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基礎之一，而在杜維明看來，放在當下時代背景中去理解，這也是對當下精英階層的要求與期望。“如果希望普通民眾能有有尊嚴的生活，精英階層要自覺要求自己。”他說。
過去幾年，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儒學思想家杜維明一直關注儒家思想在企業(yè)家群體的傳播。他擔任長江商學院人文委員會主席有五年、浙江大學儒商與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榮譽主任也四年多，在這些場合，他都會與中國的商業(yè)領袖們探討儒家文化，談論跨文明之間如何建立對話。因為，這些人正是改革開放造就的時代精英的一部分。
有人說，中國儒家思想復興的希望在商界，因為企業(yè)家階層視野寬廣、資源豐富，能夠影響到社會各界。這種觀點令杜維明亦“深受感染”。
在專訪中，杜維明教授談到了中國企業(yè)家階層對待儒學的態(tài)度，儒學在日本商界的地位和影響，更談到了中國精英階層在當下的責任。
儒學與企業(yè)家
《21世紀》：你在長江商學院任職人文委員會主席，有很多機會接觸企業(yè)家，這個群體是怎么看待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
杜維明：朱熹曾經講過一段話：去參觀一個房子，可以在外面轉一圈，也可以進到里面仔細看看。對于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文化，企業(yè)家的態(tài)度也分為兩種，一些是繞著房子走幾圈，有的則是真正走進去，深入了解是怎么回事。
現在，越來越多企業(yè)家對傳統文化感興趣，認為汲取傳統的心靈資源，不僅可以將企業(yè)的成功推向新高度，而且能回答人生意義之所在等問題。而傳統經典的文本，在當代也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
《21世紀》：在商學院進行人文領域教育，你主要講些什么？在您陳述觀點的時候，是否會遭遇企業(yè)家學員的質疑？
杜維明：我基本采用講座形式，有幾個重要議題，包括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間建立對話，對西方一些重要思想的闡釋和批判，“文化中國”的探討，還有“儒家文化圈”內的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等國各有什么特色。當然，不會“一言堂”，也指導學員讀一些經典著作，鼓勵他們發(fā)問。
第一屆學員，有很多比較有影響力的企業(yè)家，包括海南航空的陳峰、蒙牛的牛根生等。開始時，學員質疑很多，有些人根本就是反感的，認為儒家的東西過時了，與企業(yè)經營也沒關系；也有人先入為主地認為，當代信奉的民主、法制、人權、自由和個人尊嚴，這些普世價值在儒家思想中并不凸顯，甚至儒家思想會是一種阻礙。但他們愿意和我辯論，類似例子現在也很多。
《21世紀》：“儒家文化圈”里的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的企業(yè)家如何看待儒學的？
杜維明：目前，且不論是否值得推崇，儒家傳統保留得最好的在韓國，在韓劇中都有體現。日本的情況也很有趣，國內有所謂“三教”——大乘佛教、神道和儒家，儒家依然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甚至在越南，現在儒學復興的速度都非常快。
“儒商”用現代化話來翻譯，其實就是在企業(yè)界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有社會良知、愿意為社會服務。這種人在日本企業(yè)界太多了。比如日本三菱商事前任社長諸橋晉六。一聽到“諸橋”，從事漢學研究的人就很震撼，古典漢語研究的權威性著作《大漢和辭典》就是日本諸橋轍次家族兩代人用幾十年時間主持編纂的。我一見諸橋晉六，就問他跟漢學研究的諸橋家族有沒有關系，他回答就是他們家族的，他說自己搞企業(yè)是家族里跑出的“黑馬”，其他家庭成員都做學術。日本還有一個“東洋文庫”，是世界著名的中國及亞洲歷史文化研究的專業(yè)圖書館，需要龐大的運營資金，資金1/3來自于三菱，1/3來自于日本文部省，1/3文庫自籌，這當然和諸橋先生也有關。
