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發(fā)展和家庭財富快速增長，居民財產性收入呈快速增長態(tài)勢；與此同時，居民其他收入來源也在快速增長。

    □從結構看，利息收入占城鎮(zhèn)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的比重呈穩(wěn)步下降態(tài)勢，這反映了居民投資日益多元化的事實。

 
    □財產性收入在推動消費增長方面，城鎮(zhèn)居民家庭和農村居民家庭擁有不同的行為模式。

    ■張俊偉

    一、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總量和結構

    １．財產性收入的總量。

    財產性收入，指居民家庭因擁有動產（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不動產（如房屋、車輛、收藏品等）所獲得的收入，包括出讓財產使用權所獲得的利息、租金、專利收入，以及財產運營所獲得的紅利收入、財產增值收益等。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快速發(fā)展，居民家庭積累的財產數量也不斷增加。從１９７８年底到２００９年６月，我國城鄉(xiāng)居民人民幣存款從２１０．６億元增加到２４９３７９．４億元，增長了１１８３倍。國內股票市場在９０年代初恢復以來，不到２０年，就擁有上市公司１６２３家，股票總市值更是高達２０．１４萬億元，其中流通市值超過９萬億元。與此同時，居民家庭擁有的耐用品數量也有顯著增加。

    伴隨著居民財富的積累和增長，因財富使用而給居民帶來的收入也不斷增加。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５年，我國居民家庭的財產性收入由１２１８．３８億元增長到４６１２．８億元，增長了２．７９倍，其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貢獻，則由６．５９％穩(wěn)步下降到４．１７％。和來自勞動的報酬相比，財產性收入的相對規(guī)模也在下降，兩者之比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１３．９逐步下降到１∶２０．１。財產性收入占比逐步下降。
    就城鎮(zhèn)居民而言，從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７年，人均財產性收入從１５．６元增長到３４８．５元，增長了２１．３倍；財產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年總收入的比重，也分別從２．１％和１．０％上升到了３．０％和２．３％。即便如此，總的看，財產性收入對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貢獻還很小，不僅低于經營凈收入的貢獻，更遠低于轉移性收入和工薪收入的貢獻。

    在農村地區(qū)，就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財產性收入而言，２００２年，其占人均純收入的比重分別為０．８％和３．３％，到２００８年就上升到了２．１％和４．７％。雖然所占比重還比較低，但其上升的態(tài)勢是明顯的。在其他收入階層的農民家庭，也出現了類似的發(fā)展趨勢。

    ２．財產性收入的結構。

    在財產性收入中，利息收入所占的比重呈穩(wěn)步下降態(tài)勢，這反映了居民投資渠道日益多元化的事實。即便如此，到２００５年，利息收入占財產性收入的比重仍然高達８７．９％，占有絕對的優(yōu)勢。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居民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股票市場和股權投資當中，以獲得更高的收益和回報。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５年，城鄉(xiāng)居民通過股息和分紅方式獲得的收入從２．４億元提高到４４０．７億元，增長了１８３倍。股息和分紅收入占財產性收入的比重也相應提高到９．６％；其他收入，如轉讓知識產權、出租房屋、參與儲蓄性保險等方式獲得的收益，也呈快速發(fā)展的態(tài)勢。即便如此，到２００５年，其占財產性收入的比重也只有２．６％。

    就整體而言，財產性收入對城鎮(zhèn)居民家庭總收入的貢獻并沒有隨著經濟發(fā)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而逐步上升。從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７年，在城鎮(zhèn)困難戶家庭、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中等偏上收入家庭，財產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都呈現出下降的態(tài)勢；雖然這種下降是輕微的。只有在最高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財產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才出現了明顯的上升；但其上升幅度只有０．５％左右。從特定時點看，財產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隨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提高而緩慢上升。 以２００７年為例，在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財產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分別為１．１％、１．３％和２．３％，而最高收入家庭則達到４．８％。

    財產性收入的結構，在不同收入城鎮(zhèn)居民家庭表現出明顯的差距，主要表現在：居民家庭收入越低，其財產性收入就越依賴房屋出租的收入。２００７年，最低收入戶財產收入３／４以上（７６．９％）來源于房屋出租收入，而最高收入群體財產性收入的這一比重只有約１／３（３５％）；與此同時，收入水平越高，股權投資對其財產性收入的貢獻就越大，２００７年，最高收入戶財產性收入的約１／３（３２．５％）來源于股息和紅利收入，而低收入戶只有１５．９％的財產性收入來源于股權投資。利息收入占財產性收入比重，以中等收入城市家庭為最高。２００７年，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偏上家庭利息收入占財產性收入的比重分別為１３．９％、１５％和１２．９％，均高于低收入戶家庭和高收入戶家庭。

