儒林外史》的開端，明帝國的建立者朱元璋已經(jīng)出現(xiàn)，他的身后，新一輪的權(quán)力爭奪戰(zhàn)正在展開。這回的參與者，則是真正的“讀書種子”方孝孺。關(guān)于方孝孺的這個雅稱，吳楚材《綱鑒易知錄》上記載得詳細：燕王朱棣從北平去往南京“靖難”之時，高僧道衍（即朱棣的主要謀士姚廣孝）送行時告知他說，南方有個叫方孝孺的人物，是天下讀書人的表率.他一定不會依附新朝，不過不要殺他，“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及至朱棣奪得帝國權(quán)柄，方孝孺終究因不配合新君而被殺了，不過這是另外一回事。清修《明史》對方孝孺在藝文方面的評價是“工文章，醇深雄邁”，但是方本人似乎卻不甚在意此途。他青年時期拜在大儒宋濂門下，被普遍認為是宋濂門下最優(yōu)秀的弟子，但方孝孺卻輕視藝文之道，而“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問題就出在了這里，讀書種子自己卻志在政治的土壤，他要續(xù)接的不是“文統(tǒng)”而是“道統(tǒng)”，于是更盛大的“狂歡”由此而來。
說是“狂歡”，分為真狂和佯狂，有明一代文人精神的畸變實發(fā)端和顯現(xiàn)于這兩種痼疾。佯狂者，文化生態(tài)和政治氣氛的反常和緊張迫使真正的文人以自我的病態(tài)化方式進行自我保全，如明初詩人袁凱、吳中才子祝允明等；真狂者，則是方孝孺此類人物。他屬于前文提到的對王權(quán)之依賴的第一種模式，也即以綱常社稷的維護者自居，并只效忠于他承認或皇統(tǒng)承認的王權(quán)的唯一秉持者。作為建文帝朱允炆的主要謀士之一，在燕王朱棣的所謂“靖難”軍隊面前，方孝孺覺得他才是站在正義一方討伐“逆臣”的國之棟梁。這種狂說好聽點可謂“擔當”，若是往壞了說或以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則是“執(zhí)拗”了。最關(guān)鍵的問題在于，這是朱氏政權(quán)的內(nèi)部爭奪戰(zhàn)，更簡單地說則是叔侄相爭的遺產(chǎn)繼承權(quán)糾紛——只是這份遺產(chǎn)太過龐大，朱元璋留下來的整個明帝國有著壯麗的山河。方孝孺攪進去，是他的使命感和某種虛幻的正義感在起作用，這本無可厚非，但接下來的一幕上演了：“臺州式硬氣”正式登臺。
根據(jù)《明史》的記載，早在朱棣的軍隊劫掠到大名時，建文帝的主要謀臣黃子澄和齊泰據(jù)傳早已經(jīng)逃跑了，但方孝孺卻一直堅守到都城被攻克。不僅如此，在朱棣的脅迫下他終究沒有草擬這位由外藩入主的皇帝的即位詔書，以至于被盛怒之下的新君處以“誅十族”的酷刑（關(guān)于“誅十族”，《明史》上無此記載，僅載為“磔刑”，“誅十族”載于《皇明表忠記》及《明史紀事本末》等書）——皇帝是試圖和讀書人達成和解的，更希望借“讀書種子”之口申明他掌帝國權(quán)柄的正統(tǒng)性，但權(quán)力對人的異化相當可怕，對即位合法性的焦慮使朱棣此時并沒有寬廣的容納異己的心胸，有的卻是批量殺人的手段。方孝孺在這種手段面前能夠慨然赴死，算是得償其青史留名的夙愿，但用現(xiàn)代人的眼光看來卻是倔強迂腐至于不可救藥，這便是魯迅所謂“臺州式的硬氣與迂”罷。
話說回來，“方孝孺式硬氣”在這枚讀書種子絕后倒被漸漸消磨盡了。它曾短暫地恢復了儒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貴傳統(tǒng)，卻也用眾多的生命作了陪葬。但“方孝孺式困局”卻遠比這種“硬氣”更值得討論。正如前文所言，方效忠的只是他心目中正統(tǒng)的王權(quán)秉持者，而非王權(quán)本身，至于別的，在所不問，這便是后世所謂的“愚忠”。方的困局在于，他既因客觀原因無法堅守自己認為的正統(tǒng)，又沒有能力改變建文帝潰敗的事實，更無法說服自己只忠于王權(quán)本身而非忠于建文帝來改投新君。身處如此的困局和危局，他便只好選擇以肉身隕滅的方式來消除這重矛盾了。更有意思的是，方孝孺的效忠建文也好，朱棣的奪取帝位也罷，“靖難”一役的影響直接投射到了朱棣的后代身上，以至于到正德一朝還有寧王朱宸濠試圖效法祖先來一場權(quán)力的“重新洗牌”，這由后來人吳敬梓看來，更像是一場博彩游戲。他在《儒林外史》的第八回借婁四公子之口道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圣稱神；寧王運氣低，就落得個為賊為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這實在是深可玩味的一番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