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民主·思想》余英時著，海豚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余英時先生的《人文·民主·思想》是“海豚書館”系列圖書之一。這個系列出版至今已經(jīng)有二十余種，在眾多讀者中口口相傳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而且?guī)讉€不同顏色的分類代表不同的文字風格，頗有相得益彰之趣。
比如余英時的這本小書就屬于灰色系列的學術原創(chuàng)作品，大概學術的文字給人的印象相對比較扎實，以厚重取勝，因此冠以灰色的色調。但是說起來，這本《人文·民主·思想》因為收錄的都是近幾年的一些演講文字，相對淺易平白，以輕巧取勝，但文字的輕巧，傳遞出的思想?yún)s是沉甸甸的。
余英時先生的著作在大陸很受歡迎，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在上海出版了《士與中國文化》在學人中間有很大的影響，而且至今一直再版。這些年隨著大陸的文化熱，兩岸之間，大陸與海外之間的文化交流訪問日益頻繁，余英時先生的思想和聲望日益隆重，他的很多著作也受到很多青年學子的追捧。
不過仔細考量坊間關于余英時的著作，最為知名的恐怕還是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六卷本的余英時作品系列和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的余英時文集。不過這些文字多被被冠以文集或選集之名，究其原因，一則因為他某種不言自明的政治立場，時常發(fā)出的批評之聲，使其著作和文字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部分程度上閹割和審查；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余英時先生的學術和思想的歷程仍在繼續(xù)，2001年雖然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定居美國，但卻從未中斷對中國歷史和傳統(tǒng)的思考，潛心著書立說，時有振聾發(fā)聵之聲。這方面的最好佐證恐怕就是2006年他榮獲素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之稱的“約翰·克魯格獎”，當年的獲獎演說詞也被收錄在這本《人文·民主·思想》一書。
這本小書相對余英時先生那些沉甸甸的大部頭實在太不起眼了，除了“克魯格獎”的演說詞作為序言，另外收錄三篇正文也是不同時期的演講。與那些過于專業(yè)的史學研究相比，這些文字的一大特色是談人文、國學、民主、理性和思想。如果以往的那些著作我們可以看作是史學家的本分，而收錄這本小書中的文字可以看作是史學家的情懷。
臺灣學者王汎森先生的大作《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一書再版，偶然之間我才注意到他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追隨過余英時先生，是他的得意弟子。他曾對余英時先生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你不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大量的中文寫作，在美國會是一個成功的教授。但是進行了大量的中文寫作后，你成為這個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中重要的一分子，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學者而已。”言外之意，做一個成功的學者容易，潛心書齋，坐幾年的冷板凳，出幾本專著，僅此而已。但是此時，這樣的學者不過是把自己的研究當作了一種手捧金飯碗的職業(yè)，而喪失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人文關懷。
讀這本小書對我而言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從這些散發(fā)著熱忱的文字當中，我們可以窺探到一個學者的學術擔當，一位知識分子的時代之思，一個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同情的了解”的歷史學家的情懷，一個浸潤在西方文化中的華裔學者的敏銳觀感，一個對政治有著“遙遠的興趣”的知識人的世俗關懷。
我至今仍記得大學期間讀到《士與中國文化》時的激動，在我看來，這本小書仿佛把我?guī)Щ氐搅顺踝x余英時的年輕歲月。余英時先生在中國史學研究進路中融合了很多西方的概念，比如他寫《中國的思想傳統(tǒng)及其現(xiàn)代變遷》借用了西方哲學和歷史研究的方法，寫《儒家倫理和商人精神》借用馬克斯·韋伯對世界宗教文明的審查。但是其中對我影響最重的是他在中國古代的“士”的一系列考察中，借用了西方的知識分子的概念。
當然，這種知識分子的情懷也罷，古代士大夫的傳統(tǒng)精神也罷，在《人文·民主·思想》這本小書仍然是一條若隱若現(xiàn)的主線，貫穿始終。他在“克魯格獎”的演講中對“人權”這種人類共同的價值和人類尊嚴的強調，在“余紀忠講座”上對“人文”與“民主”的精彩闡釋，對我頗多啟示。他尤其提到中國的傳統(tǒng)和民主的關系，并不像我們想的那么互不相容：“民主需要有文化的背景，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是幫助民主觀念在中國傳布、慢慢使大家接受的一個重要動力。”
換句話說，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有著民主的因子，如果我們想達至民主的目標，一定要結合傳統(tǒng)文化，對其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不過，余英時先生闡述語境和對象是針對臺灣的民主狀況，似乎不太適合大陸的政治現(xiàn)狀。借用去世不久的蔡定劍先生的說法，當一種政治體制永遠不可能把民主當作一種現(xiàn)代生活的時候，奢談文化與民主還只是一種“遙遠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