    從地區(qū)分布看，財產收入的構成大體維持了上述分布格局，即房屋出租收入占比最高，股息和紅利收入次之，利息收入占比最低。上述三種收入占財產性收入的比重，并沒有呈現出明顯的空間梯度變化特征（即便居民收入呈現出比較明顯的空間梯度變化特征）。２００７年，利息收入占財產性收入比重顯著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區(qū)市，主要有天津、河北、吉林、山東、安徽、湖北、陜西、青海等；股息和紅利收入占財產性收入比重顯著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主要有河北、山東、湖北、廣東、海南、甘肅、青海等；房屋出租收入占財產性收入比重顯著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qū)、市），主要有北京、黑龍江、上海、江西、湖南、重慶、廣西、云南、寧夏、陜西等。這從另一個側面表明：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房屋出租收入占比下降、股息和紅利收入占比上升的變化趨勢，主要體現地區(qū)（城市）內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

    二、財產性收入與居民消費

    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從側面反映了居民持有財富的增加。無論是作為重要的收入來源，還是反映居民財富總量變動的指標，財產性收入都應當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

    財富變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通常被稱為財富效應。庇古曾指出：由于工資和價格下跌，貨幣持有量的實際價值增加會導致對商品需求的增加。莫迪利安尼則發(fā)現：家庭持有財富每增加１美元，消費就會增加５美分。生命周期消費理論也認為：消費者對財富增加的預期會影響消費。國內對于財富效應的研究多集中在股票和房產領域，主要側重于股票價格指數、房價指數變動對消費的影響，分析結論通常并不支持存在明顯財富效應的假設（要么效應為負；要么效應為正但不顯著）。但從收入角度入手，就財產性收入變動如何影響消費支出開展實證分析還十分薄弱。一個重要原因，是財產性收入概念是近期才“走紅”的。

    １．財產性收入與城鎮(zhèn)居民家庭消費支出。

    數據分析表明，人均消費支出增加１單位，會導致今后兩年消費支出分別增加約０．２０個單位和０．１７個單位?？芍涫杖朐黾樱眴挝?，會導致當期支出增加０．８２個單位；但對隨后兩年支出的影響卻是負的，分別會導致消費支出減少０．０９個單位和０．３８個單位。財產性收入的增加，不僅不能增加當期的消費支出，還對導致當期消費出現等額的下降；但從長遠看，財產性收入增量的變化，會帶來隨后兩年消費支出的顯著增長：財產性收入增加１單位，會帶來明后兩年消費分別增長１．１５個單位和１．３６個單位；三年合計，財產性收入增長１單位會導致消費支出增長約０．５１個單位。

    ２．財產性收入與農民家庭消費支出。

    數據分析表明，人均純收入增加１單位，會導致次年居民消費支出增長０．５７個單位。財產性收入增長１單位，會導致當年居民消費支出增長２．３４個單位。在推動居民消費支出增長方面，財產性收入并不存在明顯的滯后效應。

    三、初步結論

    （１）隨著經濟發(fā)展和家庭財富快速增長，居民財產性收入呈快速增長態(tài)勢；與此同時，居民其他收入來源也在快速增長。從對居民可支配收入貢獻的角度看，財產性收入甚至呈現出緩慢下降的態(tài)勢。

    （２）從結構看，利息收入占城鎮(zhèn)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的比重呈穩(wěn)步下降態(tài)勢，這反映了居民投資日益多元化的事實。在城鎮(zhèn)居民家庭中，居民家庭收入越低，房屋出租收入對財產性收入的貢獻就越大；而收入水平越高，股權投資對其財產性收入的貢獻就越大。從各地區(qū)情況看：房屋出租收入占比最高，股息和紅利收入次之，利息收入占比最低。

    （３）財產性收入在推動消費增長方面，城鎮(zhèn)居民家庭和農村居民家庭擁有不同的行為模式。出現這種差異，原因在于城鎮(zhèn)居民更多地加入到了“現代金融體系”當中。我國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周期性地R20;大起大落”，將財產性收入與城鎮(zhèn)居民家庭的投資（投機）行為緊密地聯系了起來。股市、房價在短期內快速上漲，刺激了居民的投資和投機動機，居民不僅沒有將這部分收入轉化為消費，反而通過“存款搬家”、擠壓當前消費的方式，將更多資金投入到股票、房地產投資（投機）中，以獲取長期的、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在工業(yè)化、城市化加快發(fā)展階段，城鎮(zhèn)地區(qū)房地產價格持續(xù)快速上漲，也強迫希望遷入城市長期居住的流動人口、期望改善住房條件的城鎮(zhèn)居民家庭壓縮當前消費，以籌集更多資金用于滿足改善住房需求。