資生堂前任社長、家族事業(yè)的第三代傳人福原義春，也遵奉儒學，特別突出談“文化資本”。他曾在《朝日新聞》每隔一個月就發(fā)表一篇論述文化資本的文章，這些文章已集結成書而且有中譯本。再早一點，日本“現代企業(yè)之父”澀澤榮一終生都在念《論語》，對《論語》推崇備至。他說其一生最重要的金科玉律就是“見利思義”，“利”是小利，是短期的，“義”方為大義，是長期的——所謂“義”就是要為社會服務。
儒學與商業(yè)
《21世紀》：企業(yè)家親近儒學，一方面固然提升個人的修為，那么，這種修為對企業(yè)經營行為是否會產生直接的影響？
杜維明：當然有聯系，比如說管理大師彼得·圣吉，他的很多想法從誰那里來的？南懷瑾。彼得·圣吉每次到中國，都要去看南懷瑾，南先生的精神資源來自儒、釋、道，好像特別接近禪宗。彼得·圣吉在麻省理工學院執(zhí)教，我在哈佛，彼此距離很近，很早以前，他就跟我談《大學》、《中庸》這些儒家經典。比如《大學》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彼得·圣吉就跟我討論，“定、靜、安、慮、德”怎么去理解？儒家思想對于發(fā)展他的學說——比如學習型組織——提供了很多養(yǎng)分。
相當長時間，中國企業(yè)家認為西方可以提供解決管理難題真正的技巧和方法，西方管理大師思想最重要，所以翻譯他們的著作，甚至花重金請過來教導怎么辦企業(yè)?，F在，我接觸一些企業(yè)家發(fā)現，最親的管理方式不是西方來的，而是中國的思想和策略，于是，有人對《易經》感興趣，有人研究《孫子兵法》的謀略。而且，有的企業(yè)家致力于改善與一般員工的關系，因為企業(yè)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如果能夠擺正，關系處理得比較公正，大家就能夠認同?，F在由于激烈的競爭，中國一些行業(yè)甚至演化到“人吃人”地步，這不是“雙贏”的良好狀態(tài)，從長遠來看，對話與溝通才是常態(tài)。
《21世紀》：過去，日本企業(yè)的“終身雇傭制”經常為人詬病，認為限制了人力要素自由流動，束縛了企業(yè)自身?？墒?，慢慢地，很多中國企業(yè)家也在思考，雇主和雇員純粹基于交易的形式也不是太合適，因為如此一來，缺少必要的忠誠和團體凝聚力。
杜維明：雇主和雇員，在西方多半企業(yè)是靠契約確立彼此關系的，雙方到了一定時間即一拍兩散。因為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動能很大，帶動了充分的競爭性，維持終身雇傭制也確實受到很大限制。不過，維持企業(yè)的一些核心人員適當的忠誠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其實，日本的“終身雇傭制”受益的范圍很少，核心人數不會太多，多半的人還是會隨經濟周期做相應調整。不過，假如每個人都是基于契約關系，團隊精神也很難發(fā)展，美國IBM或者谷歌這樣的企業(yè)就注意到這樣的問題。
谷歌就很特別，在雇員政策上，采取近似“社會主義”的做法。谷歌總部辦公區(qū)有非常大的場地，里面有各種不同的餐館，提供多種服務，這些對于谷歌員工全部免費，在里面就感覺在家。員工工作時間、地點也有很大的彈性，可以拿回家做——前提是能見到成效。所以，谷歌不是用契約綁定你，加入之后你會覺得自豪，人員之間的合作程度和對公司信任度很高，同樣可以提升效率。
儒學在東亞
《21世紀》：文化傳統也會作用到全球化的進程，同在東亞文化圈，中國企業(yè)很關注之前日本、韓國企業(yè)全球化的道路怎么走。以日企為例，一般人感覺日企的文化并不開放，比如，除了索尼、日產少數公司，一般日企的核心管理團隊中很少見到非日籍人士，日本又是一個受儒學傳統影響非常深的國家，那么，由于文化因素，中國企業(yè)是否同樣會有類似的表現，讓外籍人士敬而生畏？
杜維明：確實，全球化過程中的表現，地域文化的作用力相當大。不過，所謂“儒家傳統”，就和基督教或者其他大的宗教一樣，內部同樣具有多元性，不是完全單一的。
中國的儒家當然代表著一種重要的模式，可是中國儒家和韓國、日本甚至是越南的儒家又有很大不同。比如，中國儒家重“孝”，家族觀念格外深重，日本則完全不同，更注重“忠”；中國儒家文化側重“文”，日本儒家文化在“文”以外還有“武士道”。
《21世紀》：你是說日本企業(yè)傳承對于血緣關系看得不是太重？
杜維明：不看重，因為日本的“封閉”是對外封閉，但對內部就完全開放。日本的族群觀念太強了，外籍人士，比如韓國人、菲律賓人在日本生活很長時間，還是沒有辦法被當地社會接納。甚至，日企的外派員工，出去在國外生活三五年，回到本土后環(huán)境適應起來都有障礙，所以，很多外派人員一般出去很短時間就回國。這種封閉性是與島國的地理因素相關的。但日本人的凝聚力和團隊精神確是民族特色。日本經濟盡管低迷20年，但日本社會普遍富有，人均收入仍是中國的十倍，貧富差距不嚴重，分配方面相當均衡，這有利于社會和諧。
《21世紀》：如果相對日本而言，中國的儒家傳統中，是不是封閉性就沒有那么強？
杜維明：中國的文化傳統，有一個好處就是非常開放，中國人不僅好學習，而且比較寬容，排斥性很淡，各種不同的宗教也能共存。外國人來中國，只要講幾句中文我們都歡迎。中國一直是一個善于對話的民族，講“雙贏”，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倒是現在社會越來越熱衷競爭，把人與人的關系弄糟了。
精英階層的責任
《21世紀》：有些觀察者認為，現在中國社會道德感，包括商業(yè)道德在內，正在喪失，您怎么看？儒家思想又能為道德重建提供怎樣的養(yǎng)分？
杜維明：儒家談“仁義禮智信”。“仁”是同情，類似博愛和慈悲；“義”追求公正，比如對弱勢群體就要有所傾斜，讓他們生活好一點；“禮”要求人與人之間禮貌往來；“智”是智慧；“信”是信用。但是現在很多人的惻隱之心蕩然無存；不少領域中金錢和權力勾結在一起，公正的價值不存在了；禮儀規(guī)范丟失了；智慧淪為競爭上的小聰明；誠信也出了大問題。我們固然有好的人文傳統，當下確實有丟棄一干二凈的危機。
《論語·顏淵篇》有一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里頭孔子講了三種價值：糧食、軍隊和誠信。糧食維持基本生活，軍隊用以維持秩序，誠信讓社會更為和諧?？鬃诱f，如果一定要去掉一個，首先去掉“兵”，還要去掉的話，就去掉“食”，絕對不能丟棄的是“信”，因為沒有“信”國家就無以立足，“食”和“兵”就沒有用了。而我們的社會，市場經濟力量太強大，慢慢演變?yōu)?#8220;市場社會”。有些地方連宗教領域也被市場化了。
中國傳統里頭講“富而知禮”，我們的社會整體并不富，“禮”更是蕩然無存，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張，大家都很浮躁，非調解不可。
《21世紀》：社會要變得更為包容，制度供給要提供更多的開放度，以儒者的觀點來看，你認為這樣做的核心要點在哪里？
杜維明：精英階層的責任感最重要，誰的力量越大，影響力越大，責任感應該越強。我們不能用太多責任去要求普通百姓，比如打工的民工，生活窘困到跳樓自殺者，更不用說黑窯洞打工的苦難的人們，他們只想討生活，能活下去就是尊嚴。如果希望普通民眾能有有尊嚴的生活，精英階層要自覺要求自己。
儒家理念中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首先要求的是既得利益者要有強烈的責任感?，F在，部分人權力在手，完全沒有責任感，有錢有勢的人撞死了人也覺得沒有關系，自然引起民眾強烈的反感。
在中國，政府的力量尤其龐大，政治責任感尤其要提高。我相信中國的政治領導有這樣的自覺，但如何把責任倫理落實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就必須有嚴格的法律機制和執(zhí)法的承諾，這就需要從上到下貫徹到底，儒家所謂“上行下效”是基本原則。
《21世紀》：經濟學上分析利益集團，他們是高度理性的、逐利的。你所說責任感，其實是寄望于精英階層的自我覺醒吧？
杜維明：有可能。當然一下子就自覺自愿沒有可能，關鍵起步很重要?，F在已經有了慢慢轉變的因素，比如，很多企業(yè)家就不滿現在道德淪喪，他們愿意改變，媒體也在呼吁回歸公平與正義。
當然，改變目前的狀況，還要有突破點，這個突破點就應該是最有錢有權有勢的人來做。比如，某一位企業(yè)家宣布將其財產全部捐獻出來，這不僅是一種象征行為，同時提供了轉變的契機。當然，人太少了不行，累積到一定量一定會有改變。
我們也在從教育方面做努力?，F在我們就在北大倡導“經典會讀”，就是幾個同學聚在一起讀經典，一句一句地讀，然后討論。中國接下來的三五年非常關鍵，要么出現轉機，要么道德繼續(xù)沉淪下去，直到不可逆轉的危險。我不是個悲觀者，但我目前確是憂心如焚。改變的初機必須從我們自己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